脱胎于血与火的民族国家，大多情绪不稳，要过一段意气用事的日子。中国人对此深有体会，新上台的领导者着手解决人民饿肚子问题，便升居伟人。以色列则相反，它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是务实的。苏联之于以色列有大恩，但斯大林露出控制的意图，又想迫害国内的犹太人，以色列立即转投美国阵营；到了1951年，本-古里安想要说服人们，我们主动向仇敌索要公道，这是一种坚决的态度，并不是妥协；此外，铭记德国人的罪恶和收他们的钱是两回事。
即使他们现在不信，时间也会让他们相信。
但是，有些人能够克服时间的冲击——也许是所有人。
“大屠杀”这个概念，并不是暴行发生时就有，事实上全欧洲的犹太人死了多少，这个数字是到二战结束，集中营内幕被揭，战犯受审，才慢慢估测出来。有了数字之后，世人备受震撼，排山倒海的同情倾注到受害民族身上，原先陷入僵局的建国大业，一下明朗起来。以德国为代表，他们认为整个排犹的欧洲都对不住犹太人，没有理由不让幸存者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合法拥有一个国家。联合国在1947年11月底投票通过了一个一地两国的决议，六个月后，以色列在混乱和争议中问世。
有权威统计，“大屠杀”至今仍是互联网上聚讼最多、最敏感的讨论主题（另三个是“上帝”、“希特勒”和“巴以问题”），一个争讼点是死难者数字的出炉过程，及“大屠杀”概念是否有“制造”之嫌，意在助以色列建国。但不管怎样，集中营、焚尸炉、奥斯维辛都是真的，安妮·弗兰克、拉贝日记、辛德勒名单都是真的，母亲忍痛弃女保儿，老人被拔走金牙，全家登上死亡列车……这些，都是真的。
被屠戮过的人群，理应代代记仇屠戮者。就像被砍成两截的虫子，虎口余生的犹太人，前一段生命在地上痛苦地扭动，后一段则在时间的流逝中一阵阵地颤栗，他们总是敏感于迫害，惧怕奥斯维辛的命运重临，哪怕就因为这种惊怕，他们在感情上也永不宽宥德国人。
爱泼斯坦老太太，多年前从长居的美国来到以色列。她就是当年从集中营活过来的七千多名犹太人之一。她才两岁，父母把她托付给一个勇敢而谨慎的波兰天主教家庭，自己赴难去了。足有一百多万犹太儿童，没得到她的幸运。
我偶然见到了她，在一个德裔犹太人档案博物馆里。一位身材高大的浅发女孩陪同着她，我不知道那是她的孙女还是秘书，或者两者兼有。女孩的语速很快，我知道，老太太正在被一些历史收藏者和作者所追逐，这让她的感觉很不好。说穿了，谁愿意做这样的记忆供应商，以一个幸存者的身份？就像一名长期受到公开捐助的人，不得不感谢社会一样，幸存者似乎天生就负有义务，要满足那些希望他们述说的人的期待。
德裔犹太移民是以色列的精英分子，人数众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们在一段录像前驻足良久，那里面循环播放着1920年代的移民踏上巴勒斯坦土地时欢呼雀跃的画面。老太太耳音不太好，但她指着屏幕说，她认识许多德国朋友。
“为什么要结交他们？为什么？”她是在笑，可那是一种重复，一个已重复了无数遍回答时才会露出的笑，得意之中带点自嘲。
“他们怕我，因为我总是冷不防问他们问题：在集中营，**曾经把孩子从阳台上往下扔，你会这么做吗？在隔离区，德国人当众枪杀有孕在身的犹太妇女，你会这么做吗？我身边有许多同胞，一辈子都在为当初救不了自己的孩子而悔恨，对他们来说，活着是种惩罚——你能领会吗？”
他们都怎么反应？
“他们哭了，跑了，呵啊哈哈。”她朝空中弹了一下手指，仿佛那上面有一撮烟灰。
然后她便不怎么说话了。她对我不感兴趣。也许从七十年前开始，她的生命就只剩下唯一一个支点。她用自己的方式惩罚德国人，与此同时又嘲笑自己无意义的顽固。很多犹太人都是如此，表露在外的都是叠加后的情绪。
那女孩给我留了名片，我们有了邮件来往，她邀请我参加下月去听在海法大学举行的一个为期三日的学术报告活动，学院派和民间的学者会来宣读他们的研究成果，主题从奥斯维辛到犹太食品，再到特拉维夫南部的治安，不一而足。有些情况是我事后才得知：她说，爱泼斯坦夫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还有犹太人愿意踏上德国那块肮脏的土地，她自己是绝不会去的，对她来说，寻求和解不是一桩一生的任务，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可是她会坐德国人设计的车吗？她会用德国人生产的相机拍照，吃德国品牌的冰激凌吗？别的不说，耶路撒冷2011年秋天开通运营的那列轻轨车，就是德国制造的。买票坐车的什么人都有，从超正统的犹太教徒到世俗犹太人，再到阿拉伯裔打工仔。
“哦，你啊，”她回信说，“你要原谅她。”
每年有一千名大屠杀幸存者去世——也许没那么多，但足以让人们从高强度的伦理戒律的控制下一点点摆脱出来。事实上，犹太人本来就是自我减压的能手：生活在沙俄时代的先祖们，拖家带口，疲于奔命，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小人物（但不是“贱民”）心态，锻炼出分流情感与理性的能力，如果装殓孩子的棺木能用于投资，他们真会认真考虑一下。然而，在遭到大屠杀的拦腰一击之后，犹太人的神经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仇恨是靠恐惧来巩固的，多少年来，只要一遇战变，或者有别的什么不利于自己的情势发生，以色列人就会想到奥斯维辛，想到世仇德国人。不过，最后一点一点占了上风的，还是犹太人的务实精神。一切取决于你如何认识——8.22亿美元，可以解释为父老兄妹生命的价格，也可以解释为他们留下的遗产。
做一个耿耿于怀的幸存者，实在是太落寞、太难熬了，人们或可理解他们将自己锁死在一个封闭的记忆罐子里，但无法响应他们。像爱泼斯坦夫人这样的幸存者，我只遇到过一位，更多的是像阿达那样的人，彻底享受当下；更多的人，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都已明白，无论多么惧怕奥斯维辛，我们事实上都不可能重新踩到之前自己留在沙滩上的脚印里。
这是一个哭泣的真理，而有时我们哭泣，是因为快乐。
2011年，一位92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德裔犹太人汉娜·什洛米在特拉维夫病逝。她在奥斯维辛关满了五年，胳膊上始终带着奥斯维辛的囚徒编号。我看到一篇报道，在她的90岁生日宴上，有人问：“您可以说说大屠杀吗？”
比起恭维，冒犯更能检验一个人的品格，或许提问者知道老太太正等着这一荣耀时刻。她回答：“我不会让五年毁了我的一辈子。”
德国人，现在已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司机爱理不理地说，“也许是因为犹太人到底发现，自己跟德国人很相似吧。”
但是，伊朗——以色列的大敌，也跟德国人要好着，德国人还卖武器给他们哩。
“我真的不知道，别问我。”
奔驰的奔驰车停在了距大屠杀纪念馆有两百米的地方，空气中好像有种忧伤的因子在缓缓降落。我给了出租车司机两张钞票，他打了个响指，随意地瞥了一眼从一溜校车上下来的、面色凝重的孩子们。以色列的年轻人，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太深，摇头晃脑，步伐松散，漫不经心地说话，当他们不得不敛容时，会显得不自然，如同一把撑开的雨伞突然收进套子里。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是不是淡漠于这场例行的爱国教育。
但以色列人真能把事情做到极致。纪念馆的规模和气势，收罗历史遗存之齐备，建筑之用心，足以震慑住所有在场者，不管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对以色列怀着怎样的态度。通常，树碑立传，建立纪念馆，是一个多少有点迷信的行为，好像在为一个事件加上镇符，让它变成化石，永不再苏醒。在这样的地方垂首而立，不只是为悲惨的过去默哀，也是在向一段不会再来的时光聊作告别。
这应该又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那司机，他现在应该又在拉下一个客人。世界如此广阔，我们不必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