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谋杀
——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
撰文 道格拉斯·哈多（Douglas Haddow）
翻译 数洞团队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或许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辞去上一份工作？”他问道。
关于互联网，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印象就是噪声。就是那种“哔……”显示你终于连上网络了的尖锐而乏味的长鸣声。1993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围在其中一个人刚入手的崭新的Macintosh电脑（苹果公司于1984年推出的一种计算机机型）旁边，掌心冒汗，另有一个人负责望风，随时观察机主的母亲是否会发现我们，其他的人则像被钉在了机器旁，一动不动地盯着Webcrawler搜索引擎（最老的全文搜索引擎）慢慢显示出搜索结果。一幅图像一寸一寸地缓慢加载出来。你可以听到调制调解器每加载一点就往回缩一下，就好像有一把锤子把那些原始像素一锤一锤地从屏幕深处的黑暗中敲出来。一幅呈颗粒质地的、低分辨率的图片显示在我们眼前。画面里是一个女人和一匹马。
此后，我和互联网便开始了一段复杂的关系。所有人都是这样。现在上网的噪音已经消失了，而互联网则已从个别科学怪胎手中演变成了一种无声无形的膜组织，将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网罗链接在了一起。
“我需要一个更大的挑战。”我这样说道。但这是个谎言。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酒馆里，墙壁粉刷一新，混凝土地板擦得锃亮，灯泡在二十英尺高（约六米）的天花板上悬吊着。看起来像一个拍摄成人片的极简派布景，或是一个演奏室。混凝土地板很容易清理。我们都坐在一张公用长桌旁边。只要桌旁某个人的手机一震动，我们都能通过震动的木桌感觉到，而且每隔几分钟就会感受一次这样的震动——当我发现并非是自己的手机在震时，脸上会闪现出一丝沮丧。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一个人问我：“跟我谈谈你的理想道路。”我的眼睛被牵向了桌子那头。那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我们都看起来像三十岁左右。他的皮肤有种奶白色，就像年轻时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亚马逊集团创办人和CEO）那样。他的穿着像试图融入迪斯科舞厅的史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情报组织）情报人员，而且像照搬扎克伯格的衣着一样（Textbook Zuckercore）：外套未系扣的带领蓝绿格子衬衫，里面一件不同灰色混合的带简单图案的体恤，蓝色牛仔裤，还有胶底运动鞋、实用的运动鞋、高科技运动鞋。这是一间科技酒吧，经常光顾的客人都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科技人员，街头的公园现在成了科技园区。在那里，科技人员会宣扬各种奇思异想，或者玩玩类似魁地奇（Quidditch，《哈利波特》里的一种体育项目）这类人人都可参加的非运动型游戏（有人跟我说这种游戏真的是可以让真人玩的）。这个地方就好似一个书呆子的天堂，那里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受到启发而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这也是我想融入这个圈子的原因，因为我想相信这件事可以发生。
“我是社交的狂热爱好者。”我脱口说出了这句题外话。他像个牧师那样沉稳地点了点头。没有人再用“社交媒体”这个说法了，现在都只叫“社交”（social）。
构成我身体的原子坐在这里喝啤酒，为应聘一个职位被一家公司面试，公司专门做线上品牌管理系统。这只是个比较好听的说法，但实际上就是一条为了营销来向其他营销者推销营销的营销者人体蜈蚣。这家公司值十亿美元。你肯定从没听说过它。这家公司就是那种在你面露沮丧地来上班时强制你通过打乒乓球来对抗这种情绪的地方。见见新老板，跟原来的老板没什么不同，除了新老板很在意你是否把他看作全宇宙中一种积极的力量。
我就坐在这里，把冷啤酒送到干涩的嘴边，一边竭尽全力地点着头，装作在听到“关键指标”、“（用户）亲近性”、“控制组”、“变量组”这类词时并不感到心烦。现在是新兴创造型经济的黎明，而我可以从中挖掘机会。此时，我就坐在这里，但我同时在各种电子设备上的网络空间里穿梭。我在Facebook里，也在Instagram里，还有谷歌、Twitter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个我自己都从未得知的空间里。当我死去后，根据尸体处理方式的不同，我的身体可能成为尘土或者空气。但数字化原子永远都会活着，或者说至少在文明消亡前是如此，不管我们最后选择什么方式毁掉文明。
“这个职位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他问道。
当TechCrunch（一个聚焦信息技术公司报道的新闻网站）宣扬颠覆的福音时，是从产业的视角来说的，这种视角把人生在世看作了一系列需要被颠覆的商业模式。TechCrunch的座右铭就是“颠覆或死亡”，但他们从来没提过那些被颠覆的人会怎么样——旅游代理、出租司机以及旅店侍者，还有新闻记者。他们就如同盒子里即将被创新碾压的肉，无力反抗。
“人们对事情有很多想法和点子，但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他们会报名参加很多活动，高级活动，不过有时我就会想——咱们还是先把一件事放在这里讨论讨论，商量出一系列想法再说。我们的想法一致，这让我觉得很受鼓舞。”有个人发话说道。我看看周围，没有找到是谁说的这些话。
周围谈论声四起且内容似乎都刺耳般地相似时，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面试官）的问题上。这些谈论声就像是所有人都在做Ted Talk演讲一样，异口同声地吟诵着古老的时髦网络术语唱经：互动参与、直觉、关系、用户基础、革命。就好像已经变质发酸的庸俗讲话，所用的词汇不是用来表达什么意思，而是一些表明你并不落伍的陈腐符号。这就是商业新语言，华尔街终究会依此找到它们。
其中一个人说：“我用西装在网上换了一条卡其裤和一副墨镜。”但他既没穿卡其裤，也没戴墨镜。“哥们，这是你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他的同事回应道。
这是地球上最无聊的一群人，但这个世界已经是他们的了，而我们只是为他们的世界提供数据。这场游戏很简单：把风险资本变成一个概念，吸引人们的眼球，把数据拿到手，然后去发财。但这个看似粗糙浅显的计划其实自有深奥之处。炒作的面具背后，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不在Instagram发食物的照片，我就没法吃饭。不玩儿糖果粉碎游戏（Candy Crush，英国游戏开发商King推出的一款流行游戏），我就没法蹲厕所。在我Facebook界面上不断发各种内容的人里，几乎半数我都不记得是谁，但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刷他们更新的那些乏味的状态，不忍直视他们那些品味低俗的婚礼照片。在漫无目的的评论、点击和点赞之中，一个崭新的世界诞生了。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我们所做的事情多么无意义，都会被追踪、记录、分类和分析。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雅虎的CEO）曾将这整个过程形容为“就像眼睁睁看着这个星球衍生出一套神经系统一样”。通过这套系统，每个人的行为都成了数据君主的潜在财源，每个行为都是可供识别和开发的信号。
汉斯·格拉斯格（Hannes Grassegger）说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半数字化半物质化的世界，而且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成了半比特化半原子化的人。这些比特字节（数据）已经成了我们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并不拥有它们。”
格拉斯格是一名德国的财经新闻记者，从小在母亲的Macintosh电脑前长大。他六岁生日那天得到了一台Commodore 64（康懋达公司1982年发行的家用电脑）。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叫《我即资本》（Das Kapital bin ich）的书，这本书被欧洲左翼批评为太过资本主义，却同时被右翼批评为是数字时代的共产主义宣言。书中他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为什么我们并非人人都是酋长？
“我们都在分享这些信息。但聪明人却在收集它们，并且把关于我们的数据存在他们的云里，”他指出，“隐私、透明、监管、安全漏洞。我并不想听到这些。这都是对风浪四起的新现状的一种不痛不痒的低估：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再拥有我们自己了。我们已经成了数字奴隶。”
像格拉斯格一样，像每个人一样，我也被骗入了这风浪四起的新现状里，而这骗局的幌子就是关系、友谊和自我表达，让人感觉颇为良好。还有各色的应用、网站和服务供我们分享自己的喜好，恣意而为。而对于格拉斯格，这些平台只是等待开发的全新领地，而收获的利益最终还是这些平台的囊中之物：即我们那些嵌套在字母与数字里被编码了的感受、思想、经历和情绪。现在，这些平台开始利用囊中的“资本”，通过算法和情感分析来挖掘它们；而我们的虚拟灵魂，即便是在我们睡觉时，也在另一个世界里辛勤地劳作着。
对于这种困境，格拉斯格的解决方案是具有实用性的，即建立一个免费的私人化数据市场，在别人对之挖掘利用之前我们先下手为强；这就好比与一个不那么邪恶但依然邪恶的合作伙伴联手对抗现状。他有自己的理由，“在这个全新的空间里，我们必须引入几世纪前人们就在现实世界中竭力维持的权力与自由。权力就是指对于我们自身的掌控权，自由就是指依此权力来为我们自己谋取益处的自由。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帮助我们抛下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强加给自己的稚气”。
“哗啦——！”
一名服务员手里的啤酒杯滑落，摔碎在地板上。但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它，因为他们都太投入了。我发现这个酒吧有种诡异的氛围。这里没有嘲笑，没有讽刺，也没有自贬。每个人都似乎游移在一种认真营造的宁静里。好像每件事，比如“我在Airbnb（2008年创建的旅行房屋租赁社区）里找到了一间很棒的阁楼”这样的事，都包含一些我无法理解的深刻的精神含义。
我在面试官去卫生间的间隙浏览了下Facebook，希望在好友分享的内容里找到一星半点灵感作为接下来的谈话主题。但是我找到的是一篇清单体文章（listicle，即list与article的结合）。然后是一个令人好奇的标题。再然后是一则广告。一则请求。另一则广告。又一篇清单体文章。哦天呐，有人把手机丢了。最后，又来了一则清单文形式的广告，或者是一篇广告式的清单文？
有人告诉我们要去网上冲浪，但最后，网络却奴役了我们。然而当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爆料国家安全局（NSA）监听事件后，我们发现了比做数字化奴隶更不济的命运。这种命运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将所有人类商品化，而是在于使这种商品化成为可能的那种心理殖民主义。
这种恶劣本质其实在6月就显露出来了，那时我们才知道Facebook操纵了近七十万用户的情绪状态。研究中半数被试者被暴露在积极的情绪中，另一半则被暴露在绝望的情绪中。研究Facebook的这批科学家告诉我们，“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是具有传染性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发现我们的行为被（含）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内容）交替影响着。这或许只是一个二次发现。之前也有过先例。我们之前就是如此。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好友称他为B.F.。这位心理学家有个硕大的额头，并试图向世界证明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假象；他也以此出名。但他并非一向这般极端和绝望。他曾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轻人，会写诗歌和十四行诗，渴望成为一个像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的意识流小说家。然而他不幸失败了，也由此认为自己无法写出任何有趣的东西，因为他无话可说。在失意与痛苦中，他认定文学是无关痛痒的，应该被取缔，而心理学才是20世纪的真正艺术。所以他去了哈佛大学，把小白鼠关在笼中，通过积极和消极的刺激来操纵小白鼠的行为，由此提出了操纵条件反射的概念。如今，我们就是笼子里的小白鼠，只是我们不知道笼子从哪里起始，在哪里终结。
他又问：“你对社交媒体未来五年前景的看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