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慧廉：传教士和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传教士的真实面目】
沈迦，1969年出生于温州，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浙江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现居加拿大。另著有《文化人换笔》《温州话》《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等。写作《寻找·苏慧廉》期间，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并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
他虽然热爱中国文化，但也说过中国的文学、艺术都没有深度，他要把深度带给中国，让中国人的精神提升上去。
最近十几年，关于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成为一个很显赫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都在这上面投下了大量的功夫。从利玛窦[1]开始，一直到现代传教士，都有人在研究，研究他们在中西交往之间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研究之下，人们重新发现了这批传教士的贡献：他们不仅使得封闭的中国有了一个可以认识外在世界的窗口，同时也为中国引进了许多新观念、新制度，帮助建设现代中国，也让中国人更加了解自己。
虽然对西方传教士的这个认识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大众层面，多数人长期以来仍相信传统史观的一套，认为传教士们都是西方帝国主义者，他们帮助西方来奴役中国，而我们把他们赶走，就表示中国真正站起来了。或许我们今天不再抱有这么强硬的态度，但顶多就是放弃了原有的史观，可是对于在华传教士到底做了什么，中国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却不一定了解。所以我给大家介绍这本广受好评的书——《寻找·苏慧廉：传教士和近代中国》。
这本书的作者沈迦，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史学家，他以前是《温州日报》的记者，后来移民到了加拿大。他几乎把苏慧廉——当年到中国温州传教的一名英国传教士——足迹所至的地方都走了个遍，把能找到的关于苏慧廉的书籍、报道、书信等资料，也都看了个遍。最后他为这位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名不见经传的西方传教士写成了这部500页的巨著，里面还补充了大量的注释和参考资料，看起来就像一部学术著作。但与其说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因为里面常常能看到作者个人的感悟和观察。比如他是如何追寻传主的历史轨迹的，等等。而通过这样一本书，我们可以窥见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西方传教士的新认识。
关于苏慧廉这个人，我最早知道他是因为他编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就是《中国佛教术语词典》[2]。这虽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编纂的书，但到了今天仍是一部很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乃至苏慧廉在西方的知名度更多是因为他的学者身份，其次才是传教士。有趣的是，苏慧廉尽管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但他翻译了中文里面的佛学词汇，而且因为常常要查考梵文根源，还自学了梵文，才编纂出这部《中国佛教术语词典》。此外，他还将《论语》翻译成了英文。
《寻找·苏慧廉》这本书很好，因为它讲的远远不只苏慧廉本人，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些侧面。例如描写了晚清时候的温州民间，以及中国政局里面的倾轧；抑或在清朝颠覆、共和政权建立之后，当时满洲贵族的生活状况，还有他们的担忧和所遭遇的处境。这些故事都是从表面的大历史看不到的，然而沈迦在寻找苏慧廉的过程中，为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角。
但另一方面，由于沈迦并非汉学专业出身，所以他虽然会谈到苏慧廉的学术成就，却并没有深入去做评析。这是本书忽略的一个面向。苏慧廉作为学者的价值是很高的，他后半生在牛津大学做汉学客座教授，这个位置在他去世之后空缺了八年。本来是留给陈寅恪先生去接班的，但陈寅恪去不了，很可惜。不过沈迦的这个欠缺瑕不掩瑜，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写苏慧廉的。
苏慧廉1861年出生，1883年来到温州，接任传教士一职。当时在温州，西方人的活动还比较少，尽管早就有传教士来到此地，但当地人普遍对外国还很陌生，因此也较难接受基督教。在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传教呢？于是苏慧廉首先需要掌握语言。但他学的不是今天所谓的普通话，而是温州话。他怎么学温州话呢？沈迦说：
传教士不仅用拉丁字母给官话注音，也给各地方言注音。给方言注音，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民众也能读《圣经》。这种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言文字，因始于教会，称为“方言教会罗马字”，也叫“白话字”或“话音字”。……当然，后来的外国传教士也使用这方案学习各地方言。
苏慧廉自然也想到用拉丁字母给温州方言注音……有人说给温州方言注音是苏慧廉的发明，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苏慧廉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因为在他之前（或同时），已有多位传教士用此法为所居地的方言注音。……
温州话因有了苏慧廉这套注音方法，就不那么难读难说了。除了用拉丁字母为温州方言编了一套拼写系统外，苏慧廉还编了本日常用语表。后来赴温的传教士多是用这套办法学习温州话。
而且正因为学的温州话，苏慧廉翻译出了一部温州方言版的《圣经》。而在此之前，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方言译本的《圣经》，包括上海话、福州话、宁波话、客家话、广州话、金华话、杭州话、苏州话、海南话等。这就是传教士的贡献之一，他们意外地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对各种方言发音系统的科学掌握，并编写出了最早的方言词典，甚至是方言版本的《圣经》。
除了语言的贡献之外，这些传教士也学习中国文化，一开始是为了利于传教，然后慢慢也产生了兴趣。在这方面，从理雅各[3]到苏慧廉都是好例子。于是他们当中出了很多汉学家，把中国的学问传播到了西方。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些实际的善事，例如在中国各地创建医院和戒毒所。中国最早一批现代西方医院大部分是由传教士建立的，而所谓戒毒所，目的是帮助人们戒鸦片。
当然有人会说，鸦片本来不也是西方人带进来的吗？在沈迦的这本书里，我们看到苏慧廉自己就做过这类反省，他曾对他的英国同胞说，中国人给了我们茶叶，那是我们英国人今天都应该非常感激的事情，我们却给了他们什么？我们给了他们鸦片。所以可以看到，许多传教士是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中国的，他们真切地希望自己能够为这片广大国土上的百姓服务。而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服务，就是引导人们信教，他们认为这是自己所能给出的最好的东西。
苏慧廉也参与过多家学校的创办，例如山西大学堂[4]和华中联合大学[5]。他女儿谢福芸则创办了北京培华女子中学[6]，这所女中培养出的最有名的学生，大概就是林徽因了。可是今天回想起来，他们办学留给我们的印象好像不那么光彩，为什么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理由是，整个传教士的东来和帝国主义的宏图霸业是分不开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一定是赤裸裸的，还可以表现为某种文化心态，认为西方的文化价值更优越。尽管传教士可能是真心做好事，但他们背后的思路却被某种帝国心态绑架了。例如苏慧廉，他虽然热爱中国文化，但也说过中国的文学、艺术都没有深度，他要把深度带给中国，让中国人的精神提升上去。这一类话在今天听来会显得偏颇，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很多人当时是真心这么以为的。
但慢慢地，当清代的地方官受到某种帝国主义心态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容让甚至害怕外国人。结果就让百姓产生一个印象，认为西方人是可以对中国人作威作福的，又把一切的祸根笼统归结到“洋教”上。再加上民间逐渐兴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终于促成了一场轰动中外的国际事件的爆发，就是“义和团运动”。
若仔细检视义和团运动，会发现它当中充满粗暴色彩。比如这本书里就记录了一件愚蠢的暴力事件：
额必廉[7]后来向英国外交大臣报告时，补充了十二日在平阳县城所发生的事：“……在这个县城中，还有一所教会学校及其附近的印刷室被他们（神拳会众）闯入。作为暴徒们愚昧无知的一个例证，我可以说明：供印刷用的铅字都被拿走了，人们宣称，那些小铅块是外国人的子弹。”
1900年6月的一天，就在端郡王掌总理衙门之后不久[8]，义和拳民终于冲进了北京的东交民巷。这种行为相当于什么呢？那就好像今天有一大群百姓集体围攻北京的使馆区，甚至试图放火焚烧。还有山西巡抚毓贤[9]，在太原唆使义和团大开杀戒，不仅杀西方传教士，也杀信基督教的中国人。这类事件放到今天来看，我们多数人不会赞同，但在当时，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后来这一连串暴行引来了八国联军。我们今天以为八国联军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是我们的国耻，沈迦却提醒我们，八国联军最初成立的名义是保护其国民和使馆，因为清政府在纵容甚至动员国民攻打大使馆。结果八国联军一出动，慈禧赶紧斩首示众了一批“替罪羊”，苏慧廉看着那些被杀的义和团领袖，感慨到：“真是一群可怜的人啊！他们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后才发现自己被严重误导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思考问题很认真，具有爱国心，但是以这两幅旗帜的名义，世界上所产生的恶和善一样多。”
紧接着八国联军事件之后的，是“庚子赔款”[10]，中国向义和团运动当中受到牵涉的国家进行了大量赔偿。不过后来，一些国家退回了赔款，用作中国的教育基金，清华大学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此外也包括山西大学堂等其他学校的建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就是因为有一大批传教士，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李提摩太[11]，也包括苏慧廉，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那些拳民太愚蠢了。中国人需要的是教育，而不是被报复。所以李提摩太甚至建议清政府不要再扩大抓人和斩人，因为那些人其实也很可怜，他们是被煽动起来的。
历史是非常有趣的，后来辛亥革命时山西杀满洲贵族，毓贤的女儿逃命，躲进的却是当年她父亲杀害的西方传教士的教堂，希望那些老外能保护她。因为她知道，革命军杀满州人，但是不杀老外。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号西泰，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2]这部词典至今都是佛教研究领域最好用的英文工具书。
[3]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也是近代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
[4]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创立于1902年，由山西巡抚岑春煊和英国人李提摩太共同创办，与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和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一道，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1906年苏慧廉出任山西大学堂校长。
[5]1911年苏慧廉离华返英筹款，拟筹办华中联合大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此计划落空。
[6]北京培华女子中学创立于1914年，林徽因曾于1916年就读该校。
[7]额必廉（Pierce Essex O'Brien-Bultler，1858—1954），英国领事官，历任烟台、厦门、云南、奉天等地领事。1900—1901年任温州领事。
[8]端郡王，即爱新觉罗·载漪（1856—1922），于1900年6月10日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唆使义和团入京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9]毓贤（1842—1901），字佐臣，1900年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制造了“山西教案”，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之后被清廷下令处死。
[10]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清廷向列强宣战。1901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
[11]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他是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对维新变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