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早已等在厂子门口了，夜里感觉的整个家族都在热盼盼地等待其实是不存在的，大哥的厂子已经放假，给大哥打工的三哥、两个侄女侄子已经回到自己的小家，二哥的厂子，却在街后的另一条胡同。见到车，大哥笑吟吟迎出来，胡子拉碴的脸上布满了等待的倦意。因为后备箱里的东西需要凭记忆分配，我没有时间跟大哥多说什么。和大庆一起陷入一件件识别区分的忙碌时，大哥和侄子站在车旁，故意大声说些车胎和路况的事，以遮蔽我和大庆因为识别错误而有可能造成的争执。还好，大庆已经霸道地表达了态度，在小节上开始让步，比如在我把给公公的酒记错了拿下来时，他会小声说，“不对，这是给爸的。”对于大哥，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他几乎年年如此，在厂子工人都放假之后，一个人空荡荡地等在这里，等着这父亲般的意愿得以实现的一刻。可是大哥和侄子一样，从不因为亲情的需要强留我们，当听侄子说他的姑夫着急回自己的家，二话没说，立即逼我们上车。只是在抹车时他大声跟了句：“后天早上早一点回来。”
婆家就住在歇马镇东边，一块坡地上最新建起的一幢小楼的六楼。和城市不断向郊区延伸扩张一样，小镇也一日日把曾经耕种的野地揽入囊中，公婆之所以情愿变成小镇的囊中之物，并不是开发商占用土地之后的回迁，而是从供销社系统退休回家的公公和邻居经常打架的结果。邻居的马钻进了公公门口的菜地，公公就用铁锨让马的后背见红，到邻居大白天进了公公的家掀了一家正吃饭的桌子，公公就把电话打给远在城里的儿子，声言绝不在农村住了，抻断腰筋也要进镇，也要上楼。被开发商占了地盘的老辈人，动迁时还要哭叫着不愿意，公公住在小镇八竿子打不到的乡下，却哭叫着要求上楼。
抻断腰筋的自然不是公公，而是在城里工作的大庆，他跟与公公住在一起的弟弟弟媳商量，卖掉海边的瓦房，不足的钱由他补贴。但事实是，你告别烦恼是有代价的，从此没了房前屋后的菜地种了，一日三餐一张嘴就得掏腰包，日子一下子就不是日子，而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用公公一点退休金打发无底洞，过日子的从容从此便不再有了。有一回婆婆在电话里说，上冬以来，才买了一百斤大白菜，大庆一听急了，连夜回家送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里回家，我们的专车真是要多重要有多重要了，因为它是一家人打发新年的全部指望，大到五十四响的礼炮，小到一盒火柴，大庆全都备足了，把电话打过去，告诉就要到了，除了婆婆，公公、弟弟二庆、弟媳回菊，他们的女儿小栓，全都等在楼下。
一下了车就被小栓紧紧拥住了，“大娘，怎么才回来，想死俺了。”看着小栓干巴巴的小脸儿，郁闷之气不由得就贼似的溜走了。都当了人家大娘了，还有脸郁闷！于是拽住小栓的小手，虚情假意地说：“大娘也想你呵。”大庆的决定其实是对的，与其让一家人眼巴巴地盼着，不如早一些让他们如愿以偿。公公往楼上搬东西时，不时地东张西望，似乎特别希望被人看见。他并不是一个虚荣的老人，都因为和邻居打仗，得罪人太多，心里就多了些邻居的眼神儿。大嫂说，她上市场买菜经常见到我的公公，他穿得干干净净，背着手，挺着胸，什么不买也要在集市上转悠，给谁看似的。
不管有没有人看见，那些被我们算过无数次，一遍遍写进单子，一件件从超市搬进城市的家里，又一件件从城市运回的东西，终于心安理得上楼了。说心安理得，是说关了门，公公高音大嗓地发布命令：“都来家了，吃饭！”大庆的成就感显而易见，第一个操起筷子，夹一块切好的猪肝，夸张地大嚼起来，似乎最有资格吃饭的是他。其实我知道，他是有意向家里表示自己的底气，公司效益好，分了一万块钱奖金，他腰包里，还有为父母备好的六干块钱压岁钱呢。我没有上桌，因为婆婆还没上桌。自我们进家，婆婆一直在厨房里忙活，孙子过去叫她，她抖着瘦瘦的肩膀直喊：“你们先吃俺还早着哪。
”其实我知道，婆婆这是故意，她不上桌我们当媳妇的就不能上桌，她并不是不愿意媳妇上桌，而是都上了桌子太挤，她愿意一拨一拨分着吃。可是她的想法从未得到公公理解，公公立即竖眉瞪眼，冲着厨房：“你什么毛病，你不上桌儿媳能上桌？都回来了，不就是图个团圆。”如果说打怵回家过年，那么最打怵的事儿就是吃饭了，因为要团圆，一家人必须挤在一张桌子上，大家膀挨膀地挤着，无数双筷子在桌子上翻飞，你觉得根本不是吃饭，而是受罪。因为你常常不知道筷子该往哪伸，要是婆婆动不动端一盘菜让来让去，一不小心撞倒一只酒杯，你恨不能变成那只酒杯里的酒，顺桌缝赶紧溜掉。
婆婆从不敢违背公公，她带着五岁的大姑姐姐改嫁程家，就像一条走错门的狗，公公从没给过好脸子。一些年来，公公在外，扔她一个人在家拉扯孩子种地过日子，死去的前夫的兄弟过来帮忙，公公的疑心就乌云一样在家庭的上空翻滚。据大庆讲，每年回家过年，他都借酒发疯，搅得家里鸡犬不宁，退休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他跟邻居打架，是不能看见邻居凑在一起，一看见凑在一起就以为人家在议论他，于是故意借牲畜找碴冲人家发火。种了一辈子地的婆婆之所以忍心扔了地，抻断腰筋也要上楼，就因为受不住公公的折磨。
婆婆顺从，这回家的第一个午餐就有了团圆的模样，我挨着弟媳回菊，回菊挨着婆婆，我们三个女人几乎是侧着身。只要都上了桌，团团圆圆围在一起，公公就大功告成，就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姿态，酒杯在唇边咂得直响。这种时候，第一个退席的总是大庆，就像刚才夸张地嚼猪肝一样，他夸张地把筷子伸这伸那，没一会儿就放下筷子，伸腰腆肚站起来，说饱了。我扒几口饭也放下筷子，说根本不饿。其实早就饿了，一早从家走就慌着没吃好。二庆见我们离席，不解地说：“唉，还是城里人肚里有油水呵，刚上桌就饱了。”婆婆狠狠剜他一眼，之后把目光移过来，不安地看了看我。
为了不让婆婆不安，为了让一冬连大白菜都不舍得买的家人吃一顿好饭，我说：“妈，爸，你们慢吃，我这会儿回去一趟，回去看看母亲和大嫂。”婆婆立即松口气，挤满皱折的眉头顿时一亮，“去吧去吧，你老妈不知怎么想了呢，不用着急回来，住楼了家里也没什么活儿。”下了六楼，来到街上，一股生冷的风扑怀而来，心情一下子轻松多了。我轻松，不仅仅因为终于可以回自己娘家，而是我再也不用去想大庆吃饱没吃饱了，再也不用去听公公响亮的咂唇声了，再也不用和婆婆一起为二庆的不懂事紧张了。大庆吃不饱，心里还是有些不好受；公公餐桌上从不跟儿子交流，这样的氛围我不习惯；而在这个家里，二庆的存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的导火索，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公公引爆，公公一直以为他就是婆婆对他不忠的产物，他们因此从不搭话，同在一个屋檐下，却谁也不肯正眼看谁。
只要年不过，小镇上总有人在忙碌，三轮车摩托车不时地擦肩而过。从街东到街西，不过二里地，可这二里地的短街可是十里八村的商业中心，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烟酒的，卖服装的，拍婚纱照的，美发的。日子总是需要出口和入口，就像人总是需要吃喝拉撒，正是为了满足十里八村人们吃喝拉撒的需要，脑瓜灵活的人们就迅速成了这需要的主宰者，这主宰者汇聚的地方就迅速成了小镇。婆家不是主宰者，可它攀高枝似的挂在小镇的一头，以实际行动印证着报纸上说的农村集镇化建设的进程，实在是方便了我。要是原先，婆家住在镇南十里以外的苇子埔，即使再想远离婆家的餐桌也是做不到的。
我的娘家其实就在修配厂后院，拐出厂子侧门胡同一转弯就上了楼。午前回来，如果不是大庆着急，上楼跟母亲大嫂报个到也是很方便的。所谓娘家，就是大哥大嫂家，母亲年老之后，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侍候老人，可以说大哥大嫂就是我们的芯子，就像一支蜡烛的芯子，他们以对老人长久的热情烛照着申家这支人的日子。在乡下，只要有两个以上子女，只要不是儿女不孝让老人单过，似乎每个家族都有这样的芯子，他们天长地久侍候着老人，他们因侍候老人而在年、节到来之际，成为所有儿女们的中心。他们最初成为芯子，要么因为儿子孝顺又有威风，媳妇再差都能被镇住，要么就是因为媳妇贤惠，所谓好儿不如好媳妇。大哥大嫂既属于前者，又属于后者。
大哥孝顺，大嫂贤惠，可是什么事都架不住天长地久，一日三餐盘来碗去，一年四季洗洗涮涮，再好的脾气也会受到挑战，再有耐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磨损，尤其大嫂侍候了两代老人。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十八口人的大家庭解体，父亲母亲选择跟大嫂时还带着奶奶。尤其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小镇，联产承包后还分到一大家子人的土地。侍候奶奶活到九十六岁，送走瘫痪三年的父亲，一边种地，一边侍候包括我在内的一大家子人吃吃喝喝，大嫂这棵芯子磨损得已经不是脾气和耐心，而是身体。她一日日口干舌燥，得了那时的人们闻所未闻的糖尿病，可谓一代人的先锋。当大嫂以孱弱的身体摇曳着她微弱的烛光，过年，已经是大嫂最最恐惧的事情了。午前，之所以没有坚持上楼先跟母亲报个到，就因为那时临近吃饭时光，留我们吃饭大嫂会打憷，不留，又觉得说不过去。
为我开门的是大哥，见我这么快又回来了他有些意外，立即冲里屋喊：“贞子回来了。”大哥这么喊，显然是为了告诉母亲和大嫂。母亲听不见，大嫂却应了一声后，挺着被大红毛衣裹着的浮肿的身体，慢腾腾走了出来。
大嫂糖尿病已经有了并发症，视力减弱，末梢神经麻痹，肾脏损坏，心血管老化，每餐前都要往腿上扎胰岛素。拖着这样的身体，打扫屋子里的卫生，洗床单被单，打发大哥厂子里工人送来的鸡和猪肉，准备供桌上的供品，每到年根，大嫂都注定大病一场。可面对大嫂，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能把年从日子中剜去，如果不能把母亲永远接走，任何安慰对大嫂都不管用。曾劝大嫂用个保姆，大嫂大动肝火，“俺这女人就废了吗？”从此再不敢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年把母亲接城里住几个月，再就是像现在这样，走近大嫂，紧紧握住她的手，问她身体最近怎么样。
大嫂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知趣地推开我的手，朝南屋指了指：“妈在窗上望你呢。”冲母亲走过去，她根本没有听见。她盘着腿，端坐窗边，直直地朝外看着。为了母亲的习惯，大哥在楼里为她盘了炕，把暖气片装在下面。坐在炕上向外望，可以说是母亲每一天的功课，在窗的外面，在她视线所到之处，能看见大哥厂房的院子，能看见大哥的身影、三哥的身影以及侄子侄女的身影。大哥厂子放假，望不见他们身影，她望的自然就是我了。拍一拍母亲的肩膀，她慢慢转过脸来，被盼望熬红了的眼仁突然蹿出火苗，仿佛在说，“你怎么才回来？”母亲目光热烈，却没有语言，因为耳背而长期陷入孤独中的母亲已经不习惯运用语言。可她的眼神常常比语言要复杂一百倍，在那火苗蹿出的瞬间，忧伤、无奈、虚空，种种难以说清的情绪都云雾一样弥漫出来，我的心一下子就疼了。
过日子过的就是女人，大嫂身体出了问题，没人制造热闹的氛围，这年三十的前一天，芯子的家真的是要多冷清有多冷清了。大嫂的身体出了问题，侄媳们本该提前回来忙活，可是侄子一年到头在修配厂上班，三天两头回家蹭饭，大嫂已厌倦他们提前出现。这正是母亲忧伤和无奈的根本，也是大哥每到年根都通过电话一遍遍向我传递家里隆重等待的原因，是他明知道这个家的热闹不再，才故意渲染它的热闹，就像大嫂自知青春不再，却反而要穿大红衣裳一样。问题是，大哥家确实热闹过，那时还在乡下，大哥还只是工厂里一名技术工人，可那时一到过年，不用说年三十的前一天，提前好多天大嫂家就有了客人了，奶奶的儿子闺女从北京沈阳回来，母亲的舅舅从海城回来，不但把申氏家族的人引来，把整个村里的人引来，还要把母亲娘家的人引来。
一腊月一正月上桌接着下桌，大嫂扎着围裙，把一个家搅扰得热热闹闹。大哥轴承轴心一样迎来送往，备受夸奖的就是母亲，“你老太太真摊了个好儿媳，真是太有福气了。”于是不管是大哥，还是母亲，脸上都像抹了油，光彩照人。如今可倒好，大哥有一个偌大的厂子，有发达的事业，有足够的钱为年挥霍，却因为没一个健康的女人为他忙活，清冷就像贴在墙上的宗谱，有名有姓，条清缕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