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驱逐家里的冷清，我回转身来到客厅后，真的就去看墙上的宗谱。申家的宗谱上写有七代人的名字，最远的，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最近的，是我的父辈。我们这辈，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六个，他们都只活了几个月，我上面的姐姐倒是活到五岁，却因为她是女的，上不了申家的宗谱，只能在供桌旁边单独设个牌位。宗谱两侧，有两联盛开的荷花，巨大的叶子展示着昌翠的面貌，而它的上方，贴有一幅长长的横批：祖豆千秋本支百世永言孝思。千秋，百世，孝思，我属于哪一秋哪一世？我对祖宗有没有孝思？我故意问大哥，爷爷的爷爷到底是谁，是申桐还是申芸。大哥终于找到制造热闹的机会似的，立即走过来，夸张着认真：“是申桐，就他是国子监太学士，回来时还在咱家前边的岭岗子盖过一座三进三出的房子，那房前廊柱下的石鼓现在还在。”一些年来，守护着被掩埋在地下一百七十多年的荣誉，大哥活得空洞而充实。
说空洞，是说他从没为家务繁重的大嫂做一丁点事，哪怕是盛一碗饭；说充实，是说他因为家族曾经的繁荣，很小就人在小镇胸怀世界了。中国和哪个国家建交，以色列和哪个国家不和，仿佛那才是有过国子监祖宗的后人最该关心的事情。从乡村搬到小镇那年，他领着二哥三哥和侄子，去老家前边的岭岗子，把两个石鼓拉回家，放在院子门口。从那时起，大哥动不动就跟人谈起祖宗的国子监，听不懂的人还以为我们的祖宗蹲过监狱。每当这时，大嫂都嘴一瘪，没有好气地说：“屁，讲那些虚的有什么用，有本事帮老婆干点活好不好，只顾祖宗不顾老婆，这种人怎么就叫俺摊上了！”本是为了家里热闹，却想不到触到了大嫂敏感的话题，我脸忽的一热，立即扭转方向，转向大嫂，漫不经心地说：“可真的大嫂，我怎么忘了，给你买的衣裳试过吗？”大嫂坐在沙发上，懒洋洋地斜过一眼，有气无力地说：“胳膊腿都硬撅撅的试什么试。”要不是为了躲避自设的禁区，我是不肯自寻尴尬的。有一首歌曾这么唱道：即使你给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
这是一个被爱掏空了的人的感叹，大嫂不一定会唱这首歌，但我相信面对我们申家，她一定就是这种感觉，跟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付出相比，即使给一件镶金边的衣裳又能怎样！本是为了躲避狼窝，最后却掉进了虎口。我笑吟吟地看着大嫂，心里却突突突慌跳不停，因为大嫂极有可能再跟一句，“别像五叔似的，来家头三天甜言蜜语，过几天就不是那样了。”和我一样，五叔也是从乡下走出去在外的人，五十年代他考入鲁迅美术学院时，在辽南这片土地曾传为佳话，他是在考场用石膏塑像被现场录取的。我们拖着脚步离开了故乡，走出长长的道路，却把母亲亲人永远撇在了乡下。于是和我一样，奶奶活着的时候，循着这长长的道路，他每年过年都要回家。每一次回家开头几天，都对大嫂百般地好，说尽了感激的话，就差给大嫂跪下了，可是三天不到，当他在二大爷和四叔家转够了，听到一些有关大嫂跟奶奶说话声音和表情不怎么好的话，立即变了样，掌握了证据似的回来跟大嫂讲理，“侄媳妇，你怎么能跟你奶奶扔脸子！”大嫂身在局内，不能辩解过日子哪来那么些好脸子，大嫂又要强，不能去找二大爷和四叔对质，就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大嫂的冷漠，也是因为尝够了这样的苦果。
五叔简单好冲动，永远不知道一个在外的人跟“家”是什么关系，当你把赡养父母的责任转给了别人，你也就不再拥有讲理的资格，尤其侍候你母亲的是跟母亲的血缘毫无关联的人。但这并不意味我不理解叔叔，当听说你日夜思念的老母在承受衰老的同时还要承受别人的脸色，心自然就疼了，比如刚才看到母亲趴在窗口的刹那。母亲一天天往外看，看她厂子里的儿孙是真，也因为疾病缠身的大嫂没有好脸色。
事实上，在我这个小姑子面前，大嫂还从未说过难听的话，不管多么委屈。我紧张，都因为对大嫂过于在乎，不希望她有丝毫的不快。倒是后来，大哥突然想起我买的衣服和所有年货还在楼下，下楼去拿时，大嫂说话了，大嫂说：“贞子，俺实在不爱动，妈的头还没洗，你给洗洗吧。”终于可以和母亲独处一室了，这是我和母亲最最幸福的一刻，它本来可以早一点到来，比如午前进院的时候，比如刚才进门之后，可是为了丈夫舒服，为了侍候母亲的嫂子舒服，还是将它推迟了。不过这对母亲，并没有什么不好，关上卫生间的屋门时，她笑吟吟地看着我，小声说：“这就对了，你回来主要是看你嫂子，不能先看我。”听完母亲的话，一股热热的东西止不住就涌上了喉咙。
母亲永远是这样做人做事，当不能把别人的心情安抚好时，她就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好的心情。可是，就在把母亲头发弄湿，准备抹洗发精时，母亲突然抬起头，瞪着陷进深处的小眼睛说：“你，你怎么没给你嫂子买东西？”母亲小心翼翼，生怕一不留心把买的东西吓跑的样子，我深深地冲她点点头，我的意思是告诉她买了，之后故意大声说：“咱们快点洗吧，等会儿出去给你和大嫂试衣服。”不仅仅是衣服，各种酒，饮料，各种肉肠鱼肠，各种皮冻，干果全部拿上来了，大哥居然让门卫帮他往上搬。大哥的想法我能猜到，是想让大嫂高兴，因为一些熟食品根本不宜往屋子里放。当我从其中的一个包裹里找出给母亲和大嫂买的衣裳，母亲顿时喜上眉梢，仿佛我终于用实际行动为大嫂一年的付出做了补偿。
虽然大嫂早就不觉得这是补偿，但有和没有还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嫂的生活中物质超出一般的丰富，回家过年却还是不能空着手的缘故。你表达的是一份心情。那件肥大的紫色羊绒外套，使大嫂肿胖的脸反而有了一丝华贵之气，对着镜子的大嫂嘴角有了笑意，“还是贞子会买衣裳，要不俺这老样子简直不能看了。”大嫂对我这方面的信任我是知道的，只不过让大嫂表达出这样的信任需要漫长的过程，你不能一进门就拿出衣服，你得漫不经心，你得让大嫂觉得一件衣服并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大嫂的身体；你得在对大嫂的身体有了充分的在乎之后，再自然而然拿出衣裳，就像现在。我的鼓舞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回家过年有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嫂高兴，大嫂高兴母亲就高兴。大嫂高兴了这个芯子上的光才有可能明亮。见大嫂脸上有了明亮的表情，母亲立即说：“别在家磨蹭了，赶紧回去吧，一年一年在外面，过个年，还不得帮婆婆干点活。”母亲撵我走，预示着我已经大功告成了，从大嫂家出来，听身后的门被母亲慢慢关上，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就像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冬天日短，从娘家出来，西下的太阳已经把小镇罩了一层昏暗的面纱，见天色已晚，我真的有些着急了，大庆最在乎我在公婆面前的表现，他的想法和母亲一样，一年年在外面，过个年，怎么说也得帮婆婆干点活。当然也都是我这种从封建大家庭里出来的女人给婆家人养成的习惯，刚结婚那几年，我可是太卖力了，包着头巾，蹲在灰尘飞扬的灶坑里往锅底填柴，与山村妇女一无二致。这几年年纪大了，热情锐减，大庆的想法却从不改变。可越是着急就越是有事，在一家小卖店门口，我居然遇到了三哥，他正在往家买啤酒。
三哥看见我高兴得什么似的，“远见什么时候把你们接回来的？”“中午，十一点多钟吧。”这么告诉三哥，本是再正常不过，他放了假，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在修配厂里看见他，可是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歉意，好像没在第一时间告诉三哥是不应该的。
想一想，有这种感觉，都因为跟三哥感情太深了，或者说三哥对我太在乎了。在母亲生的十个孩子中，他是离我最近的一个，但小时候我们并不亲，他十几岁胡作非为时从不带我，要说亲还是我有了儿子之后。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孩，每次开货车进城都来看我儿子，儿子惦记舅舅也一点点深化了我们之间的惦记，尤其后来他不开货车，进了大哥的厂子给大哥打工，每天都能看到大哥流水一样进钱，自己却挣有数的月工资，对他每日都在经历的不平衡感便有了深刻的惦记。
三哥面容憔悴，干生生的脸上没有一点肌肤应有的光泽，他笑呵呵地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类似母亲看我时才有的热烈，“我挺好的，大哥昨天格外给了我两千块钱。”由于知道我的惦记，不等我问，三哥就自动说出。兄弟之间有了巨大差别三哥也许能够消化，毕竟能力不同，三哥最崇拜的人就是大哥，他十几岁时，大哥在我们家的家庭会上用过一个词，“话又说回来”，是为了表示更复杂的意思，三哥第二天就学了去，多么简单的事他都要把“话又说回来”，我是说，比任何别人都忠心耿耿为大哥操心，却并没得到比任何别人都多的工资，三哥受到了煎熬，三嫂把他的煎熬告诉我，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劝三哥，让他想明白他现在只是一个工人，而不是大哥的弟弟，不要投入更多的感情，你不投入，也就不想回报。可三哥是人而不是机器，尤其他生性厚道，对大哥有一种愚忠。于是，他做不到不投入，他投入了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时，我这个妹妹就特别想掏自己腰包。
从包里拿出五百块钱，三哥坚决不要，连说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和大嫂一样，他对厂子的热爱和付出，就是给他一个明媚的春天，他都不会觉得拥有花朵。但只要你献出花朵，三哥眉宇之间，立即就有了春天般的光亮，他的脸甚至闪出一缕热腾腾的红，连连摆手说：“快往家走吧，初一早点回来。”大庆确实生了我的气，他往手机上发了好几个短信，见我不回，就打电话，手机在他身边响起时，才知道我根本没带手机。
于是，没有通过手机说出去的话就在暗中扭曲了他的脸，推门进屋，他看我一眼，立即转身，给我一个愤怒的后背。
我脱了外衣，赶紧钻到婆婆和回菊忙活晚餐的厨房里。厨房太小，站不开三个人，婆婆坚决不让我进，说，“可别沾手啦，饭菜就好，一会儿就吃饭。”我只有站在厨房外面的方桌旁，用夸张的声音向婆婆汇报大嫂的身体，母亲的等待，与三哥的相遇。我的汇报无疑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不让婆婆觉得我在跟大庆怄气，又让她知道我回来晚确有原因。其实婆婆的收获还远不止于此，当听我说大嫂家特别冷清时，她啧啧啧直咂舌头，一边叹息一边说：“嗨，真是的，光有钱有什么用，过日子还是过的人。”似乎她对家里的热闹非常知足。
不觉间又要吃饭了，本来就打憷吃饭，再加上没有亲自下厨，心里更是多了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庆也是对的，你能在家里抢上下厨的机会，等于为自己能够放松地吃饭开辟一条道路。这样的机会失去，就只有另辟蹊径，比如擦桌子摆椅子拿筷子，比如嘱咐儿子给老祖宗上香。公公家早先从不供宗谱，我结婚时曾暗示过他，他却异常激动，好像想不到我一个读书人会如此愚昧，并发誓说：“我程有汪信科学就不信鬼神，邓小平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后来，邓小平去世那一年，他突然请回宗谱，并让婆婆到我的母亲那学习做供饭，插供花。不知道是老和邻居打架，日子在暗中有了对手，在自己力量不支的时候，终于需要鬼神的帮助，还是对婆婆的怀疑没有随年老而减弱，反而越来越重，希望有什么外力让他从痛苦中解脱，反正他一反常态，烧香磕头十分虔诚。仿佛邓小平去世，鬼神就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了。
可是，我为自己另辟蹊径的举动不但没有帮自己，反而使道路更加拥塞，因为挂了宗谱，还要请“年”，所谓请“年”，就是上坟地把祖宗从地下请回来，而现在，才是年三十的前一天，请“年”的仪式还没有启动，挂在墙上的宗谱只是一个虚设，上香祖宗也不知道。儿子好奇地在供桌前点燃一炷香时，公公突然就从里屋冲出来，“‘年’还没请回来谁叫你上香。”弄得我十分尴尬。好在听说是我，公公收回就要发作的情绪，悻悻地回了屋。
努力反而制造了反作用力，接下来的时光，我彻底打消了参与到婆家过年气氛中的积极性，无论是吃饭还是看电视，无论公婆看我还是不看我，我都只淡淡地笑着不说话。我的情绪迅速就被大庆捕捉到，刚才还是紧绷着的脸立即放松开来，处处寻找机会搭我的目光，我不给目光，就偷偷戳我的肩膀，并故意大声说道：“贞子，你把衣服拿出来给爸妈试一试呀！”大庆的表现，使我想起下午我在大嫂面前的表现，为了这过年的气氛，我们谨小慎微，神经兮兮，我们的样子就像“年”是个什么易碎的物体，一不小心就会把它弄坏。触及这一点，我立即做了调整，站起来，朝沙发后边的一堆包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