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电视新闻记者型主持人概说
“记者型主持人”这一提法近年来在内地的电视新闻界中十分盛行，对此，人们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这不过是按照日美电视台的称呼，对负责发布新闻的“主持人”或“记者”换汤不换药的称谓；有的说这主要指那些能够担任主持人工作的记者；有的说这是一个偏正结构的短语，主要是指那些能够像记者一样去新闻现场采访的主持人；还有的说这是比播音员更高层次的，能够即兴播音的主持人……如此种种，莫衷一是。笔者也曾做过这样的思考，为什么没有“记者型播音员”或者“播音员型主持人”这类提法？为什么唯独把“记者”和“主持人”组合在一起呢？追溯一下这三者的源头，我们知道，“记者”在纸质媒体时代就已经出现，“播音员”和“主持人”最早都是出现在广播节目中，其中“主持人”的首次出现也并非是在纯粹的新闻类节目里。因此，为了探寻“电视新闻记者型主持人”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应该先回到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产生的源头，梳理三者发展的历程，这样才能为“电视新闻记者型主持人”的研究打下基础。
第一节 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发展历程
一、记者
最早的职业记者出现在威尼斯，因为“在14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稀疏疏地出现了资本生产的最初萌芽”（［德］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1版，第2卷，P222。），威尼斯作为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众多商贾汇聚在这里，他们迫切地需要了解各国信息，于是，有人投其所好，收集各方消息，手书成当天的消息或刊刻成报公开出售。据《苏联大百科全书·报纸》记载，威尼斯曾有过新闻记者工会。法国人淮尔在《日报期刊史》一书中也指出，当时的威尼斯“甚多新闻记者，均系素执此业”，这些“执此业”的人被称为报告记者、报纸记者或者手书新闻记者。
在我国，“记者”一词是根据英文单词“reporter”翻译而来，“者”是文言词语，作“人”解。如：读者，即读的人；作者，即写的人；记者，即记的人。能够“记的人”很多：法院的“书记员”，开会的“记录员”都是“记的人”。但是“记者”这个“记的人”却非同寻常，西方称其为“无冕之王”；斯大林称其为“社会活动家”；毛泽东称其为“宣传家”。
在我国含义与英文中的“reporter”相对应的“记者”，最早出现于近代报刊上。1899年3月，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第七、八期刊出的《时事十大新闻汇记》中最早出现了“记者”这个称谓；《申报》实行业务改革，再一次提到了“记者”这个称谓；1912年，“记者”这一称谓已普遍被新闻界人士接受。此后更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二、播音员
我国的人民广播播音事业从起步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光辉历程。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开播，徐瑞璋（麦风）成为人民广播史上第一位播音员。（姚喜双：《播音学概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5，P185。）她在革命圣地延安发出的第一声台呼“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宣告了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标志着人民广播播音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齐越和丁一岚登上天安门城楼，现场广播开国大典的盛况，人民广播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齐越：《献给祖国的声音》，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P99。）
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沈力成为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20世纪60年代，赵忠祥被选到电视台，成为第一位男播音员。（姚喜双：《播音学概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5，P215。）
1963年，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招收播音专业学生，我国从此有了培养播音人才的正规院校。20世纪80年代，播音专业扩大为系，培养了像敬一丹、罗京、李瑞英、康辉、海霞、郎永淳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毕业生，为电视播音事业做出了贡献。（同上，P218。）
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专职播音队伍已经发展到几万人。
三、主持人
（一）广播节目主持人
1928年，荷兰对外广播开播了第一个主持人形式的节目《快乐的电台》，节目集娱乐性、知识性和新闻性于一身，主持人艾迪·勒达兹对节目的定位是“以一个家庭为对象，语言生动、亲切并富有人情味”，这个主持人节目延续了四十多年，艾迪·勒达兹也被人们认为是“历史最悠久、最富有个人独特风格的国际广播节目主持人”（参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英国、荷兰对外广播概况》，1980。）。
在我国，广播节目主持人最早出现在1981年，当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空中之友》栏目，徐曼成为我国第一位广播节目主持人，她“甜而不腻、软而不糜、轻而不浮、美而不妖”的播音语言和亲切自然、柔和真诚的主持风格在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收获了大量听众，直接推动了以直播节目为主体的广播节目的改革，催生了一大批广播节目主持人。
1986年，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大众信箱》栏目开播，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推出谈话类节目《蔚蓝信箱》……徐曼、傅成励、李一萍、李东、侯桂兰等由播音员成长起来的主持人以扎实的业务功底、清新的主持风格赢得了听众的认可和喜爱。
20世纪90年代，面对电视后来居上的冲击，各地广播电台相继开办了受众细分化的系列台与之抗衡，伴随着交通、音乐、股市、健康等服务类专业台的广泛设立，广播节目主持人更加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他们以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
（二）电视节目主持人
二战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开始了《这里是伦敦》现场报道节目的主持，默罗勇敢地站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大楼的楼顶进行《这里是伦敦》节目的全程直播。战后，《现在请看》开播，广播主持明星默罗走到电视观众面前，这是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先声。
在我国，第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出现在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节目开播，电视记者庞啸集采、编、播于一身，主持了《包产到户以后》《白天鹅之死》《冯大兴的下场》等数十期节目，节目“通过对某个新闻事件的深入调查、分析，说明某一个道理，引起受众的思考，以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庞啸与观众平等谈心，为观众穿针引线，或总结提示，或借题发挥，或阐明观点，开创了夹叙夹议的新形式”，（叶子：《电视新闻节目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P318。）庞啸也成为我国最早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20世纪80年代，电视节目主持人大量出现在非新闻类节目中，如服务类节目《为您服务》、知识竞赛类节目《国际大专辩论赛》、文化类节目《话说长江》和综艺娱乐类节目《正大综艺》等，主持类节目成为播出主体，陈铎、孙小梅、叶惠贤、杨澜、倪萍、丛薇等一批群众喜爱的主持人开始占据电视荧屏。
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进步、人们信息需求和民主意识增强，各电视台开始强化“新闻立台”的方针，《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元元说话》《对话》等一批优秀的主持类新闻节目开始制作、播出，敬一丹、白岩松、崔永元、曹可凡、刘元元、张越、张丹丹等主持人进入观众视野并得到大家的喜爱。这不仅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也反映了我国电视事业正逐渐走向成熟。“因为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健康成长，才是广播电视事业成熟的标志”。（俞虹：《节目主持人通论》，浙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P44。）
进入新世纪，媒介产业意识觉醒、民众日益激烈的审美批评和新的视听需求推动着电视主持人走上全盛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典礼、主题式文艺晚会推动了电视文艺的创作，晚会节目成为主持人的竞技场，周涛、程前、亚宁、董卿、朱军、李湘、王小丫、徐春妮、张泽群等一批优秀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赢得了大量观众。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栏目的何炅、谢娜等组成的“快乐家族”主持群，《天天向上》栏目汪涵、欧弟等组成的“天天兄弟”主持群，中央电视台《欢乐英雄》栏目的管彤、张蕾、李思思组成的主持群异军突起，以“家族”“好友”形式出现的主持群体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互为补充又相互借鉴，开创了综艺节目主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新闻资讯类主持人受到普遍关注和青睐，董倩、张泉灵、柴静、李小萌、鲁健、欧阳夏丹、王宁等一批主持人深度进入新闻事件，带来最真实的新闻现场，满足了受众渴望了解新闻背景的深层次心理需求，更加贴近生活，贴近民众，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第二节 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的界定
我们再来看三者的界定：
新闻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蓝鸿文教授这样定义记者：
记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解释，把记者、编辑、评论员、专栏作家等，都统称为新闻记者；狭义的解释，是专指那些经常在编辑部外进行新闻采访活动，以新闻报道为主要任务的人员。（蓝鸿文：《新闻采访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P11。）
中国播音学学科体系的创立者、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张颂教授这样定义播音员：
播音员概念的内涵是以在话筒前（含镜头前）进行有声语言创作为主要工作的专业人员。（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3，P58。）
北京大学俞虹教授这样定义主持人：
节目主持人是在广播电视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群体观念，用有声语言、形态来操作和把握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人。（俞虹：《节目主持人通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7，P5。）
从三者的发展历程和几位专家对它们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
1.记者比播音员和主持人出现的时间要早；
2.记者和播音员都具有新闻属性，主持人则还可以出现在非新闻类节目中；
3.播音员播音创作的依托是记者（或编辑）提供的稿件，主持人还可以自己进行二度创作；
4.就新闻节目而言，播音员从事的工作多为消息类新闻的播报，而主持人还需“用有声语言、形态来操作和把握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
第三节 电视新闻记者型主持人
电视的出现比报纸和广播都晚，但是，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电视却迅速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媒体之一，不仅远远超过传统媒介，甚至最新兴的网络媒体也一时无法与之抗衡。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级编辑孙玉胜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中国家庭的客厅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地方，这个位置是神圣的。千百年来，这里摆放着家中最值得敬重的东西：牌位、尊者塑像，恩人雪中送炭留下来的纪念物，某一幅或者特别昂贵或者特别特殊的图画……后来，这里摆的是象征权威的收音机、电视机……在1993年之前的早上，端放在“堂上”的电视机一般要被一块绒布蒙着，神圣地、安静地待在大厅正中。……第四媒体之所以没有成气候，从这个位置也可见一般：计算机从来没有堂而皇之地摆放在“中堂之上”，哪怕是短暂地占据，也没有。（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北京，三联书店，2003.4，P27。）
电视地位不可动摇的原因之一便是它向大众传递信息。“如今的电视传播已经演化成了一个复杂的、受控的和不断被建构的一组过程的复合。”（［英］索尼娅·利文斯通著，龙耘译：《理解电视——受众解读的心理学》，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4，P7。）
电视在全社会普及又恰逢一个大众媒介的全球化大潮的开始，因此电视从一出现便具有比较鲜明的交流性和相互借鉴性。在这个行业中，记者吸取主持人的优点，主持人学习播音员的长处，播音员掌握编辑的技能，编辑了解记者的素质……电视从业人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他们的成长始终和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这种融合和学习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美学与艺术在内，如果要得到发展，必须通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而相互交流，通过矛盾而相互渗透，然后再相互学习、相互融汇，从而产生一种以本民族的特色为基础的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的产生，说明这个民族取得了新的胜利，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蒋孔阳：《中西美学艺术比较》，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8，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