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逼得太后、皇上有家不可归，逃难西安，签了个大赔款的《辛丑条约》，才算平静。
袁世凯葬母：竟不许入袁氏祖坟正穴。原来那位刘氏只算庶母。袁世凯的哥哥袁世敦坚持家规。
一
1901年10月。
秋高气爽，北雁南飞，长城内外，早已是萧瑟西风，叶落草枯，田原茫茫了。两天前塞外卷来的寒潮，更使这片天地增厚了萎靡。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坐在总督署内，心焦万分：一时望望弥漫的天空飞沙，茫茫雾幔，令他冷飕飕地颤动着身子；一时看看桌上满放着的公文卷，他猛然感到有万机当理，可又总是入手无定，而放了下来；最令他关注的，是大堂正面那堵萧墙两侧的通道，他急切地盼望着他派出去的探马能够飞速地从那里走来，告诉他“两宫銮驾的御辇已到”，让他速去见驾。
袁世凯有许多日子不曾见到“圣颜”了。有什么办法呢？八国联军逼进北京，朝廷无御敌之兵，跑吧。跑到西安去了。幸亏李中堂李鸿章大人跟洋人签订了《辛丑条约》，才算把这场战乱稳了下来。袁世凯联络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向西安打去“恭请两宫回銮”的电报。电报发出之后，他便急切地盼望着迎驾的这一时刻。他觉得有许多心里话，必须向老佛爷当面禀明，他要把他那颗忠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老佛爷。许多天来，袁世凯的生活起居都乱了，有事无事朝服齐整，一日三餐急急匆匆，分分秒秒都在敬候着圣驾的到来。可是，却不知圣驾何时才到。
刚到“不惑”之年的袁世凯，官运又是如此亨通，正是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时候。他自己也这么想。对于袁世凯来说，得算皇恩浩荡，在他荣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前，他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他为朝廷立了功，也只能算一般功劳。直隶总督这个角，外而表率群伦，内而拱卫京畿，位列各省疆吏之首，历来都是元老重臣或老佛爷亲信的人担当，哪里就轮到他袁世凯了？签订《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大约是这个条约太伤天害理了，在条约签订不久便死了，死的时候七十九岁。李鸿章是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任上死的。他一死，朝中便议论继任人的问题。有人说可能是刘坤一，有人说可能是张之洞。结果，发表出来的竟是袁世凯。大家都吃了一惊。于是，议论又来了：有人说，李鸿章死前推荐了袁世凯；有人说，袁世凯在两宫危难时上了大贡。虽然都有理由，但却并不确切。内情人明白：李鸿章死了，荣禄病了，北洋大臣所统各军已被八国联军打得不成样子，京、津又处在帝国主义占领下，应付这个局面，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军阀，对外为帝国主义所赞赏，对内能够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而袁世凯正是得天独厚，非他莫属——袁世凯手里有实力，山东又是京津近邻，他又为帝国主义所信赖。因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便落到他头上。
说来也巧：就在袁世凯从山东济南高升到直隶天津的时候，他的生母刘氏一病不起，求尽名医良药，还是无效，竟然仙逝了。按照本朝制度，袁世凯应该丁忧辞职，归守母丧。袁世凯想想，不能。“此日千载难逢。过了这个村就不见这个店了。”于是，他心生一计，指使山东、直隶士绅，纷纷电请政府，允许袁“夺情应变，移孝作忠”。这样的事在清朝例制上虽是少有，但在用人之计，却也竟成事实。山东、直隶人挽留袁世凯，却使袁世凯成了直隶总督，官升一级。赴任那一天，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刘氏的灵柩前，悲天恸地，大哭一场：“娘呀，不是儿子不孝，不是儿子不想早早送娘归西，是朝廷用人在即，儿子不得不移孝作忠。有朝一日，儿子会厚葬老娘的。”
袁世凯耐不住了，他不在总督署呆等，要出迎了——他探知两宫回銮的路线，便率领随从匆匆赶到顺德府。直到12月15日，两宫銮驾的御辇才蹒跚而至。
当銮驾来到袁世凯等人面前，御辇缓缓落地，人们闪出一条通道时，袁世凯长跪三呼，叩请“圣安”——袁世凯有点忘情了，上次进京见驾，他还是一个声名不响的山东巡抚，几经周折才来到驾前，而说话还有时间限制；今天，这次，他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了，是圣驾前的重臣，是各省封疆大臣之首，身价自然不同寻常，心情也自然不同寻常。他满心感激老佛爷的话，一忽儿都拥到胸口，而又是在这样荒僻的田野迎驾，不是在金碧辉煌的圣殿；两宫这样的圣体，颠颠簸簸的逃难，做臣子的该是什么心情？！想着想着，袁世凯两行热泪便滚滚地流出来，那股忧伤也无法抑制，他匍匐在道旁，竟然号啕大哭起来：“老佛爷呀！万岁爷呀！呀呀呀，呀呀呀！”袁世凯这么一放声，他的随员不知就里，也就跟着放起声来。顿时间，顺德城外，哭声震天。
这一举动，吓坏了所有随驾大臣，人人的脸膛都“唰”地沉了下来——原来本朝有制，王公大臣除“国丧”必须举哀号哭之外，平日绝对不许对皇帝哭泣。哭泣了，就犯了“大不敬”之罪，犯了天条，当斩。大家都认为袁世凯这一次完了，人人替他捏一把汗。坐在御辇中的慈禧，知道面前迎驾的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正想问他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话”，忽然听得他放声大哭，脑门一下子冷了起来：“我还没有死，皇帝也没有死，为何一见面便举哀号哭起来？难道不怕我降罪？”
“袁世凯，”慈禧忍住圣怒，语气沉沉地问，“你怎么放声大哭起来了？嗯？！”
袁世凯哭出声之后，已经知道犯了不赦之罪。但为时已晚。现在，老佛爷又发出话来，而且带着盛怒，心想：降罪只在老佛爷的下一句话了。可是，袁世凯毕竟是在圣驾前走动过的人，颇知道这个女人的心绪，再加上他自己也饱藏着官场权术，知道如何随机应变，惊慌之中，倒有了转机的计谋。他仰起面来，一边涕泪纵横，一边说：“老佛爷呀，老佛爷，臣见圣容清减，痛彻于心，不觉失礼。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慈禧处在落难之中，当初为丧家之犬逃离京城时，还不知有没有回来的可能。今天，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有了条约，自己有幸回銮了，大臣们的功劳是当该嘉勉的。动荡之中，袁世凯还有此心，令人欣慰。于是，她转怒为喜，激动得眼圈儿也红了，叹声气说：“好孩子，咱们今天能够见面，总算上天保佑，你也不用伤心难过了。”
袁世凯谢过恩，这才爬起来。
慈禧问了他几句话，而后又对左右的近臣说：“你们都瞧见了吧，袁世凯才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大忠臣呢！”
不料，袁世凯这样做竟开了个先例，人们还以为老佛爷逃难回来，喜欢的就是泪眼相迎，哭声接驾呢。于是，太后回到北京，再次临朝，文武大臣们便鼻涕一把泪两行，哭天号地，闹得金銮殿上“无丧举哀”，一片哭泣。下得朝来，一个个又都嘻嘻哈哈，耍着鬼脸。此是后话，这里不提。
二
直隶总督署，原本是设在天津的，八国联军打了胜仗，在天津设了“都统衙门”，统管了天津的民财大政，袁世凯衙门也被管了起来，他只好跑到直隶省的省会保定去住，只在天津设了个海关道，派唐绍仪办理所谓的洋兵撤退交涉。事情又闹腾了几个月，洋人的梦也大多圆了，到了1902年“都统衙门”撤销了，袁世凯才携着男男女女走进天津。
人是进了天津了，洋人却不准中国兵进驻天津。袁世凯傻了眼——兵是权的靠山，权是人的威风，别管头上有多大纱帽，没了靠山，也休想威风起来。袁世凯是玩了二十多年兵权的人，他深懂得这个关系。所以，从保定搬回天津之后，他不仅觉得自己威风不起来，简直像是被囚禁了，他坐在衙门里，头也懒得抬一抬，眉紧紧地锁着。唐绍仪走进总督府，一见袁世凯这模样，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他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袁大人”，便垂首立在一侧。
袁世凯侧目望望他，指着一把太师椅，呼着唐的雅号说：“少川，坐吧。”
唐绍仪坐下之后，不知是想为袁世凯分心呢，还是为了别的，他一张口便把话扯得很远很远去了。“袁大人，京城里的事情，颇令人担忧。老佛爷西京回来，大家满以为她要励精图治，收拾这个烂摊子，可她，却大罚‘战争罪犯’，把战乱之责一股脑推给别人；对于以前主张‘招抚’拳民的王公大臣，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革职的革职，闹得人心惶惶，怎么得了呀！”袁世凯淡淡地笑着，轻轻地摇了摇头。
“据说，老佛爷正计划开展一次各省大清党，要大开杀戒，又要大修颐和园。战事连连，民不聊生……”袁世凯站起身来，摇手阻止唐绍仪，“少川，朝中的事，老佛爷和皇上自有他们的想法，做臣子的，我们只能以圣命为是。忧虑过多，反而不好。我只想同你商量一下咱们直隶的事，天津的事。”
唐绍仪收住了话题——其实，唐绍仪何尝想谈这些。这些事袁世凯知道得比他还清楚。令袁世凯忧心的是直隶的事，天津的事，他唐绍仪也清楚。他这个没有靠山的海关道当得容易吗？不容易。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袁世凯缓缓地踱着步子，不时侧目望望坐在那里发呆的、只比自己小四岁的得力助手，半天才说：“洋人，欺人太甚了。”
唐绍仪心里一跳：“他，也会这么说？”袁世凯跟慈禧一样：怕洋人又崇洋人，投洋人又恨洋人。洋人想利用他，还是略施点恩惠的。摆出谱儿来跟洋人对着干，唐绍仪知道袁世凯不会干出来。总督署搬来天津，袁总督身边又不许有兵，唐绍仪正为此事而来。只是他摸不准袁世凯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才顾左右而言他。现在见袁也吐了点真情，便壮着胆子说：“袁大人，我们的手脚不能长久被洋人捆着，咱得想个办法。”
袁世凯停下脚步，但却没有说话。
袁世凯最知道兵权的作用，他能有今天，靠的也是兵权。朝中那么多王公重臣，直隶一督能给他，凭什么？还不是兵。跟同僚们争势如此，跟洋人更得如此。许多天来，他便记恨《辛丑条约》中那个“中国不得在天津驻兵”的条款，“要是我签订这个条约，我绝不接受这一条”。袁世凯也只是心里这么想，果真他去签约了，他会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只能说现在的话了。
“少川，你说得对，咱们得想办法。”袁世凯说，“我想咱们这样办，你看行不行？”
“大人请说。”
“条约只规定天津不准驻军，并没有规定天津不准驻警。我的总督府驻在天津，我要组织警察，维持秩序。”
“好，好一个化军为警，就这么办。”唐绍仪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连连拍手。
不久，袁世凯便从他的军队中挑选出三千精锐人马，改编成一个巡警营，派段芝贵统率，堂而皇之地开进天津“维持秩序”。不久，又将巡警营扩编了几个大队、分队，分别派驻塘沽、秦皇岛、山海关以及北塘等地，还是以枪杆子来做自己的靠山。
袁世凯急急匆匆化军为警，建立武装，巩固自己在天津的地位，驻在天津的洋人早已看得明明白白。“袁世凯的戏法变得并不高明，警也是拿着枪的，也是武装。”但是，洋人却不想排斥这支武装，并且正想找一支这样的武装来代替洋兵“维持天津地方秩序”，这个不出代价的代理人由袁世凯来充当，岂不更好。所以，袁世凯的以警代军巧计也就如期实现了。
北京的事暂时平静了，天津的事暂时平静了，袁世凯的心情暂时也平静了。他想好好休息一下，虽然才是四十出头的人，这样没日没夜地忙忙碌碌，他也感到累了，而且累得腰酸背痛，眼睛也不想睁开，他想紧闭房门躺下身来，好好地睡，睡上它几天几宿。
袁世凯该睡几天。这二三年，他的心机用得太多了，又是义和团，又是洋人，又是迎銮，早几天，一件大事使他受宠若惊：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晋为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从此之后，他便有一顶“宫保”的桂冠罩在头上了。他匆匆进京谢恩，又忙忙碌碌应酬同僚们的祝贺，哪样事不得耗费精力。还有，他的生母刘氏遗体还躺在灵床待丧，他尤加心神不定——三个月了，当他得知朝廷破格留用而且升他北上直隶的时候，他在母亲的灵床前悲痛大哭，然后才脱去绩经，北上应命，母恩泰山般重，他时刻不敢忘。无论在北京、在保定，还是在顺德，每朝每夕，他都面朝南方，心驰天津，对着母亲的遗体默哀，擦抹不尽的汩汩泪水。
母亲刘氏，并非父亲的正室，虽然生活在大绅士的家庭，却始终过着比下人好不了多少的生活。据母亲对他说，他落地之后，由于刘氏体弱奶水很缺，只好交给婶母——袁保庆的妻子牛氏——喂养。牛氏也在此时生了个儿子，但夭折了，是在丧子的悲痛中代养着的。但是，从此之后，袁世凯便跟随这位婶母做嗣子，形影不离了。八岁时养父袁保庆到山东候补，他随养父母到济南。后来养父调任江南盐法道，袁世凯又随到南京。养父病故在南京之后，他才随养母牛氏回到原籍——河南项城。那时候，袁世凯已经十五岁了。当他见到生母刘氏时，竟怯生生地不敢认了，惹得刘氏痛哭一场。
袁世凯机灵透顶，见生母悲伤，便跪倒面前，请求惩伐罚：“娘，是儿子错了，儿子不孝，儿子不懂礼，你打吧，骂吧，儿子再也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