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想得有道理。慈禧把这样两位汉人如此高封，除了她想利用汉人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皇权之外，她同时也怕这些人权大了压她。岑春煊坏了她的事，惹她生气了，她免了他的官，不再用他。可是，岑春煊的话她却记住了。那一天，她召见岑春煊的时候，本来想谈点别的什么事，哪知岑春煊先入为主，竟谈起了袁世凯，谈起了权大、功高等事。慈禧虽然听得不耐烦，更没有因为岑春煊的“殷勤”而厚待他，可是，当一切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过了，包括岑春煊的失宠，慈禧反而记住了他的“功高、权大”的话。所以，她决定把张、袁两个最有权势的汉族大臣调整到身边来，既加强中央集权，又控制了汉人，使得朝中一股排汉风潮落到实处。
袁世凯不想丢掉直隶，又不能不丢掉直隶。他沉思许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嗯，就如此这般，我看看这个老太婆是什么样的态度。”
袁世凯进京“谢恩”的时候，是1907年的隆冬。
这一年的冬天，北京早早地便落了几场大雪。第一场下得很大，街街巷巷积雪盈尺；第一场雪尚未融尽，紧接着又是第二场，第三场。塞外刮来的狂风，凛冽如刀，厚厚的雪层，再不见融化；河湖之中，冰厚入底；房檐树杈之下，也垂凌三尺。北京，一片冰封世界。
袁世凯离开天津的时候，大姨太沈氏依照他的嗜好，给他着着实实装扮一番：贴身穿上绒毛裤褂，加上厚驼绒的坎肩，厚毛线的对襟上衣，再套一件小皮袄，穿一条厚毛裤，外边便是黑呢子制服——只是，这制服的里子全是貂皮做的。衣服穿好之后，这才拿出那顶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一边给他戴上，一边说：“北京天冷，千万不要脱帽、解衣。朝服我另包好了，让人带着，上朝见驾时再换上。事办完了，赶快回来，那边没人照顾你。”
二十多年了，自从袁世凯去朝鲜任职起，沈氏就在他身边如此细心地照料。袁世凯很满意这个内助，他早把她当成“正配”看待。听着沈氏的体贴唠叨，袁世凯笑了。“亏你想得周到，多谢了。只是，这次有句话你说错了。”
“什么话说错了？”沈氏撒娇地说，“我看都该说，说得对。”
“你说‘事办完了，赶快回来’，岂不错了吗？”袁世凯说。
“怎么错了？”沈氏摇头。
“这次是去谢恩。”袁世凯说，“不见那圣旨上说的，‘即日来京供职’嘛。到北京是供职去的，没有‘这边’了，只有‘那边’。就连你们，不久也得进京。”
沈氏轻轻地叹声气，又说：“去北京供什么职？在天津不是很好吗？终天颠颠簸簸，让人心烦着呢。再说……”沈氏收住话头，一双关注的目光投向袁世凯。
袁世凯历来是宠着沈氏的，沈氏在他面前从不曾吞吞吐吐。今儿忽然把话说了一半就不说了，袁世凯心里一惊。“怎么啦？说明白呀！”
“还用说明，你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装糊涂。”
“不装，就是糊涂。”
“你不觉得在朝廷供职有福也有祸吗？”
袁世凯心里陡然一跳。“连妇人女子都看得到有险！”遂寒着脸，没有说话。
沈氏把一切该做的都做好了，才说：“我只是凭着心想，才挂念着的。常言说得好，伴君如伴虎。何况如今的君又是一个女人。”沈氏的话说得很明白。要在往常，袁世凯准会对她大怒一阵。可现在，他不光不怒，反而觉得这个“醒”提得十分正确，十分及时。“是的，到不了‘君’身边的人，拼命往那里挤；到了‘君’身边的人，有几个敢阔步挺胸过日子的。‘伴君如伴虎’这不是妇人之见，是历史，是真真切切的历史！”袁世凯深深地叹了一声气，给沈氏一个赞许的目光，但却一言不发了。
慈禧是单独接受袁世凯的谢恩的。
七十三岁的慈禧，身体和精神都明显地衰老了。华丽的衣着，掩饰不住满面的疲惫；堂皇的宫阙，却不见昔日的庄严。女人的眼帘显得十分灰暗，线条形的皱纹密了，而且也更深陷了；搭在龙座上的双手，业经毫无支撑力。袁世凯在她面前跪倒行完了大礼，问过了安，许久，她才有气无力地说：“起来吧，赐座。”
袁世凯谢过座，小心翼翼地坐定，想说点什么，但见她这般模样，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好敛口。
七十三岁，算是中国人的忌年，民间有传说，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圣人孔丘活了七十三岁，亚圣孟轲活了八十四岁。圣人七十三、八十四便死了，何况凡夫俗子？因而，人到了这两个忌年，心里都有点慌。尽管这些年来许多人高呼“老佛爷万寿无疆！”这女人也明白，她不能无疆。只怕连百岁也不敢盼。这女人的心事太多太重了。八国联军的事虽然刀光剑影熄灭了，那场灾难使她元气大伤，国力破坏不说，那笔赔款她得几时能还清？外国人一乱，中国人也乱了；屈服于外国人更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皇权动摇了，一股可怕的“民主”思潮，洪水般的涌进了中国，造成了一种“中国非学西方洋人不能富国强民”的形势。学西方的哪个洋人？国人又是莫衷一是。慈禧没有主张了，结果，她派出去五个大臣到西方考察。考察什么呢？说是“看看人家推行的什么政治”。考察政治？这又是一大难题，各国有各国的情况，西方一些国家虽也称作“帝国”，可人家的“帝”却不同于中国的“帝”，慈禧又怕学人家中了毒。所以，五大臣出去不久，她又急急召回。就是五大臣被召回国时，中国又闹起了一阵阵立宪的风潮……老女人面前这汪水池，按下葫芦瓢起来，她按也按不住了。只好，日日夜夜一个“愁”字了得。常言说得好：“千愁万愁人自老！”女人老了，愁肠又多，精神能好？殿堂里冷寂了许久，她才开口：“袁世凯。”
袁世凯忙站起：“奴才在。”
“我让你到军机来，你该明白我的苦心，是不是？”
袁世凯一时讶然，这样不疼不痒的话他不知如何答才好。张了半天口，才说：“明白，明白。那是老佛爷对奴才的恩典。”
“我老了，”慈禧闭着眼，摇摇头，“许多大事都有心无力了，自然想到了你。”
“老佛爷红光满面，精力盛旺，奴才们都说这是我大清洪福，是黎民洪福！”
慈禧哭一般“嘿嘿”两声，又说：“还会有‘红光满面’？果真，那倒好了。我自己明白。到军机了，你能帮我办几件该办的事，我也就高兴了，这比说好话好。”
“奴才决不辜负老佛爷的恩典，一定鞠躬尽瘁！”
“那就好，那就好。”慈禧还是闭着眼，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袁世凯知道慈禧要走了，忙跪下，说：“老佛爷凤体欠安，奴才本不该多事，只是……”
慈禧眉头急促地皱了皱：“刚刚还说我‘红光满面’，怎么，眨眼间又说我‘欠安’了？”但她还是说：“有什么话说罢，我会听的。”
“谢老佛爷。”袁世凯说，“奉老佛爷的旨意，奴才要到北京供职了，可直隶这片地方，地处帝都，至关重要，臣想……”
“要有一个能干的人去接你的位，是呀不是？”
“奴才也是为国家社稷着想。”
“我明白。”慈禧说，“我想着了，只是还没有定下来。你若觉得有合适的人，推荐上来，岂不更好？”
慈禧说这番话的时候，袁世凯听得最认真，而思想颤动也最大、最迅速——进京之前，他曾思索再三，我们前文说的他想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也正是这事。他不想丢下直隶，他不得不丢下直隶的时候，他便想一定安插一个亲信来管直隶。慈禧说她“想着了”，袁世凯打了个寒战；慈禧说“还没有定下来”，袁世凯又立即转忧为喜；当慈禧要他“推荐”合适的人时，袁世凯便有点得意忘形了！
“谢老佛爷对奴才的信任。”袁世凯匍匐在地磕了个“最值钱”的头，说：
“据奴才长期观察，我觉得直隶重任交给杨士骧最为合适。请老佛爷……”
“是不是在李鸿章身边待了许久的那个杨士骧？”
“老佛爷记性好，是他。”
“他还有个兄还是弟，叫杨士琦的，我也知道这个人。”还不待袁世凯回答，慈禧又说：“你觉得这个人合适，那就让他去吧。”
“谢老佛爷对奴才的信任。”
袁世凯如愿以偿，心满意足地离开慈禧。
五
清王朝毕竟老了，皇权像一根朽木，再也无法支撑那个摇摇欲坠的破烂大厦。就连掌权者，也早已感到“内虚”，需要补血，需要借助外力强心。这就是从宫中刮起的一股“学洋人，搞立宪”的“新风”。
慈禧人老了，心尚不死，她不惜违了祖训，重用汉人，开了汉人入军机的禁令，并且装模作样地真的要效法西人，推行宪政了。五大臣的出洋考察，虽然没有什么结果，毕竟是把立宪之事促了一下，作为朝政，业经列入了议程。
就在这个前提下，张之洞、袁世凯进了军机，把立宪问题推向了一个微妙的境界。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位奇人。
五大臣出洋考察虽半途而归，但却并不两手空空，而是堂而皇之地呈上《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中国宪政宜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以及《实施宪政之程序》等三篇报告，请朝廷预备立宪。慈禧正处在病入膏肓、饥不择食之际，便正儿八经地批准了。她哪里会想到，这三篇东西竟是出自当年维新变法的首创人之一梁启超的密友杨度之手。我们要说的奇人，正是这位杨度。杨度是国学家王闿运（字壬秋）的门生。王曾为曾国藩幕僚，自称狂士，曾劝曾率汉人取代满族，曾不干，王拂袖而去。杨度颇得师道，戊戌变法后他出走日本。出国考察的五大臣第一站便到日本，随员中有一个叫熊希龄的又是杨度的好友，深知其城府，到日本便去相访，并请他代写报告。
慈禧既批准了五大臣的预备立宪的报告，当然要搭班子，有人来办事。五大臣便以“精通宪政，才堪大用”保举了杨度。清政府将早年设的政治考察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派杨度作为提调，并给了个四品的头衔。
袁世凯历来是最善利用人际关系的，他虽对立宪兴趣不大，但对杨度这样一个“时髦”人物还是十分青睐的。于是，他把新到军机，面临百事的“事”都放下，先在杨度身上做了文章。
一天，他把儿子袁克定叫到面前，一边吸着雪茄，一边对他说：“立宪的事情，甚嚣尘上，你知道吗？”
袁克定不学无术，终日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哪里知道什么立宪不立宪，但还是说：“知道，知道，人人都在谈论。”
袁世凯明知他在撒谎，只侧目窥视他一下，又说：“现在，朝中把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了。派了个杨度做提调。你知道这个人吗？”
袁克定摇摇头。
“是个很有点才华的人。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今年是三十三岁，比你略大一点。你可以设法同他相交么。”
袁克定随即答应了个“是”。他很了解老爹的手段，这几年，老爹拉拢人的方法之一便是攀亲。是老爹的同龄人，便由老爹出面结拜；是儿子的同龄人，能收为门生的，便收为门生，收为门生不行的，便由儿子去结拜。因而，袁克定和他的弟弟袁克文，也都是朋友遍四方的人。袁克定答应了，袁世凯又怕操之过急。于是，缓缓地说：“你不必先同他结拜，就说我很想见见他，很赞赏他的人品和才华。请他在乐意的时候，到我这里来一趟。”袁克定这才答应着，退了出去。
湖南湘潭人杨度，曾留学日本，与梁启超往来甚密，自称其独得帝王之学，不问政治，喜结天下朋友。戊戌变法受梁牵连，逃往日本。杨度在日本依然广交朋友，无论你是民主派，还是革命派，都不拒。他曾被选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孙中山在日本搞兴中会时想拉拢他，杨度坦率地告诉他：“我们政见不同，只能做朋友，不能共谋大计。”后来，他办了一张报纸，叫《中国新报》，自称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不主张革命反清，也不主张立宪保皇，要拉一种第三派势力。幻想中国有朝一日出奇人，立大业、成帝王，他要扶持那样的人，将来以布衣而求将相。杨度太天真了，他的美梦渐渐破灭了，他也渐渐贴向官僚。
杨度拜见过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拜见过两江总督端方。此前五大臣出访时，五人中便有端方，杨度写出的那三篇报告，该算是端方所指。据说，当时端方还建议他“回国主办政治学堂”。不想，那政治学堂不曾办起，他竟成了朝廷立宪编查馆的四品提调。想清高并未清高得了，想树一支第三势力也未树起，最终还是贴上了朝廷。
杨度既然也是个俗人，俗人想的事他自然也会想。入官场了，得通达官场的行道，他便想找个靠山，以便道路通达。找谁呢？端方不行，他还在外任；张之洞入了军机，此人倒是可以选作对象。
就在杨度想再投张之洞门下时，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匆匆找上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