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原来是满汉不通婚的。近年，禁令虽已解除，但通婚依然似有一堵墙。袁世凯要开先例，自然有他婚姻之外的缘由，这和拉拢奕劻是异曲同工。所以他不揣冒昧，竟爽直提出，并且盼望能够如愿。
端方虽是满族，但有诸多不称心事，满腹才华，官职平平。对于朝政，倒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满族的大臣，已多是安享清福，因循守旧的无能之辈，许多新的见识和作为，皆出自汉人，而袁世凯，却是汉人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连连高升，又获得上边如此器重，很快便要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同他攀亲，自然是非一般。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说：“宫保之意甚佳，若小女不辱袁氏宗族，下官自然高攀了。”
袁世凯拱手，又深深一揖。“承蒙厚爱，高攀、高攀。”
这端方与袁世凯，原本已有把兄弟之交，只是往来并不密切；如今，成了儿女亲家，亲上加亲，当然不相同了。端方在两湖总督署设了盛宴，又请了许多同僚，酒席宴上，向各界说明了两家亲情，得到大家庆贺……
立在甲板上的袁世凯，想起了这件事，还在兴奋不已，深深回味。仿佛消失在江左的那座古城，仍然洋溢着喜庆气氛。
袁世凯的下一站，是两江总督署的南京。兵轮到南京的时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明媚的阳光，照射得扬子江面上映出粼粼波光；紫金山显得格外青翠。袁世凯从兵轮上下来，微服便装，只带着几位随从、差官便乘马车进了城。
袁世凯同新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并无深交，想拉拢他，但又怕这个老头“棘手”，故只想做一次试探性的拜访。袁世凯等在总督署外下了马车，来到号房，没有开口便挺挺地站在那里。那气势，简直像一个将军在检阅军队。
号房管事望了他一眼，心里颇不高兴。“什么东西敢到这里卖弄？！”他把脸转过去，想等待“下文”，以便最后发作。
“狗仗人势！”袁世凯一眼便看透了号房管事的嘴脸，心里愤愤地想：
“我看你怎么下场？”他向差官使了个眼色，差官随即将袁世凯的一张大红名帖放在管事面前。
那管事的，自然都是机灵人，侧目一瞧，心里猛跳；再仔细一打量，可吓坏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矮胖子不是别人，正是红极朝野的北洋大臣袁世凯——袁宫保。忙甩了下袖子，便深深打了一躬：“宫保大人请坐，宫保大人请坐！小人这就去禀报。”说着，用马蹄袖擦了下太师椅，搬到袁世凯面前，转身走进内宅，慌慌张张地向张之洞作了禀报。
张之洞虽然年老、官高、以老自居，但对袁世凯这样的新贵，还是不得不厚礼以待的，何况袁世凯头上还有一顶“太子少保”的桂冠，这头衔虽无多大威力，但光彩得很，张之洞也曾梦寐以求过，却不曾到手。今天，这样一个人物来了，又是事先不通报，不知有何使命，所以，他便隆重接迎，吩咐打开中门，自己整冠更衣，走出迎接。
这是袁世凯同张之洞第一次见面，见礼之后，二人携手走进官署。张之洞颇有老态，发霜，腰背，骨瘦如柴；袁世凯年富力强，挺胸昂首，胖墩墩。二人并肩同行，却是相映成趣。张之洞把袁世凯接至客厅，重新见礼一毕，有人献上茶来，张又安排摆酒，这才寒暄起来。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任过翰林院内阁学士，也是个洋务派的名人。光绪十年（1884年）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在广西边境击败了法军，不久调任两湖总督。曾在两湖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等局，同时筹办卢汉铁路。是个与李鸿章争权夺势的人。如今已是六十六岁的人了，官运一直通畅，处在春风得意之中。此人生性孤傲，刚愎自用，袁世凯不通报竟自走上门来，他已很不自在，再加上袁世凯又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又比自己小了二十多岁，心里早有几分瞧他不起。只是官场礼节，不得不盛宴为之洗尘，宴席上，交谈泛泛，无非是青山绿水，江河湖泊，再加上春花秋月。这张之洞，毕竟是有了一把岁数的人，这些年养尊处优，生活早已随心所欲。白日闲坐打盹，便成了习惯之一。现在，身虽在宴席上，心思早已飘忽起来，双眉一合，竟在座上打起瞌睡来了。
袁世凯也因为“话不投机”心中不快。今见老家伙这副神气，更是气恼齐出，托辞离席，并告知左右“不必惊动老帅”，便匆匆携着随从、差官出城而去。
张之洞一觉醒来，发现客人不见了，知道有失大礼，便匆匆追去送行。
及至下关，袁世凯的兵轮早已起锚驶离。这老头只好望江长叹！
袁世凯到了上海，先去拜见他的把兄弟盛宣怀，想同他好好谈谈。盛宣怀正是大红大紫的人物，身兼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沪宁铁路督办、全国电报局督办、招商局总办等职。然而，袁世凯对这个人的印象却不好，认为他太会转向，屁股太灵活了。官不大，架不小。只打了个照面便急急分了手。
一趟南行，耗时费力，一事无成。回到天津之后，袁世凯还在自怨自艾：“我怎么想走这一趟呢？”
入夏多日了，南方早已暑气袭人，北方却依然春风拂面。袁世凯刚从南方回来，加上体型肥胖，他竟一身黑纺制服，并且戴上了巴拿马草帽——除了官场活动，袁世凯几乎不穿朝服，尤其在家中，无分冬夏，一年四季他都穿黑色制服。夏天，一身黑羽纱或纺制服，冬天一身黑呢子制服，冬服夏服一色短立领，四个暗兜。冬天戴皮帽，皮帽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帽子前面正中镶一块宝石，闪闪发光；夏季穿黑色皮鞋，冬季穿黑色短筒皮靴，靴两旁嵌有两块马蹄形松紧带。袁世凯有个不轻不重的风寒病，风凉之后关节常疼。因而，他总爱把衣服穿多点，即使酷暑，也衣帽整齐。外表上看，倒也衣冠楚楚，唯其生活不洁，使得妻妾侍女们每每动手动脚——五十岁时留起了胡须，又不自清洁，喝汤、喝稀饭时，常常弄得袖子、衣服都是汁沥。他又不用手帕，无人在旁，便拉起袖子擦抹。于是，衣袖、衣襟总是斑斑点点，如婴儿的尿布。姨太太们就得忙着为他擦拭干净。姨太太们为他打扫卫生的时候，他还常常拉着袖子擤鼻涕，又甩到别人身上。坐在堂上，威威武武；蹲在家里，邋邋遢遢。谁又能怎么样他呢？正是袁世凯心神不安的时候，人报“天津海关通唐绍仪求见”。袁世凯忙答应：“请请，小客厅请。”
唐绍仪进来了。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年人。进得客厅，唐绍仪便主动介绍：“这位是我的广东同乡梁士诒，来京应考经济特科，取了个第一名。慕宫保之名，特来拜见，还有有关时政之见，想同宫保面谈。”
“欢迎，欢迎。”袁世凯对梁士诒显得十分热情。
梁士诒深深打躬，问候。然后说：“久慕大人盛名，冒昧造府，又承大人厚爱，学生十分感激。”
——这几年袁世凯有雄心，要办大事。要办大事就得拉拢人，就得扩大亲信。这件事，他有教训：他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一个叫徐树铮的萧县人带着治国高见去求见他；不得见，竟壮着胆子，冒充官亲，递上了精心炮制的《国事条陈》。
袁世凯那时候正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之际，一看《国事条陈》这题目，就老大的不高兴。“我这封疆大吏难道‘国事’该怎么办，需要别人说三道四？”他不想翻阅。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了。不想一搭眼，竟吸引了他。那“条陈”开篇便道：“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
“好，好！”他拍案叫绝。可是，因为葬母之事，他还是不曾接见这个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竟被段祺瑞收在门下，成了段的股肱。虽随段时日不长，却连出奇谋，展示了才华。袁世凯甚觉有失。今天，他的海关道又领来一位首取金榜的高才，也愿“条陈时政”，袁世凯不想放过了，故而盛情有加。
广东举人梁士诒，颇花费了一番工夫专攻经济特科，又承他的同乡，曾经留学美国、考察过西方经济的唐绍仪指点，对经济问题，颇有点独到见解。应酬的话说完之后，便从铁路问题入题，坦而言之。“宫保大人，以在下之见，铁路事业乃当务之急，不可丝毫放松……”
“朝廷已经设有统筹全局的南北铁路总公司，紧抓此事了。”袁世凯说。
“抓是抓了，却又划分区域，把铁路分归当地督抚管理。这就势必造成左右不协调，行政系统紊乱，发挥不了铁路的作用。就好比是人的脉络，必全身贯通，方可保生命生存。若分节分段，则全身停滞。路分南北，形同人体分割，那怎么可保健壮肌体呢？”
“依你之见……”
“以大人之影响，应即奏请朝廷设立一全国性管理机构，把铁路事业统揽在大人手里。”梁士诒口齿伶俐、见解独特，陈述有条理，侃侃之中又有几分情感。“铁路不但便利交通，畅流货物，有利开发资源，而且便利军运，有利战争。实是国家之要务……”
“统一铁路事业，畅通南北西东，故是好事。”袁世凯皱了皱眉，说，“只怕国家无此财力。”
“这倒不怕。兴办国家大事，任何国家都会借助外债。我朝为何不可举呢？”梁士诒见袁世凯动心了，便把身子朝前凑凑，低着嗓门儿说，“宫保大人明鉴，铁路果然借款，在必要时还可移作政治用途，不外又是一条通途，大人可千万千万……”
袁世凯些许日子来，只把心思放在扩大军事势力方面，并不曾细想军事扩展之后要有什么样的经济来支撑？经梁士诒这么一提，袁世凯立即警觉。“对、对、对！国家之有军队，并非盗匪之汇合，不能靠开地盘发军饷，而必出国库。无经济支撑的军队，是强大不起来的。先生一席谈，令慰亭茅塞顿开！”又说：“梁先生暂不要他谋了，先在唐大人处权充文案，容我思索，后有妥当用处。”
梁士诒成了袁系统的一位干将。
五
做了袁世凯文案的阮忠枢，得算是官场上的如意人物，功名不显，作为不大，就是凭着旅途资助了袁世凯一把，没想得到袁的如此厚报，成了袁的得力助手。如今，又是北洋大臣驻京城的代理，身价自然不同。有人说阮忠枢是附在袁世凯大树上的一棵藤蔓，袁世凯多高，他阮忠枢便多高，有时候还要比袁世凯高出一枝几叶。这话不假，无论京城还是地方，有意攀附袁世凯的人，谁敢不对这位文案巴结二三。因而，阮忠枢总是朝朝眉开眼笑，喜形于色。
忽然间，这位文案情绪低落下来，愁眉苦脸，不说不笑，连门也懒得出了。原来，这位文笔先生碰上一件不称心的花柳韵事——阮忠枢本来就是有些家产的阔家公子哥儿，挥洒银两，从不在意。跟着袁世凯到天津了，除了银钱之外，又有了一个耀眼夺目的官职，自然成了天津卫的名士，不免花街柳巷走走。事也有缘，竟和一位叫小玉的名妓情投意合，日子不久，那小玉姑娘竟提出请他为之赎身，而后以身相许。姑娘如此真诚，阮公自然应诺，何况此等事情在那时早为社会成俗，官场更是小事一桩。阮忠枢若是出银子，赎身，买房，接过小玉，也就一顺百顺，好事办成了。可他偏偏多了一个心眼，硬是觉得不可瞒了上司，得让袁世凯知道。
一天，他走到袁世凯面前，颇有点羞赧地说：“有件私人小事，想请大人能够体谅。”
袁世凯不入官场时，他们称兄道弟。袁世凯做了总督，做了大臣，阮忠枢便换了口气，称他“大人”。袁世凯却依然如旧，仍呼他的雅号。“斗瞻，有事只管说，我没有不能体谅的。”
“是这样……”阮忠枢如实说了天津的艳遇。又说：“我想出资为小玉赎身，而后……银子嘛，自然我自己来，只求大人答应此事，也就够了。”
袁世凯听了此事，面色沉了一下，皱了皱眉，严肃地说：“胡闹，胡闹。
这是有碍声誉的事，你怎么能去干呢？”
阮忠枢一听袁世凯提到“有碍声誉”，陡然寒战了一下，便连连说：
“好，好。不胡闹，不胡闹。作罢，作罢！”
阮忠枢退了出来，但却心中不快。“这算什么‘有碍声誉’？你那位大姨太太沈氏不也是花巷走来的吗，还跟随你去了朝鲜，做过名正言顺的夫人呢！”想虽是这样想，长官说了，也只得作罢。所以又闷闷不乐，那是因为当面对小玉姑娘作了许诺。“大话说了，如今事办不成，是缺乏银两，还是缺乏诚意？这不是令人家姑娘心冷、说我口是心非吗？”文人的正统思想作用了，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言而无信的事。
正是阮忠枢心神不定的时候，袁世凯把他叫到面前。“斗瞻，天津有些公事，咱们一道回去。”
阮忠枢简单收拾一下，便随着袁世凯上了车。
车到天津，天色已晚。袁世凯说：“咱们别回公署了，先去看一位朋友。
说不定还会热闹一场呢。”阮忠枢点点头。
车子在一个幽静的院落门前停下，二人下了车，缓步走了进去。
一进门，阮忠枢感到有点儿意外：庭院之内，铺设得富丽堂皇，异彩纷呈，堂上红烛高照，桌上丰盛酒宴。“这是怎么回事？来贺谁的喜？”及至走进屋里，便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地迎过来，娇声娇气地喊道：“新姑爷到啦！”这么一喊，另一间房中便有人搀扶出一位俏丽佳人。阮忠枢心里慌张，眼睛模糊，如入五里云雾之中。当他定神再看时，那位俏丽佳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要娶的那位小玉。
袁世凯笑了。“斗公，多日来，忙忙碌碌，今日才为你安排这个洞房花烛之夜。迟了，迟了。慰亭也请阁下体谅。请，请拜堂吧！”阮忠枢感激涕零，拉着袁世凯的手，忘情地说：“知我者，慰亭也；爱我者，慰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