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讨论，是否今日的施瓦本或他的人民已经被上帝所遗弃；考虑到再没有其他德国州能像施瓦本这样有如此富饶的文化遗产，是否他们真的不知道，拥有劳的传说、默里克的诗作，以及所有这些美妙事物的非凡意义？我们避而不谈这个棘手的问题，更愿意为这种古老的珍宝能在布劳博伊伦还有所留存感到高兴，而且更幸运的是，这里不止一处这样的瑰宝。我们带着浓厚的爱意参观了这些地方：远近闻名的祭坛、唱诗班的座椅、令人痴迷的拱门、修士的会堂、信徒的墓碑。晚上的时候，我打了一会儿瞌睡，我没有梦到水池里的劳用头撞击水泥盖，而是一些妩媚迷人的画面，关于细节我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参观完虔诚时代的纪念碑，我和我的朋友都觉得布劳博伊伦远不止于此。这里还有我们的青年时代，那个距我们并不遥远的“中世纪”。我们看着“传说时代”的遗迹，那本可笑又可爱的班级影集（照片上并没有我这个出逃者），学生的起居室、睡房、活动室以及青年挚友的信。我们住在阿尔滕堡茨维考街的朋友大概会特别愿意听到信里的内容。
根据我的经验，施瓦本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喜欢在列车进站的时候迟到，但是又总能在最后时刻赶上车。我们俩也是这样，对青年时代的回忆让时间流逝得特别快，而我又必须动身前往乌尔姆去参加那个朗诵会。我们差点就错过了火车，为此我们连告别都没顾得上。黄昏时，我到达了乌尔姆。
乌尔姆
我想起一件在巴登时遇到的小事。有一天在医生的诊室里我结识了一个乌尔姆人。他邀请我到乌尔姆的时候去他家里做客。而我到乌尔姆时，他正在站台上，同我在乌尔姆的朋友一道，也正是那位朋友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带我游览的乌尔姆。我来到一个温馨的小屋，同孩子们和我爱的人在一起，没有陌生人，这说明我还是在施瓦本。不过我这次到访毕竟是受邀而来，有太多事必须要做。还未得休息，我就必须换上行头，为我的朗诵会做准备。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我在这儿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缘由。但是我不可避免地要按照因果关系来安排这些事。
对于这场公开的朗诵会，有两个难题困扰着我。首先是我时好时坏的社交恐惧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种偏爱独处的情绪又会涌上心头。除此之外，我还碰上了一些原则上顽固的混乱和矛盾。简单来说，就是我对文学的不信任。这些混乱和矛盾不仅在朗诵会时折磨我，更在我工作时让我苦不堪言。我不信任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我虽然认识到，每个时代都需要相应的文学，正如他们需要一种政治思想，一种时尚潮流一样。但是我一直以为，这个时代的德国文学不仅没有什么永恒性可言，倒还有颇多可以质疑之处。一个在贫瘠土壤上诞生的国家，虽然有精彩的历史而且历经磨难，但远谈不上成熟，还没有能力完成有长远意义的作品。因此我认为，今日德国作家希望触及文学艺术真谛的各种尝试（包括我自己的在内）都是不充分的、缺乏创造性的。我觉得到处都是模仿的痕迹，临摹的样本还毫无生命力可言。所以我看重过渡文学的价值，即那些充满疑问和不确定性的文学作品，他们以最有可能的直白表达出了自身的困惑以及对时代的困惑。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太欣赏和赞同今日作家们优美“忠诚”的作品，却把一些相当生涩大胆的后辈作品视作是对真情实感的积极尝试的原因。这种矛盾也贯穿于我的世界和文学中。我钟爱那些生活在1850年前最后的“伟大时代”的德国作家，我喜爱歌德、荷尔德林、克莱斯特。浪漫主义者能赢得我全身心的爱戴。他们的作品在我看来是永恒的，我反复阅读让·保罗、勃伦塔诺、霍夫曼、斯蒂夫特、艾兴多夫，正如我会反复聆听亨德尔、莫扎特的作品以及舒伯特之前所有德国的音乐作品一样。即使这些作品所诉说的早就不再是我们的感触和疑问，他们也是完美无缺的，因为他们已经成就了一种艺术形式，摆脱了时代的掣肘，至少相对无数今天的作品而言是这样的。我乐意学习这些作品的创作手法，它们的旋律对我来说如同水和空气一般自然，作为我创作的样本它们伴随了我整个青春。但是很久以来我都非常清楚，去模仿这些优美的样本毫无意义（尽管我未能免俗，也反复无望地尝试过）。我知道，我们这些人现在写的东西不可能有为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更加久远的未来创立一种形式、一种风格乃至一份经典的价值，所以危机之中我们除了尽可能地诚实之外并无其他的逃生之路。正直、坦率、言之凿凿，还有其他那些从我们少年时期就一直敦促着我们写出更好作品的要求——我们这代人的创作一直在这些要求之间绝望地来回动摇。我们确实做好了彻底坦白乃至自我放逐的准备——但是在哪我们能找到符合这些要求的作品？在我们的书籍或是学校里是没有的，我们自己的笔触长久以来也已经僵化。个别充满绝望情绪的书籍，比如尼采的《瞧！这个人》似乎为我们展示出了一条道路，但是到最后更清晰的却是无路可走。精神分析似乎帮得上忙，这方法确实也取得了进步，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精神分析学家或是受过相关训练的作家把这种心理学从他过于狭窄、教条、空洞的学院做派中解放出来。
够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理解得已经够充分的了。当我受邀来到自己作品的朗诵会上，拿着自己的作品站在众人面前时，这个问题就开始强烈地困扰我，我觉得自己手里拿着的作品变得一钱不值，无视它的优美而将其中对真实的追逐单独拿出来严厉拷问。我想最好是熄灭灯光然后同到场的人说：“除了觉得抛弃谎言非常费力这一点之外，我没有什么可朗读的，也没什么可说的。帮帮我，回家吧。”
尽管有这样的心结，但为了让主办者到最后不至于颜面尽失，我还是说服自己念了一两段自己的作品。不过令我惊讶的是，约莫一个小时朗诵竟能让一个人如此劳累，以至于会精疲力竭到晕倒。
在抽象或理想的情形下，当作家和读者相视而坐时根本不会有朗诵发生，这样的机会纯粹就是个悲剧，只有作家自我毁灭或者被听众乱石砸死才能结束。在现实世界中一切当然不一样，这里为无伤大雅的袒护预留了空间。而现实和理想之间古老的中介：幽默，也可以大展拳脚。那些夜晚，我反复用到各种各样的幽默，也就是所谓的绞刑架幽默。我们寻找这种毫无意义的重复，用简短的惯用语卑劣地适应现实。
这么说吧：这里站着一个作家，他对他自己努力创作的价值充满了怀疑。他现在站在满屋听众面前，这些人对他遇到的棘手问题一无所知。如何才能让这个作家念出手里的稿子而不是落荒而逃后羞愧地吊死自己呢？这首先得靠作家的虚无感。如果他不把自己和读者当回事，那他就算达到了虚无的境界。这其实是每个人都会追求的境界，包括苦行僧和自我怀疑的人。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卖弄，我相信挣脱自我束缚的可能性，前提是超越欧洲传统习俗的印记：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这种状态：我们身上永恒的“自身”注视必朽的“自我”，并且同情、嘲讽而中立地审视着“自我”的分支和怪相。那我该如何把我的“自我”献给少数直觉敏锐的观众来讽刺呢？但是因为我正好对这一方面颇有了解，经常有意识地站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边界之上，所以我可以冷静掌控作家的“虚无”。如果人们是对天才的思想家有所期待，那“虚无”状态就会更加明显。那种认为思想的产生和“虚无”的状态相互排斥的想法恰恰才是谬误。没有人能比智者更加超脱，也没有人能比智者更加痴迷于反响和主张。事实上反响和主张对智者而言是一种痛苦的必需品。不仅是我，每个作家身上都存在这种“虚无”的倾向，说不上谁更强烈，只不过我会有不同的马力而已。它帮助我在绝望的情形下面对读者。这种绝望在于，我本来没有什么好给予他们的，他们却很期待从我这里得到点什么。部分的我，大概三分之二由“虚无”组成的我要阻止自己被这些聚集在礼堂里的人击倒，要拒绝承认自己毫无价值。部分的我要让我自己以符合众人期待的方式出现，不是强迫别人去行动、去欢呼，而是要求他们的关注，去安静地聆听我的思想和故事，虽然个中的观点和意义恰好同他们的背道而驰。我用尽气力，紧咬牙关。就思想的事而言，个人总比群体更有力量，所以我赢得了这场战斗。大家都在安静地聆听我，我唤醒了一个男人的形象，一个有话要说的男人的形象。演讲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我没有再继续，因为我真的是精疲力竭了。
我愚蠢的“虚无”，这个我自己粗野但有趣的嗜好，在浑浊的经验世界里帮助了我。但除此之外，帮助我的还有听众及我对他们的看法，这是我强于许多同行的地方。来朗诵会的读者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即使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在我们之间发生，而且我完全败下阵来，台下嘘声四起——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的触动。我内心的一部分甚至也非常愿意和他们一起吹口哨。不，礼堂里端坐着的人既不会让我恐惧，也不会让我产生期待。我不再年轻，我了解自己。我很清楚，这些听众中会有多少人在朗诵会后亲自登门拜访或写信给我，拿出他们私人的、纯粹自我的事由要我做出回应；我知道哪些人会当面阿谀奉承，背后却与你使坏；我知道哪些人有强烈的虚荣心，会不顾廉耻地夸赞和崇拜他人，脸上的表情也极度夸张。但如果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已经毫无回报，他们便会迅速对你避之唯恐不及。我也认识一些损友，附庸风雅的人很乐意结识这些人，他们也多是公众人物或学术界的人，都很滑稽，爱表达自己的超脱或偏见。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我都很熟悉。我不是个喜欢幻想的新人，以为大家都是因为自己，因为自己独特人格魅力的缘故才聚集在一起的。我知道，一个约德尔四重唱小组也能吸引这么多人；我知道，鲁登道夫元帅的演讲能吸引上百倍的观众，而一场拳击赛甚至是上千倍。就我个人而言，在长期离群索居之后，这次不过是以客人的身份回归到这个社会，我对这个社会中的名望和成就（只要我原始的“虚无”还未将我卷进来）毫无感觉。局外人和隐士的身份，以及在印度——一个你无法索取也无法贡献的地方——长期生活的经历让我占尽了优势，我也很明白这一点。
但是让我能在强烈的抵触心理下完成朗诵会的原因并不仅是“虚无”或面对读者时那种作为局外人的漠不关心。感谢上帝，还有其他一些更好的原因，我是指我们拥有的唯一的善——爱。这似乎同我大书特书对听众的冷漠相矛盾，当然这确实也是。就是说，当我通过经验得来的小聪明，以及那种卑鄙的冷漠在读者前拯救了自己时，我也把越来越多的爱意和热情的努力都转向了那个“特别的人”。如果那个我深爱并愿意为之殚精竭虑的“特别的人”以我朋友的身份真的坐在礼堂里，我会把注意力都转向他，让整个朗诵会都围绕着他来进行。但是他不在这儿，我对他一无所知，我只好设想他在，我只好想法子把他变出来了，要么是想到我远方的一位朋友，或者是想到我的心爱之人，又或者是我的姐妹、我的孩子，或者我想直接在礼堂里找到某张可以令我感到亲切的脸庞。我紧紧盯着这张脸，我喜欢这张脸，我把自己渴望被人理解的热情、注意力以及努力都倾注在这张脸上。我把这张脸当成了护身符，它也确实很管用。
在乌尔姆这件事就没有那么困难了。不仅仅因为礼堂里有好多友善熟悉的面孔，更因为我身在施瓦本，在朋友中间，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相聚在城市博物馆里，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馆长本人亲自筹备了相关事宜。他邀请我活动结束后去参观他的博物馆，还同其他一些人一道拜访了接待我的朋友，同他们把酒言欢，使得我在朗诵会上讲的一些有争议的内容没有成为不愉快的回响。我很累，同样也很高兴，一切终于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