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还可以在乌尔姆待上两天。我确信，对美好事物的记忆在自以为聪明和有教养的人那里会变成一桩桩可疑的事情。我年轻时曾见识过这座格外美丽且古朴的城市，后来又遗忘了很多。没有遗忘的是城墙和屠夫塔，还有大教堂的合唱团以及市政厅。我脑海中这些风景的画面与现实相差无几；我还看到许多新的画面，比如深色的河水边那座古旧已经倾斜下沉的渔舍，城堡上的暗房，大街两旁林立的居民住宅，有的屋子是那种施瓦本风格的三角形架构，有的则将正门装饰得很华贵。除此之外，我如把玩西洋镜一般还看到了这个城市诸多琐碎的细节，它们与这儿的名胜古迹比较起来不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一只博洛尼亚犬，毛玻璃背后的人脸，明信片商店已经略带圣诞气息的装饰以及对我来说总是非常迷人且魅力无边的东西：公司招牌。在陌生的城市辨认商人和手艺人的名字是我一定会去做而且觉得乐趣无穷的事情。我读小说的时候也喜欢这么干，我一直觉得名字很重要，它们时常具有启发性。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头一次遇到我之前只在文学作品里见过的名字，我一定会格外留心，事后还会津津乐道。很多年前，我曾经在阿尔萨斯看到过一个名字“艾波盖斯特”，我还真有点被吓到。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以为这个童话般的名字是默里克为他珍爱的小说特意编造出来的。通过读公司招牌我们能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是有更多的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是否有很多犹太人生活在这里；从典型的天主教徒的名字上我们还可以对这个人的信仰、出身、嗜好以及守护圣徒略知一二。到处都听得到悦耳的施瓦本乡音，听得到那些我久违了的字眼：“咋样啊”、“行呗”。这就好像是你在某处遇到了你记忆世界中的钟乳石、砂岩、乔木和花卉；好像突然间喝到了家乡的水，品尝到了家乡的葡萄酒、菜肴、苹果或药材；或是闻到了多年未曾闻到的气味，可以唤起你数千种难以名状的记忆联系。我在这由无数匿名回忆组成的云雾中徘徊。有人向我讲述乌尔姆的笑话和故事，而我则给朋友的孩子们讲我昨天在朗诵会上读过的童话。书稿是手写的，上面还有小巧的手绘彩色插图——我正是靠这些带插图的手稿才熬过通货膨胀的那些年头。有一日下午我们造访了鲍姆教授的博物馆，那一趟真是收获颇丰。
我拜访了那个带我头一次游览乌尔姆的熟人，在他那里喝了咖啡，吃了点心。他的房屋布置得很舒适，屋里摆满了各种漂亮的、夺人眼球的饰品。在这儿，我又和默里克产生了强烈的联系。我的这位熟人收藏了一整套默里克的回忆录，还有他做了摘抄、划下了钟爱段落的书籍，关于他次年春天要在院子里播种哪些种子的笔记；还有一只十字刺绣的祖传旅行包，上面的图案几乎都看不出来了，默里克先生曾带着它出行。这间屋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个小宝贝，而我肯定是其中之一。我走进屋子时很疲劳，很烦躁——因为我已经几乎不知道旅行原本的满足感是什么样了——可是它适时的出现让我没多会儿就感到了满心的喜悦与平和。
乌尔姆的最后一晚，我在入睡前开始回想起我这次施瓦本之旅的种种见闻，想到了锡根、图特林根、布劳博伊伦，想到了那家漂亮的博物馆。我一下子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过去时光的标记，太多逝者曾在那里相互攀谈，似乎这些逝者才是最有生命活力的人。图特林根三角屋下的那一刻荷尔德林在场，在美丽的劳身边有默里克的踪迹，我还时常想起阿尼姆和克霍恩瓦西特。他们才是一切祭坛、唱诗班长凳、墓碑以及漂亮建筑的主人。这样看来在这次旅程中我其实是时刻被逝者所陪伴。我熟稔这些逝去已久的人，熟悉他们的言辞。他们的思想一直教化着我，他们的作品让这个空洞的世界变得美丽而充满可能——这些人生前哪个没有特立独行、病困交加，哪个不是生于困境的创造者，哪个不是厌恶现实而非同现实妥协的建筑师？中世纪的市民们，那些一生顺利的烘焙师、商人、富足健康的普通人，他们真是出于自愿而非少数人的不满才建造了大教堂？如果事实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这种人仅仅是贫苦的神经衰弱者；如果说老老实实做个市民，成家立业、奉公守法、教育子女是更好也是正确的选择；如果说工厂、汽车以及办公室对一个人来说才是正常、真实、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为什么他们要建这些博物馆？为什么他们要任命一个管理员，去看护布劳博伊伦的祭坛？为什么他们要在橱窗里摆上素描和版画，甚至为此从州财政里拨出款项？为什么要崇拜和举办狂欢节这种毫无意义的聚会，这种只有缺少安慰的艺术家才会中意的病态游戏，如果说这类的游戏没有一点内涵，不体现任何生活意义和价值？为什么乌尔姆人骄傲于他们保存完好的城市，而不是把这些旧垃圾统统拆掉，再盖上工厂和出租公寓？为什么那些工厂主在走出办公室之后想要从他们挣的钱里掏出一点来购买修道院的图册或者故去大师的画作，这些他们有生之年除了花在上面的金钱之外不再会有一丝兴趣的东西？为什么我在乌尔姆听到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建筑的最高赞赏是“它完美地融入旧的街景中”？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一切都必须如此面目可憎？从苏黎世到乌尔姆，只要是新近有建筑痕迹的地方，都不及这两座古建筑的小岛漂亮。火车站、工厂、出租公寓、仓库、兵营、邮局，一个比一个丑陋，无望，适合让人厌恶或谈论自杀的事。
我发问并不是想弄清楚这种丑陋和无望的原因。人口增长（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限制它，不是像现在的政府和社会一样推动它）和经济规律（这东西从建造哥特式教堂起就没变过）我都不感兴趣，吸引我的问题是：你这个在旅途中的疯狂诗人真的疯了么？因为你疏忽了让自己适应现实，适应“现在这个现实”，你就消沉，你就恐惧生活，甚至不想再生活下去？
再一次，虽然我准备好客观地去思量我自己付出的代价，但是就这个问题我给出的答案仍然是我之前无数次回答过自己的：不，抗议现下这个丑陋的世界无论如何都是对的；这个世界可以扼杀你，令你窒息，但这样也好过顺从它。
再一次，我察觉到两极之间碰撞的火花，察觉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察觉到它们之间那座脆弱的桥梁——幽默——正在摇摇欲坠。是的，拥有幽默我们还能忍受现实的不堪，火车站、兵营和文学朗诵会都没有问题。取笑现实，以无所谓的态度面对现实，了解现实的破坏性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承受现实。有朝一日，沉默战争机器会发出轰鸣声，人们用它来相互厮杀，军火库里堆积如山的武备会被消耗殆尽，今天建立起来的巨大城市会被夷平，长起杂草，任黄鼠狼溜进溜出。不，我们不需要尊敬这个滑稽的世界，不需要把它太当回事。
次日午餐过后，就要和朋友道别，许下一定再来的承诺登上列车。而今晚九点之后，我的第二次朗诵会也将结束，我也会有数日的空闲。哦，那些火车站啊！那些肮脏灰暗的候车厅，楼梯上来来回回的都是些或匆忙，或懒散，或不安的可怜人，那些愚蠢的月台护栏，还有那个坐在一栋可怜的小房子里，戴着一副夹鼻眼镜查验票根的检票员。（这就是现实世界！）别太认真。
奥格斯堡
奥格斯堡酒店的班车在一扇玻璃转门前把我放了下来，转门里正播放着“休闲音乐”。这是个现代人的可笑发明，音乐本身毫无意义，只为了让人能在静休的时间里默不作声地发发呆罢了。我走到前台登记，询问是否还有房间，一个酒店侍者为我带路。我边走边打量，酒店的陈设布置非常现代化，餐厅、大堂、衣帽间皆然。但当侍者把我带到了二楼，打开电梯门时，突然间我就站在了一个宽敞的旧式宫殿里，走廊安静而奢华，房门高大而威严，每一扇门的边上都挂了一个刻了字的彩色徽章，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同样装饰得很奢华的楼梯间。我打开自己的房门，这是一间精美且宽敞的客房，窗户朝向花圃里的绿色温室。我很高兴入住这家古朴漂亮的酒店，我之前在一个稍大点的德国城市里也住过。房间里的电话是唯一烦扰到我的东西，这机器太危险了，若是情况紧急我甚至会拧开它或者砸碎它。但我首先得使用一下它，通知邀请我的人今晚的“杂耍演员”到了。接下来我休息一会儿，从行李中取出点东西，换上另一套衣服，喝了点牛奶和白兰地。我拿出那本一直揣在大衣兜里的《希姆泼里西斯慕斯》[1]，读起林格尔纳茨的旅行信札来，这是一篇我个人偏爱的文章；直到有人敲响我的房门，示意要接我去朗诵会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居然睡着了。入夜，天很冷，来人带我穿过一条宽阔的大街来到音乐厅。我有些猝不及防，完全没有进入自己熟悉的心理程式。不过我很快就在人群中找到了一个我可以倾注感情的面孔，自信地朗诵起我的作品来。整个活动在我还没来得及开始厌恶它时就已经结束了。这让我觉得很自在。我一路小跑回到休息室，迅速换上大衣，点起一支烟。道贺的人群向我涌来，我赶紧装出一副习以为常的礼貌表情，我基本上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在这座城市里谁也不认识——但是一位红着脸颊的女士站到我面前，笑着用浓重的施瓦本口音对我说：“哦，您不认识我了么？”她原来是从我家乡的城市赶过来的，同我的姐姐是中学校友。她背后站着她的女儿，一个漂亮活泼的小姑娘。我们说笑了一阵，决定在一起再多待一会儿。我很快意识到我今晚真是太累了：一位先生递给我一本我的作品，请求我在上面为他的妻子写一段致词。我正好在想纽伦堡的事情，庆幸着又一个朗诵会已经结束，便随意写了些内容在书上，微笑着把书递还给他。他看了一下，又把书还给了我：我写的是“纪念这个纽伦堡之夜”！我不得不把这内容擦除，重写了一遍。
之后我和那位故人一道返回酒店，饶有兴致地小酌了几杯。我与这个卡尔夫同乡聊起了卡尔夫，我们提到了所有我们俩都能回忆起的卡尔夫人。她的女儿坐在一旁，觉得我们这些大人很滑稽。突然又有一个纳沙泰尔人来拜访，这让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离开施瓦本。闲谈结束以后我穿过奢华的楼梯间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通过朗诵会挣钱原本是件很轻松的事情，但是我并不缺钱，缺的是氛围，一种成就生活、享受生活的氛围，能让我信任自己所作所为的氛围，我在奥格斯堡也没能感受到这种氛围，他们给我的报酬里没有这一项。相反（上帝以这种绝妙的方式赠予歌唱家和音乐家以自信），如果某人是朗诵晚会的主讲人，是穿行在城市间的歌唱家或吟游诗人，那这恰恰是最后的机会，来劝说他这个自命不凡的艺术家意识到自己的无足轻重，意识他所谓的自我和特殊性其实毫无意义。从属于托马斯·曼还是格哈特·霍普特曼[2]的文学协会，听没听说过孟豪森公爵[3]或歌唱家黑塞；柏林的教授是否是向众人介绍荷马或慕尼黑的教授是否会举办有关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4]的演讲——这些事情其实是千篇一律，每一种所谓的特殊性不过都是模板上一道笔画，组织结构里的一条细线。这个模板叫做智慧工业，这个组织叫做教育工厂。无论是作为整体或是个体，人都毫无价值可言。上帝啊，别让我失去幽默感，让我再活一会儿吧！让我有一份工作能比待在这喧闹的集市更有意义和价值吧！让我以最卑微的奴仆身份做出自己的贡献，帮助我的祖国还清债务，让欧洲能重视降低出生率的问题！我不要钱，不要名誉，不要满口的谄媚之词，请您给我点自由的空气呼吸吧！
怀疑论者相信，不曾有人伤心至死。他们也否认，文学家会因为窒息而亡。可是，似乎文学家并不是什么都能呼吸，也没法从瓦斯或沼气中蒸馏出文章来的吧。
朗诵会的第二日，天气很好。当我走出酒店，想好好游览一番奥格斯堡时，我意识到今天是办集市的日子。我没有阅读过太多的历史书籍，我的知识都是从阅读文学作品中得来的。我通过默里克了解到的布劳博伊伦的秘密要比当地教授还要多。我对奥格斯堡的了解也得益于对阿尼姆的作品《克霍恩的守护者》的记忆，对纽伦堡的了解则要感谢瓦肯霍德[5]和E.T.A.霍夫曼[6]的作品。没有人担保我说奥格斯堡会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是我亲身体会到的是，这是一座给我别样享受，使我感到愉悦的城市。周末市场上有数不清的黄油、奶酪、水果、香肠可供挑选，有好多的农夫，还有好些孩子，都穿着地道的民族服饰。市场里的头几户商家几乎都要和我来个重重的拥抱以示友好。我沿着老街走过这些摊位，小碎花图样的布匹、中间蓬松两头扎紧的传统护袖、有趣的女帽——这些东西深深地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让我想起卡尔夫的牲畜市场：成百上千的农牧人穿着同样的民族服饰来到集市上，可以凭着他们皮裤的颜色来分辨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是林中的猎户还是耕种土地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