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线建设为我国建设起了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的国防和战略后方基地。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局势来看，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我国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美国就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侦察乃至袭击的行动。战争爆发与否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是难以准确预料的，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要好。实施三线建设，展示了中华民族准备抗击任何来犯之敌、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在广袤的三线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比较完整配套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航空工业基地和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为我国建立雄厚的战略后方奠定了基础，至今仍然是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工业基地，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与超级大国周旋赢得了时间与筹码，为中国此后的经济改革、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海湾战争的爆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高科技优势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行动，包括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国进行空中精确打击。军事高科技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使我国领导人再次关注和反思战备后方的建设问题，使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今天，我们研制出并装备到部队的一大批先进武器装备，靠的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国防高科技基础。
第二，三线建设对于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和均衡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三线建设的实施，在西部建成了将近2000个大中型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建立了包括攀枝花、六盘水、酒泉的钢铁和煤炭基地；酒泉、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成昆、湘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线的铁路；湖北的“二汽”，重庆的武器制造，贵州、陕西的飞机制造，葛洲坝、刘家峡的水电枢纽等在内的数千个企业和科研单位。1980年与1964年相比，三线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92倍。通过三线建设，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西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建设发展为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县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青海的格尔木等等。可以说，三线建设不仅为西部地区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与管理方式，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也把城市文明的方方面面播洒进当地的社会生活，对国家调节东西部的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在今天，由三线建设带动起来的我国西部经济的战略地位也不容低估。
第三，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三线建设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全国军民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报效祖国、准备打仗的情势下进行的，是在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是在“文革”的严重干扰下展开的。因此，上千万人次的参与、四百万人员的迁徙、以举国之力在数百万平方公里上的偏远贫困地区先后开工上千个项目才成为可能。回眸当年，我们的三线建设者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用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在中华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宏大壮丽的图景，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由此形成的“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1993年4月9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既对三线建设作出了充分肯定，也指出了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的积极意义。
今天，我们回顾三线建设的奋斗历程，展示三线建设的辉煌成就，探讨三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三线建设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令人难以忘怀。三线建设的光辉业绩，永载共和国史册。三线精神将得以世代传承。可以相信，三线建设的成就和精神，将进一步激励人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从三线建设到“一带一路”
◎陈东林
2013年，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和当年的三线建设有着发展经济、保障国家安全的共同点，也有着和平发展、扩大开放的明显区别。
一、三线建设和“一带一路”的相同点
（一）都是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提出的宏大经济建设战略
正如毛泽东当时考虑到外敌入侵而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将经济中心向西部转移一样，“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也首先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已提升为世界第二，但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和海域也出现了新的不安定因素。美国、日本等作为中国的两大贸易伙伴和对手，在太平洋建立起针对中国的战略，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这都是对我们东部形成争夺领海主权和海洋控制权威胁的重要地区，中国的石油和商业物流多数是通过东部海域进行贸易交流的。另外，东西部经济还在拉大，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慢，所以西部地区亟须加快发展。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大三线的区域战略方向基本相同
三线建设地区就大三线而言，主要是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地区，毛泽东把这些地区称为战略后方。1973年他曾经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这是中国联合西部的巴基斯坦、伊朗，直到欧洲的一条战略线，团结在这条线周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威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九个省市区与三线建设的区域相比较可以看出，除了新设的重庆直辖市之外，增加了新疆、贵州、广西，其他没有区别。事实上，贵州位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间，重要性也不亚于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发展，联合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俄罗斯、中非等二十多个国家，直到欧洲，这和当时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也是基本一致的。
二、“一带一路”给三线地区的启示
三线建设为“一带一路”地区提供基础，“一带一路”为三线地区提供机遇，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1495个企业，极大改善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状况，高铁、资源、制造力，高科技知识等可以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丰富供应和有利资源。如攀钢生产的优质高铁铁轨、六盘水的建材等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都是重要的原料。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今天要进行“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是不可能的，三线地区位于“一带一路”的起点，特别是西南地区，向北是陆上丝绸之路，渝新欧铁路就是从重庆经过新疆到欧洲的铁路；向南是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成昆铁路连接东南亚。邓小平在50年前视察攀枝花的时候说过，这里得天独厚，它指的什么呢？就是指以攀枝花为圆点，通过成昆铁路向两翼摆动，一翼摆动到成都，把钢铁产品运到成都，再从成都把机器设备运到攀枝花；另一翼通过六盘水向攀枝花摆动，把攀枝花的钢铁、铁矿运到六盘水，把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钟摆式的发展模式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已经扩大到整个四川和西南。今天可以这样比喻，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可以看成是世界范围的钟摆式发展，它的一摆就是北部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摆就是南部的21世纪丝绸之路。那么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恰恰处于这个钟摆的夹角之中，是很有发展潜力的。
“一带一路”将是我国深化改革、产业升级的巨大驱动力，同时通过开辟这一通道，原材料、技术、资金等市场要素的交流平台将得到重大拓展。三线地区要发扬当年的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精神，三线建设应该说是我们新中国工业化三个初始化阶段的缩影，从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到调整改造，再到面向市场经济，在几十年之间迅速地克服了众多的困难。现在实施“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三线人要改变20世纪60年代的封闭状态，积极做西部开放拓展的先锋。这是一个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
三线建设中的企业搬迁
◎董志凯
在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同时，毛泽东多次提出一、二线重要企业向三线搬迁。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强调从新的战略方针出发要重新布局工业，明确提出：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陈夕总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由此，一线企业搬迁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一环。三线建设中的企业搬迁，既不同于日本侵华战火中企业被迫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也不同于21世纪西部开发的做法。其中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一、搬迁总体部署的特色
（一）低投资、紧运行
毛泽东于1964年强调三线建设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只有2800亿元，却要投资1000亿元。投资比例接近38%，当年1至4月财政出现支大于收的情况，决定了基建计划绝不能超过1000亿元预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按较低投资的方案安排三线建设。
面临财力限制，为了落实三线建设计划，在1964年8月国家计委召开的1965年年度计划座谈会上，计委主任李富春对原有城市的工业布局作了部署：调整第一线，积极建设第三线，就要控制第一线，特别是第一线的大城市。当时全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14个，有9个在第一线，3个在第二线，两个在第三线。就是在第三线，从战略考虑也被认为目标太大了。因此，在工业布局上，第一线不上一个新项目；续建项目能够缩小规模的就缩小规模，能够“一分为二”的就准备“一分为二”；能够迁移的就迁移。
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三线企业的建设实施对口帮建，以老带新，企业搬迁的运作十分紧迫。1964年9月国家计委作出初步部署后，当年就有29个项目迁建，涉及近万职工。在整个三线建设过程中，“低投资、紧运行”是贯穿始终的特点。
（二）建设三线与调整一线相结合
1964年全国计划会议之后，李富春于9月13日向毛泽东汇报了三线建设的初步部署和安排：提出建设第三线，必须与调整第一线相结合，采取“停、缩、搬、分、帮”五种办法。迁移的不仅是企业，还包括科学研究机构、设计机构和大专学校在内。
从1964年开始，把一些重要的工厂和车间，用一分为二或全搬的办法迁移到三线去。头两年冶金、一机、农机、化工、铁道、邮电六部先迁66个项目，加上军事工厂和其他行业迁的工厂，大约有100个左右的工厂或车间内迁。相应地，要把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设计机构和大专学校内迁或一分为二。
对于一二三线大中城市的老企业，首先是上海、天津、沈阳、北京、广州、武汉、重庆七大城市的重要老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以利于整个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帮助三线建设。
凡是新建的工厂，必须是“小而分”，而不是“大而全”，必须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少占地，少用人，提高劳动生产率。非生产的建设，必须因陋就简。
国家经委与工交各部研究，提出了初步的搬家方案。冶金、一机、农机、化工、铁道、邮电、石油、地质、建工等九个部提出了初步迁厂方案。
搬迁项目的布点，要同三线地区整个工业布局统一安排。要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指示的多搞小城镇的方针，实行大分散、小集中，以达到战略隐蔽的目的。
在具体布点时，要兼顾国防安全和经济合理。少数国防尖端项目，必须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进行建设，有的甚至还要进洞。一般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的建设，应当尽可能靠近原料、燃料、水源、电源，并且把一些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工厂成组地布置在一起，建成一些适当分散的工业点。（《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纪要（草稿）》（1965年9月2日），陈夕总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185页。）
（三）各地从实际情况部署
承担搬迁任务的各大区均积极响应中央的三线建设决策部署，并结合各区实际情况提出实施要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