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年纪最长，又有秀才的功名，为人也相对持重，善于处理复杂的关系。民国建立后，冯国璋长期担任江苏督军，其政治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若单论军事实力，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相对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实力更为强大。但是，冯国璋在北京的力量相对薄弱，因而处处受段祺瑞掣肘。
摆在冯国璋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其一，和黎元洪一样，委曲求全，做段祺瑞“活动的盖印机器”。其二，挤垮段祺瑞，自己独揽大权。其三，争取府院地位对等，团结段祺瑞，实现北洋内部的精诚团结。
第一条道路，正是段祺瑞所期望的。但冯国璋不是黎元洪，在北上就职的同时，他还带来了两个师的总统卫队。因此，冯国璋是绝对不会甘心做盖章总统的。但第二条道路，同样走不通。冯国璋心里很清楚，北京不是南京，段祺瑞在北京周边的势力要比自己大得多，想挤垮段祺瑞简直是难上加难。于是，冯国璋上任伊始就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一开始，冯段两人互相迁就，表面上看北洋集团确实是一团和气。冯国璋做了总统后，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用人行政和决策的决定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好得多，自1917年10月8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但事实上，北洋三杰各有矛盾，根本无法团结成“一体”。由于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统一策略背道而驰，随着南北矛盾的激化，冯段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北洋三杰刚刚营造起来的“和谐气象”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
和平统一VS武力统一
武力驱张之后，段祺瑞以“三造共和”功臣自居，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璧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
面对孙中山的挑战，段祺瑞决定诉诸武力，对南方发起军事讨伐。10月6日，护法战争爆发。
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冯国璋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目的，冯国璋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动员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随后，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要求停止湖南战争。
由于冯国璋的运动，段祺瑞征讨南方的战争彻底失败。11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去陆军总长职务，22日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辞职后，冯国璋立即启用赞成“和平统一”政策的老同学王士珍，命其接替段祺瑞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11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段祺瑞辞职后，并不甘心“武力统一”的失败。他一面组织督军团天津会议，鼓吹对南方继续用兵，一面又勾结奉系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京畿。此时，冯国璋在北京的总统卫队只有两个师，深感力量单薄，只能寄希望于南北和谈早日成功。然而此时，孙中山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西南军阀又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响应停战和谈，一面又讨好孙中山，表示坚决护法，终致和平谈判收效甚微。
12月15日，迫于督军团的压力，冯国璋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中旬，护法战争重燃战火。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再度喧嚣尘上，而冯国璋在北京则陷入空前孤立。
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一千余名卫队，企图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段祺瑞察觉以后，立即电告安徽督军倪嗣冲，务必阻止冯前往南京。冯国璋抵达蚌埠后，倪嗣冲毫不隐晦地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只得折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冯国璋被迫宣布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以此缓和与段祺瑞的紧张关系。
3月23日，冯国璋不得不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武力统一”的政策又占了上风。
矢志不渝，死有遗憾
然而，冯国璋同样不甘心失败。他利用自己直系首领的地位，暗示曹锟、吴佩孚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以“恢复湘省为止”。结果，在攻占湖南以后，任段祺瑞如何笼络，曹吴二人均不上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收效甚微。
随后，段祺瑞再以高官厚禄引诱曹锟、吴佩孚。冯国璋担心曹锟再次受骗，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诱杀。至此，冯段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1918年8月，新国会成立，段祺瑞掌控下的安福系成为第一派系。9月，在段祺瑞的操纵之下，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新任总统，冯国璋被名正言顺地赶下了台。
冯国璋退职以后，仍然坚持“和平统一”的主张，为弥合直皖矛盾，争取全国和平统一而四处奔走，呼吁各地军阀“化除轸域，和平统一”。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冯国璋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总统：“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曹锟：“贿选总统”的法治梦
文/王磊石
为了应对贿选行为带来的种种不利，摆脱千夫所指的窘境，曹锟决定抢先制定颁布一部“宪法”。然而，寄予厚望“法统重光”非但没能树立起贿选总统的合法性，好端端的一部“宪法”也被曹锟连累，被后人称之为“贿选宪法”。
一位出身寒门做事憨厚的布贩终于在半生戎马之后逼近了权力的顶峰，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其一，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其二，竭尽全力去争抢那张“总统宝座”。时年六十一岁的曹锟终于选择了后者，1923年他挤走了傀儡黎元洪，决定自己往上再挪一步，做一次最高元首。
然而来自各方的压力是其始料未及的，南下议员的声讨、奉系的威胁以及广东方面的公然反对让这位号称“曹三傻子”的“厚道人”坐立不安。他很清楚，为了具有合法性，他只能在议员们的选票中走上权力之巅，最终他选择了贿选，一时间成为举国诟病的靶子。尽管他想出了颁布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招数，打算以此来标榜自己总统地位的正统与合法，但贿选的恶名已经不得民心，谁还会相信他所宣传的“法统重光”呢？
人生之巅
1923年10月10日甫明时分，一列专车缓缓驶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原本在此守候了一夜的人们此时甚为兴奋，浑身倦怠顷刻间感到了些许舒缓。好不容易有了些盼头，可以一睹新任大总统曹锟的真容。但不久后的一条消息让他们陷入了无比的失望与愤懑。负责欢迎仪式安保任务的士兵告知他们：“只限定实缺简任以上各官，其余概不准入！”理由是“夜间接到了保定的电话”。尽管那些低阶官员心有不甘，但是无奈之下只得黯然离去。余下的高层官员、政界名流面对着如此厚待表现得志得意满，心情激动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七时三刻，军号响起。负责防卫任务的冯玉祥部官兵纷纷端枪立正，须臾之后，直系首领曹锟在周梦贤、曹士杰两人的搀扶下径直走出车厢，向等候在站台内的各界人士频频点头、招手。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者身材高大，衣着军装，胸前配满了各色勋章。军乐毕，阁员以及军警长官如高凌霨、顾维钧、冯玉祥等一干人等纷纷上前表示欢迎。曹锟与众人略作谈话后，即登上了五十米外守候的汽车。
一声口令响起，排列在周边的军警举枪致敬。汽车缓缓开动，在一辆六匹黑马驾驭的礼车（袁世凯所用）追随下驶入了前门，奔向中南海总统府。汽车全程由骑兵马队拥护而行，所有护卫骑兵分成两排，一眼望去气派异常。途经路段已在一天前进行了特殊的布置，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一派皇帝出巡时的威仪。道路两侧军警林立，五步一人，十步一骑，每逢交叉路口必有三五持枪士兵站岗。气氛凝重而肃然。
从正阳门到中南海之间，这段路程并不算长，但此时的曹锟脑海里值得思索的东西太多太多，或许正在感慨四十年前津门推车贩布的人世沧桑，也可能还沉浸在五日前勉强依靠金钱支撑下来选举的庆幸，更可能地是思索着眼前这盘并不好下的残局。甚至他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不经意间他已经登上了中华民国权力的顶峰。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他将成为这个国家前进方向的左右者，而这条前进的道路又是如此崎岖难行。
不多时，汽车到达了怀仁堂。这时的怀仁堂已经人声鼎沸，恭维道贺之词不绝于耳。等到九点，曹锟的就职典礼正式开始，曹大总统面南而立，各国会议员向北而立，军乐响起，众人脱帽肃立。乐止，曹氏开始宣读就职宣言，该就职宣言全文五百余字，由王毓芝代笔所作。
宣言中说：“锟军人也，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托付之重，出而谋一国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和往常宣言别无二致，这份宣言首先以自谦开头，但是接下来话锋一转，便进入了正题：“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际远过于前人也。”他一下抛出了“制宪”这一举世关注的卖点，将自己的贿选政府放在了合法位置之上。这就是这位曹大总统及其班底酝酿已久的“法统重光”。除此，他还谈到了兴办教育、发展实业、和平统一等种种构想，但担任过多届国会议员的政治老手们很容易看明白，这些主张都是老生常谈罢了。
宣誓完毕之后，曹锟便成为民国建国后十二个年头中的第五任总统。
“法统重光”之梦
就在曹锟宣誓就职的两个小时后，他在随从人员的陪伴下出现在了国会街春颐园的议会大厅里。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在此宣布了新宪法。
事实上，这部宪法是曹锟精心策划的得意之作。长久以来，曹锟一直很清楚，尽管自己依靠财力上的强势打赢了议员争夺战，但是真正威胁自己位置的并不是选票，而是实力派手中的人和枪，以及来自公众的舆论监督。因此如何让自己能够抵挡住各方压力，将自己贿买来的总统头衔合法化就成为了曹锟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早在四个月前，以褚辅成、汤漪为首的南下议员们就在上海举行集会，声讨曹锟之余发出了《离京议员致两院同人书》。文中大声责问道“不一思今日窃据国务院者，其人在法律之地位果居何等？以中国之大，四万万人之众，其权是非衡利害皆不如公等”。
1923年9月10日，那些离京议员再次发表宣言，这次矛头直指参与贿选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盘踞北京国会议场，携其议长资格，利用军阀武力与金钱，公开贿买议员，而犹不足，乃至破坏立国之根本法度”。
接下来，各地军界要人、实力派人物也坐不住了，纷纷通电讨伐，言辞之激烈丝毫不逊于声讨袁世凯称帝时的檄文。9月27日，卢永祥率先发难：“永祥痛国纪之倾颓，不忍对人之臆说，惟冀促成制宪，补救方法，至元首但能依法递嬗，则人选听诸国会，意为我中华民国之诞起。”张作霖也继起声讨。上海各省同乡会、学生联合总会等社会团体也群起通电。
就职前的那段时间里，曹锟成为了全国众矢之的，而他们声讨的核心观点便是宪法的缺失导致总统选举出现贿选丑闻，要求恢复“法统”。舆论风行之下曹锟可以加派重兵保证自己就职当日的人身安全，但是想堵住政敌们的嘴显然是难比登天。因此，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利用舆论自己来占领“法统”的制高点。
仔细梳理一下不难发现，自从袁世凯1914年开始解散国会，因为废除《临时约法》一事弄得身败名裂，到段祺瑞1917年马厂誓师，赶走张勋，立下“再造共和”首功，但也是因为不肯恢复《临时约法》而最终落得寓居天津的下场，而南方势力频频以护法为旗号，挑战着北京政府的合法性，赢得了舆论与道义上的支持。自从辛亥以来多少事件是围绕着这部《临时约法》展开的，而又有多少实权人物栽在了这部《临时约法》面前？
为了应对贿选行为带来的种种不利，摆脱千夫所指的窘境，化被动为主动，曹锟决定抢先制定颁布一部“宪法”，让各方势力失去声讨的口实，而自己也可以借此一举将“法统重光”的功勋揽入怀中，使其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合法元首。
在贿选的同时，他也紧锣密鼓地督促北京宪法会议在自己就职之前赶制出一部宪法。以此来保证自己就职当天可以成为辛亥以来颁布《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人。按照要求，北京宪法会议加紧了工作日程，终于在10月8日三读通过，中国宪法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宪法”诞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经民国十一载的抗争妥协，前人没能办到的事情却在一位贿选总统的暗箱操作下，召开三次会议，花费十余小时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