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很快黎总统就体验到他这个国家元首，恐怕多数时候只是个“橡皮图章”。用丁中江的话说，“黎元洪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梁启超看得极为明白，他在给蔡锷的信中，预言黎元洪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故而梁启超先是拒绝黎元洪的邀请，不想置身于漩涡之中，后来则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民国初年宋教仁致力于“责任内阁制”并为此丧命，谁曾想竟然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了。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这个段祺瑞的心腹不久写了一张通知，派人送到新华门总统府传达室，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包括私信，皆送至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前几日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方才知晓此事。黎总统脾气涵养再好，恐怕也要出离愤怒了。
此时，国会也是政团林立，意见分歧。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首脑的“研究系”，原是反对帝制的中坚力量，现在转而和北洋系携手；而有国民党或依附国民党背景的其他几个社团，则持反段立场。南方革命党人和北方军阀势力的消长，一直是北京政府面临的现实难题。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正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如今黎元洪决心再次利用这个政治空间，积聚力量以掣肘段祺瑞。段祺瑞自然不肯坐视。府院过招，随即便发生了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贩毒案。因涉嫌主角是护国军首领唐继尧的弟弟，普遍认为这是北洋系借机打击西南派。而黎元洪提名的外交总长唐绍仪，上任途中，便遭到北洋系联名通电反对，给他安上了十二大罪名。唐绍仪无奈只好通电总统总理辞职，电文里直指北洋系：“枭雄柄国，颠倒舆论，仇视贤良，功罪错乱，黜陟舛迕，甚为骄兵悍将，嗾使干政，内外相结，上下交攻，遗毒无穷，于今为烈！”（沈云龙《黎元洪评传》）
南北方你来我往斗法，小动作不断，黎元洪仍然希望来弥合纷争。这年双十节，因为共和重建，他发表大批授勋令，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六人以勋一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三人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其他的西南反帝制派、北洋帝制派，乃至逊清皇室的载涛等人，分别都有颁赏。他就像个裱糊匠，用有纹饰的纸糊上裂缝，让这座纷攘械斗不止的屋子可以停下来装修一番。自然，他也逃不掉“滥用名器”的罪名。
“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黎元洪所希望的法治，在武人干政和派系政治下，终不得施行。总统、总理与国会正慢慢地陷入龃龉丛生的危机之中，最终将不免于破裂。政事的每况愈下，使得袁世凯死后民国恢复秩序的期望落空了。
矛盾在1917年春天达到了顶点。
4月，段祺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督军会议，要求总统、内阁和国会批准中国加入协约国。梁启超一力推行，他希望中国借由参战提高国际地位。在参战与否的问题上，民国的政府要员、各省督军们和社会精英们各有立场。军阀们支持参战，主张解散国会。督军团们表示，如果国会不通过参战案，就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的回答也少有的强硬：“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在幕僚们的撺掇下，黎元洪发了一回狠，免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北方八省的督军立刻发难，宣布脱离黎政府。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表示免段为非法，准备“北伐”，要做“北洋派的李烈钧”。安徽督军张勋紧紧抓住了这个时机，要做和事佬，调停府院矛盾。在张勋的压力下，黎元洪又解散了国会。
1917年7月1日，黎重光回忆说，他在家里听到父亲在前面办公室大发脾气，后来得知是梁鼎芬劝说总统“归政”。（赵《夹缝中难生存的总统》）原来这天凌晨3时，溥仪已在乾清宫升座，宣布大清复辟了。
黎元洪怒气冲冲，斥责前来劝退的代表，大骂王士珍“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共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于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北京城里再次龙旗翻卷，唯有总统府仍然挂着五色旗。黎元洪及时发出通电：“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
乘着活动还没有被限制，黎元洪又致电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此时，张勋的驱逐令也到了。黎元洪从后门出府，住进了法国医院，后又到了日本使馆。
很快，段祺瑞打败了张勋的辫子军。在段祺瑞而言，迎回黎元洪比副总统冯国璋更为有利，然而黎元洪已经心灰意冷，再加上张勋复辟是由他援引入京的，内心不免愧疚。他通电自我弹劾，真称得上民国熠熠生辉的文章。可知民国当政者尚有“政治德性”，也还有传统的道德感，一旦觉得有负权责，便引咎辞职。他先表明复职纯属流言，接着又列举自己因求治太急而犯下的“五大罪”：不能疏通国会；尔后又解散国会；援引张勋；不能反抗复辟，托庇于外国医院等。其中解散国会尤其令黎元洪痛心不已，他自责“寡草随风，卒隳操持”。（刘丰祥《性格与命运——辛亥革命前后黎元洪政治命运的性格因素》）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很快感觉到京城对他来说，已经是个险地。据黎重光回忆，家里的一个卫兵意欲刺杀黎元洪，结果刺死了卫队官长。黎元洪决定像民国的名流和下野政客们一样，退居天津做个寓公。
少了黎元洪这个黏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于是南北彻底分裂，一国之内出现了两个政府。写《黎元洪评传》的沈云龙说这是“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也”！
实业救国
政治失意的黎元洪，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他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实业。实业救国，也是黎元洪的夙愿。辛亥革命后，财政紧张，身为副总统，他便主张从生产入手，振兴实业。《黎副总统政书》里便提到“未雨绸缪，首倡实业”，“应以实业为根本。开源节流，即视乎此”等实业救国的思想。担任总统的一年，是纷扰不断的一年，他无力去关注整个国家如何发展实业，如今无事一身轻，五年之内，黎元洪投资了二十多个银行和厂矿。
而北京政府再度风云变幻。1922年直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冯国璋死后直系首领曹锟需要一个过渡总统，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选。所谓补足总统任期，恢复法统，一石二鸟，既推翻了徐世昌，又打击了孙中山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发出了三千字的“废督裁兵”“鱼电”，表示有条件同意复职。一番讨价还价，黎元洪终于发电宣誓就职。据总统侍从武官唐仲寅回忆，黎元洪大有前度黎郎今又来的畅快和得意。在复职典礼上，黎元洪穿着礼服来回踱步，对镜顾盼大笑：“大家都说我是黎大苕，今天我黎大苕又回来坐天下了！”
或许是忠厚和戆直只是一线之差。究竟是继任未完成的上一任总统还是临时总统？黎元洪纠结于自己身份的合法解释上。
在黎元洪复职之前，《努力周报》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汤尔和、陶孟和等人便联名提出宣言，主张政治改革，提倡“好人政府”，建议召集各省和平会议，谋求南北统一。黎元洪上任之后，也确实任命了有声望、有现代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组成了“好人内阁”。
然而，黎元洪绝没有“冲”的胆魄，他反而要依靠直系来保住总统之位。对他的性格，他的老师严复曾有评价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岂止保不了国，最后甚至堂堂民国总统也被羁禁在火车上，悲愤到要饮弹自尽的地步。“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折，正义之不可摧残……”如今再读黎元洪从天津通电全国的文字，令人叹惋。共和、宪法，这些最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徐世昌：武夫时代的文治梦想
文/刘永峰
以文人总统倡行“文治主义”，而在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中，曾被目为“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
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场教育界的索薪运动，给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徐世昌带来了麻烦。
那天上午，尽管正下着雨，但是天安门外，聚集的示威游行学生却越来越多。到九时许，陆续到来的，已有约四五百名男女，他们各自手持白旗，集合后向西走去。这时，不断有巡警，沿途劝解，令其解散，但游行队伍，坚持要到总统府请愿。一直以来，武人的骄横跋扈，都是这位大总统挥之不去的困扰，而至此，对徐世昌更为不利的是，知识界对这位文人总统的日益不满也爆发了。
总统府大门——新华门外的栅栏前，请愿的学生已是围了一重又一重，京师警察厅派来的巡警与公府的守卫严阵以待，频频设法制止，“经国务院派人劝谕，该生等仍麇集不去”。（《政府公报》）至下午一时三刻许，数百名请愿学生又涌向教育部前去示威。总统府门前，留下六名学生代表依然在坚守。
在雨中，请愿学生依然没能见到总统出来，只是稳坐于中南海内的徐世昌，内心是否也依然平静呢？徐世昌知道，在总统府外，学潮队伍汹涌澎湃的声浪中，他的声望也在一点一滴地坠入谷底。他也许还会感慨，三年之前就任总统之初，他是如何踌躇满志地设想着治国的方略。那时，人们对于这位文人总统是报以何等的欢迎，他风光无限之际，其情形竟似深孚举国殷望。而这所有的一切，很快又都如烟花般幻灭了。
就职与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10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接仪式。
上午8点半，冯国璋派钱能训和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徐，待徐至公府，礼官导引徐至怀仁堂礼台。9点整，冯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徐同向国旗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公府。10时整，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词毕转向北，与议长议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议长议员转东向，阁员及文武百官西向，徐世昌立于礼台宣读就职宣言。（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在就职典礼上，徐世昌宣誓说：“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他说，眼前最要紧之事，“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内政之外，还当求自立于世界之道，国家权力之发展、国际地位之保持，亦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正如其就职宣言所讲，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当时，国人已厌倦了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一战结束后，许多时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们对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据国民党元老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当徐世昌想借重其夫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书。（沈亦云《亦云回忆》）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寄予厚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当时，青年的学生心中也对“文治”充满了期待。据历史学者郭庭以回忆：“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
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欧战结束，“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