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难行
深孚众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后，首先便是贯彻其“偃武”的主张。
有感于内外舆论的有利形势，徐世昌就任第十五日便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奉督张作霖、直督曹锟、皖督倪嗣冲、鲁督张怀芝、吉督孟恩远、豫督赵倜、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晋督阎锡山等九省督军应邀到京。除此之外，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各省代表，另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连开两日，各路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收束军队，整理财政等。并在16日，下令前线部队停战休兵。
一时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世昌遂为中外属望之一人。他欣然自得，顾其左右说：“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其在此一举了乎！”
如果说一开始对于和平极为乐观的舆论环境，还会令徐世昌颇为踌躇满志的话，那么当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手无实权的总统，在军人之间周旋，是如何无能为力。
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北洋实力派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令和谈难有进展。当西方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和谈进行时，徐世昌无奈地感慨道：“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么？”
南北议和未果，同样，徐世昌的“偃武”主张在处理军队问题上也举步维艰。他原本打算“以文辖武，废督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这些措施对于各派军阀来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到头来，文人徐世昌所设想一切“偃武”主张，在恃兵跋扈的军阀面前，都成了纸上谈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仅未能缓和，而且更有愈来愈糟的趋势。各地军阀为击败对手，争夺地盘，大肆扩军。据资料显示，1918年，北洋政府陆军人数就已超过八十五万人，仅到1919年初，陆军规模就已增至一百三十八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手下的杂牌部队。军队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40%。
“偃武”的悲剧，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张也受到连累。徐就职之时，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十分困难。迫于欧美主张停战和谈的压力，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里，以为党费开销；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当时历来外债又先后到期，债权国催促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沈云龙也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军费浩繁，武人索要无厌，地方割据，税入大半截留，以致中央财政困难，司农仰屋兴嗟，尤令世昌束手无策，影响所及，则行政教育经费，亦不能按时发放。相继发生北京各校罢课，中央银行挤兑，内务、教育、司法部员工罢工，……政象之乱，为往昔所未有，甚而演成教育界之‘六三’索薪潮。”
索薪潮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教育经费，已经积欠数月未发。各校不得已于3月14日陆续宣言暂行停止职务，并联合八校教职工共商办法，一同与政府作具体交涉。15日，八校教职工代表在美术专门学校举行会议，推举北大马叙伦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会后，由北大代表马叙伦、陈世璋、法专代表姚憾携带呈文，往谒国务院总理面递。
此后，国立八校教职员交涉多次，亦无结果，遂于4月8日宣布全体辞职，教育部长范源廉、次长王章怙已无法应付以提出辞呈。此后，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亦以罢课为声援，风潮愈行扩大。
当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经费，对于总统及教育部而言，确实也有十分的难处，足见那时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仅难以执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为得势，国库帑藏首先被用作军费及军阀们的享用。据资料记载，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协济之教育款项，就被挪用充作曹锟、张作霖来京的招待费用。
“六三”之前，首都教育界就已是连日到部请愿，“共起而为最后之挽救”。“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呼吁于新华门内者，经两昼夜，饥寒虐辱，已备偿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不忍“此辈纯洁之青年”“为维持教育而遭此僇辱”，于6月3日集议，当天即到教育部，请马次长暨八校校长，与教职员代表，同往总统府，“向总统陈述政府摧残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负维持教育之责任等情”。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齐在教育部内，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沈云龙《徐世昌评传》）
文治的失望
马叙伦的记叙中，依稀可见的还有士人对于当日“文治主义”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总统后，“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为此，他特于总统府内成立晚晴移诗社，定期与遗老、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然而也就仅此而已，由于武人的制约，其“文治”的主张再无更多的表现，对于政治的进步更是几无贡献可言。
对此，曾一度憧憬着“文治”的士人不免顿感失望。徐世昌上任仅一年光景，李大钊就曾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真正损毁其“文治”形象的，则与徐世昌对“新思潮”的态度相关。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徐氏执政时之‘五四’运动前后，适当中国学术社会之转型期，思潮泛滥，情势大异，外国学者杜里舒、杜威、罗素均曾先后来华讲学，新知启发，为时所尚；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之无政府及共产主义学说，亦以译介输入，汹涌澎湃，堤防尽溃，而醉心者诧为新奇，几于中风狂走，若干名流伟人，不稔其是否适合国情，且从而播扬之，甘效前驱……”
当此情势，徐世昌却大力提倡颜（颜元）、李（李塨）之学，主张讲务实去空谈，以救时弊；又下令学校尊孔读经，研究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不得干预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学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极为不满。
另外，“五四”以来，学生对于政治运动渐感兴趣，其固有之温和敦厚、彬彬有礼，一变而为激进。教育界的这些表现，使政府统治颇感棘手，渐成对立。在这种语境下，6月3日，新华门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血肉横飞”的一幕。
声誉扫地
请愿师生来到总统府时，新华门早已关闭，门前布置了队伍，他们一到，就被阻拦。“以堂堂民国政府，岂有禁人请愿之理”，他们遂与卫兵理论，令其放行，然后，冲突遂起。
当日的《政府公报》这样描述事情的经过：“马叙伦紧拥马次长身后，并用扬声器号令大家打进去。其时守卫队兵正欲设法制止，即见在后之教员学生等，群拾马路石块，向前攒击，一时石子乱飞，秩序紊乱。卫兵等奋力卫护马次长，救入新华门内。马次长头戴绒帽遗失，腰背等处均各受伤……纷乱之际，马叙伦等先行抽身潜逃。似经兵警弹压，始各陆续散去。”
事后北京八高校联合声明的材料中，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同人等请次长、八校长及八代表并学生代表等人入府，讵卫兵不准通过，蛮横异常……卫兵不但不许通行，并用枪柄刺刀乱加刺击，知机之马次长，稍受微伤，立即声言：我是次长。卫兵等乃许其通过，彼遂独自入府。卫兵更继续痛殴同人及学生等。是时天方阴雨，新华门外，血肉横飞，同人及学生等，相继伤仆，枕藉于泥泞之中者，不计其数。最痛心者，十余龄之男女学生，亦均遭蛮横军卒之痛击。”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么蛮横的行为竟然发生在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府前。事后，国立八校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对徐世昌的“文治主义”嘲讽道：“犹忆徐总统就职之日，即以文治号召于国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残，而标榜文治之总统，竟坐视阁僚之辱蔑师德，摧残教育，而若无睹。迨教育界起而谋救起之方，又复纵令卫兵行凶伤人，溅师儒学子之血于文治总统白宫之前，而国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于徐氏文治旗帜之下。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第三个年份，也是内政外交最令其烦扰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实，已无可挽救；在南方，粤桂湘鄂之间的战事，依然征伐不止，对于战乱纷争的日子，人们已不堪其苦，但大总统也有心无力，只有徒然怅恨而已。不仅如此，各地罢工、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这些的背后都暗藏着令人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断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着一重又一重的阴影。而又一年后，这位民国史上唯一的文人总统落寞辞职了。
袁世凯：摇摆中的共和
文/何书彬
共和还是帝制，始终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两条路。他以共和梦始，以帝制梦终，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1912年2月12日，外有革命党施压，内有袁世凯逼宫，隆裕太后和清帝颁诏退位。
退位诏乃是立宪派领袖张謇所拟，其中说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袁世凯审阅过诏书，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戛然而止，中国进入共和时代。
誓词
在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全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清廷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兴致勃勃，2月16日下午，他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官邸，让蔡为他剪辫子。（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然而在仅仅两天前，蔡廷斡还在抱怨袁世凯太“顽固”，他对《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等到袁世凯的辫子一掉，蔡廷斡就把这个“独家消息”告诉了莫里循。袁世凯的副官唐在礼目睹了整个剪辫过程，他观察到：“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这种极其开心的表现，在袁世凯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见。
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办，袁世凯宣誓效忠民国：“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蔡元培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袁世凯的誓词并代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谦虚作答：“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早在革命党人与清廷相持不下时，黄兴就以南方民军司令的名义致电袁世凯，把袁比拟为中国的华盛顿。如今帝制既倒，共和初建，时人对袁世凯更是倍加推许。1912年5月，有记者问孙中山：“先生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得到的答复是：“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
约法
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袁世凯也不得不经受时人质疑的目光。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这样描述袁世凯的剪辫：“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变化。”
在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即觉得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典礼根本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莫里循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记录：“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