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年后的重逢
由于早期的生活太不稳定，一直到了1950年，年近四十的王东明才经人介绍而成婚，先生陈秉炎是1949年后来台的国民党政府官员。1953年春，台北县永和镇（今新北市永和区）成立消费合作社，王东明开始在那里从事食物配给工作，一直到1982年退休。
几十年来一直过着平淡生活的她，常常对当年没有跟着父亲好好读书感到愧疚。那时在台湾生活的她，并不知道继承“家学”对在大陆生活的二哥来说意味着什么。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王东明说，在这一年的年初，来不及等到去大陆探亲的许可，她就开始与三哥和五弟、六弟商议在香港见面的事情，当年9月，数十年没有见面的姐弟终于在香港见面了。
此时，当年的八个兄弟姐妹，已经有四人先后去世，剩下四人的年龄加起来刚好三百岁。
王东明回忆刚刚相见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大半已经知道，他们告诉我们的，好些都是前所未闻。”
二哥王高明曾经有过和台湾的家人团聚的机会，但他选择了留在大陆。1941年时，他已经是邮政总局的副邮务长，到了1949年，邮政总局随国民党政府南退台北，他没有跟去，而是留守上海等待接收，1949年后，他到北京任改组后的邮电部的秘书处副处长；1952年，五弟王慈明也奉调到第一机械部，到了1956年，又作为新政府选拔出来的第一批总工程师，被派去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从此一直待在成都；六弟王登明留在了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药剂学教研室主任。
正是在这次会面中，王东明第一次知道，她的二哥王高明也像父亲一样选择了自尽。
王东明大哭一场。在她眼中，二哥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是最聪明的，也是把父亲的事业继承得最好的。在邮局工作的他，一直没有放弃家学，并利用休息时间写出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著作且获得学界赞誉，但到了1957年时，他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办一份《艺文志》，结果不但被打成“右派”，还被开除公职。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四处找工作，幸而被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发现，并被推荐给中华书局，他才获得了一份在书局文学组做临时工的工作。
在中华书局，王高明先是为《全唐诗》审核标点，接着又为《全宋词》补充材料并审核全稿。他的深厚学力迅即折服了中华书局的编辑们，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和宋人笔记方面的，只要有人向他提出问题，他都能当即作答。有人戏称他是“宋朝人”，他不以为忤，也以“宋朝人”自称，并乐在其中。
在修补《全宋词》的过程中，王高明写下了大量的考据笔记，当时中华书局文学组的组长徐调孚先生一再鼓励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他就花了一年多时间整理出二十余万字的一本专著。中华书局把书稿拿给钱锺书先生审读，钱先生很快读完全部文稿，并且说：“这是一本奇书，一定要尽快出版。”
然而，此时的王高明只是一名临时工且身世背景复杂，连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遑论出版专著。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连做临时工的资格也失去了，而且被卷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有一天，二哥的家人发现他一整天都不在家，待他晚上回来，就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在颐和园坐了一天。家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也想投湖自尽，但因游人太多而放弃。到了第二天，二哥真的服下“敌敌畏”自尽了。
王高明之死，被认定是“畏罪自杀”，家中两千多册线装书全部被没收，其余藏书和历年积累的文稿和资料全部被焚毁。
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中，遭受不幸的又何止二哥王高明一人呢？二哥的两个儿子也都被划为“右派”并被“流放”到边疆，二嫂接受不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先是瘫痪在床，后来又在精神分裂中去世。
王东明的五弟王慈明在“文革”中也屡屡被指责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对此王慈明非常无奈，只能回答：“从来不是，如果不信，可以去问郭沫若。”
几十年前，身为父亲的王国维曾苦心劝告子女要远离政治运动的漩涡，那时他经常因担心“最可怕之社会运动”会在中国爆发而忧国伤时，后来谁能料到，父亲的这些担心竟然一语成谶，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应验了呢？
重回清华园
1990年，王东明的老伴陈秉炎在台北去世，享年89岁，为排遣哀伤和寂寞，她订了一个“五年计划”，到大陆、美国等地去走走。
对清华园念念不忘的她，一直把那里看作是自己的“娘家”。1990年中秋，在别离大陆四十二年之后，王东明第一次踏上了“回娘家”之路。在前往清华旧居的路上，她想着以前的房子有着“朱漆的大门及廊柱，还有闪着金光的门环”。但在过去后看到的情况则是：房子还在，但由于长期缺乏修缮，都显得很破旧了。
在清华，校方安排王东明一行住在梅贻琦故居，并派专人陪同寻访，这使王东明感受了“娘家人”的“人情味”。从清华园出来后，王东明又去了颐和园，两位亲人的离世都与这里有关，使得颐和园对她而言成了一个有着特殊感受的地方。1994年11月，她再次回到大陆，仍是在去完清华后前往颐和园。
在台北的家中，整理父亲遗物成为王东明在退休后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凡是遇到关于父亲的任何资料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是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通过这种方式，她对父亲和自己的经历进行回望。
当年没有认真跟着父亲念书的她，到了晚年看到父亲留下的文字：“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总会怆然而泪下。
1995年，王东明已经八十三岁高龄，在一位“票友”的带动下迷上了京剧，“把自己打开，很投入地去唱”，她说。她喜欢唱《四郎探母》，唱到“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他思家乡想骨肉不得团圆”时，又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直到这时候，她仍不愿对人说自己就是王国维的女儿——在成都的五弟王慈明也和她一样，除了一些同事，没有多少人知道王慈明就是王国维的儿子，因为他几乎不提及自己的家世，一直到了2006年，王慈明才被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奇逸“发现”——原来王国维的后人已经在成都“隐居”了五十年，此时的王慈明已经是九十一岁的高龄。
随着兄弟姐妹的不断凋零，仍在世的只剩下王东明一人，眼见父亲的学术在被“重新发现”后获得越来越高的重视，她开始改变“不写回忆录”的想法。
2006年，网民投票评出“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结果父亲高居榜首”，王东明说，人们是如此关注她的父亲，她也渐渐去掉了曾经的心理压力，“我有那么好的一位父亲，有人讲起来，我为什么总要回避呢”？
目前她的《自述》尚未确定由哪家机构来出版，不过她个人打算把《自述》交由新竹清华大学来负责出版，对于她来说，那里同样是“娘家”。
关于学界对王国维的研究，她希望人们不要再过度猜测王国维的死因，“老是说这个没有意义，大家把我父亲那些没有完成的考古等方面的工作进展下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民国语言大师赵元任：玩学问的人
文/钱文忠
老天赐其独厚，不仅给了赵元任从事语言学研究和音乐创作所必需的“机官”（胡适语）以及超凡脱俗的天分，还使得他享天年，而且给了他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机遇，三十三岁即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在故国陷于战乱、疯狂之时，又迫使他远渡重洋，在世界一流学府中治学著述、授业解惑。因此，赵元任八十九岁的一生在很大程度是如意遂愿、平静安稳的，绝非乱世苟活。
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羡慕的。不过，在凡夫俗子如我看来，实在是可遇不可求，过于高远了。我羡慕的倒是赵元任顺由其“滑稽生性”（胡适语），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指对于学术的兴趣，赵元任自己的比喻）和“男人对女人的爱”（指对于艺术的兴趣），终其一生乐此不疲，以学术为志业。“玩”和“学问”两不耽误，相得益彰。语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赵元任就是“乐之者”。可以说，赵元任才是真正达到了“玩学问”的境界。与此相比，时下强作潇洒自居“玩学问”的学人，至多不过是叫花子过年——穷开心或苦中作乐——罢了；至于那些以为学问谁都配玩的学术票友之流，那更是东施效颦，不堪与语了。
“巴黎夫浪色”
1926年，时年三十七岁的赵元任在《清华校刊》发表了十八条格言体的《语条儿》，其中有：“‘例如’没有预备好，别先发议论。”“长者教，不可违”。需要说明的是，首先，例子都出自赵元任的女公子赵新那、女婿黄培云所编《赵元任年谱》；其次，除了实在有趣的几个例子，其余都取与赵元任的学术兴趣发展有关，且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可寻者。
赵元任十三岁时，为了使人听不懂，先是用反切说话，后来更进一步，倒转反切。后来，倒转说话不仅是他多次表演的拿手节目，而且还成了他学术研究的课题，并有论文发表。再例如，赵元任从小就将英文字缩略，自创一套速写方法。十五岁时某日日记有：“bklawd2pg”，意思是“书大字二页”（book large word 2 page）。不中不洋，别人自然莫名其妙，时间一长，发明者本人也未必搞得明白。这种创造性缩略的方法，赵元任后来使用得不少。多年前，美国费城大学著名汉学家梅维恒教授曾惠赐“Chinoperl”（中国演唱文学：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一册，当时就对这个别出心裁的创造性缩略佩服得五体投地。读了《年谱》才知道，这个电脑拒绝承认，必定用红色纠错线标出的“英文字”乃是赵元任在1969年提议的。还有纯粹的创造。洋人原不知中国烹调之“炒”为何物，“stir frying”就是赵元任夫妇发明，教给洋人的。电脑也不认，洋人可是经常要用。赵元任是著名的翻译家，曾经写有专文讨论翻译的信达雅问题，所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早已脍炙人口。他对翻译的关注是随时随地的。有些译法很出人意表，如一直将“亲爱的”音译作“迪呀”，将法语的“你会说法语吗？”（Plarlez vous francaise）音译成“巴黎夫浪色”，更是令人不由地发笑。
“Sh sh shī sh sh shī shǐ”
对语言文字，赵元任的确妙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比如，在《国语留声片课本》第七课中用“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为例来说明“五字五声”，妥帖之余，妙趣横生。堪称“玩学问”之妙注。但是，以赵元任之好玩，出神入化偶尔也会变成“入神出化”。兹举两例。赵夫人杨步伟的《中国食谱》在美国是颇为畅销的。出版前先由女儿英译，赵元任嫌译得太单调，接管了翻译工作。技痒难耐，在“炒鸡蛋”这道菜下用英文加了个注：“当两个蛋碰撞时，由于只有一个蛋撞碎，因此需要取第七个蛋来敲碎第六个蛋。如果，这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第七个蛋先被敲碎而不是第六个时，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第七个蛋而把第六个蛋放回去。另一个办法就是先不确认蛋的顺序，而是把第五个蛋以后被敲碎的那个蛋定义为第六个蛋。”英文更妙。结果当然是被“解除”翻译职务。另一个例子是，1952年，赵元任用准同音异形字写成得意之作《石室诗士食狮史》，意犹未尽，四年后又成两篇《忆漪姨医疫》《记饥鸡集机脊》，在语言学界常被引用。第一篇还被《大英百科全书》收集在有关中国语文项内。众所周知，赵元任参与倡导并且一贯支持汉语（罗马字）拼音化，而上述三篇戏作倘若拼音化，如果不计四声音调符号，都只需要、只能够用一个拼音，分别是“shi”“yi”“ji”，却正反映了汉语不同于拼音文字，因而难于拼音化的特点。这和自己的一贯立场完全相悖，而且替汉语拼音化的反对者提供了他们自己未必想得出来的绝妙佳例。看来是玩的成分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