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的爱好，在一群新青年中显得格外另类。大家都忙着追赶潮流、接受新思想，她却停留在古典的世界里。她看不上用白话文写作的人，觉得卞之琳的新诗缺乏深度，对教授古典文学的刘文典却颇有好感，哪怕刘文典口出狂言，说沈从文一个月只应该拿四毛钱薪水。
张充和初识沈从文，是在1932年的夏天。一天，九如巷三号来了一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姓沈，来看张兆和。
沈从文给兆和带来礼物，全都是书。然后，一家人都听着他讲故事。这年冬天，沈从文又来苏州，大家又想听故事，晚饭后就围坐在炭火盆旁，听沈从文讲湘西的故事。
充和听得有些倦了，迷迷糊糊中，听得有人喊：“四妹！四妹！”她惊醒，发现是这个第二次来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但第二年她就去北平参加婚礼了。
在沈从文之后，卞之琳也来到苏州九如巷。那是1936年，卞之琳回家奔丧后，到苏州拜访养病中的充和。充和很高兴，病中无聊，难得有朋友来看她。她便自告奋勇地陪同卞之琳，游览了苏州的所有风景名胜。
此时的诗人，心中激动得不能自已。三年前他就陷入了单相思，拼命给张充和写信，信里又从来不会吐露爱意，只会说日常事情。充和嫌有点啰唆了，看过就丢，从来不回。
充和眼中的诗人，有些木讷，有些孤僻，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但也不好拒绝他，因为他从未表白，“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但诗人还以为，是他太矜持，而对方太洒脱，才错过姻缘。
三年后，在苏州，诗人又觉得爱情的种子突然萌发了。他开始做起好梦，“四姨坐只大船从溪里回来……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口说好好。”（沈从文《黑魇》）
但他又预感这不会开花结果。诗人开始纠结，便写了《无题·断章》这样的诗。
诗人写给充和的情诗，每一句都绕得千回百转：“你的笑影让人想起春水，又联想到水能载舟，便让船载着你去看杏花吧；散步时发现衣襟眼上可以簪花，联想到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容了你的款步。”
诗人就算是写出像《鱼化石》这样“直白”的情诗，还要借口是一条鱼或是一个女子所说：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抗战结束，充和回到北平。1947年，她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她继续借住沈从文家中。一个叫傅汉思的德裔美国人经常来访，他在北大任教，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要跟沈从文的两个儿子学中国话，也要找沈从文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
他来得太勤，让沈从文以为，这个外国人是看上充和了，便不跟他多谈。傅汉思一进门，沈从文便大喊：“四妹！找你的！”
跟中国传统男性不同，傅汉思热情开朗，又很主动。充和并不讨厌他，跟他交往起来。第二年她便嫁给了他。那年她三十五岁。
两个月后，两人乘船远渡美国，随身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对于时局，张充和并不关心。
1936年，她经胡适介绍，进入《中央日报》编辑“贡献”副刊。一年多时间，她发表了不少散文，这些就被编成了《小园即事》。其中文章，有的像是小说，从她的童年经历敷衍而来。有的则像是命题作文，写箫，写门，写路，写自家的庭院。
充和写道，张家在九如巷的庭院，总是要被家里的人按自己的喜好来布置。姐姐爱富丽，所以种上两棵牡丹；四弟想学农，就种上各种蔬菜；她自己想种些四季常青的草，却被专业人士否决，便种上了黄花菜，又名萱草。她还种上了茑萝，爬得满篱都是朱红的小花，像火红的星星。
她时常就从这篱笆门下走过，茑萝就在她头上拂着。
她一直写到1937年8月。正值民族危亡之际，但她写的，依旧是小女儿的絮语，而非激扬文字。
只有一篇《风筝》比较特别。文中的“我”正在跟先生学《论语》，听见窗外飞机的响声，以为是张小二放的大老鹰风筝。飞机不见了，我以为是风筝脱了线，便去安慰张小二。张小二却没放过风筝。第二天我看到风筝又脱了线，又去找张小二，结果发现张小二的二姨被炸死了。风筝其实是飞机。
对充和而言，她无意控诉战争的恐怖，更多还是沉浸在童年的回忆里。在合肥，她没有玩伴，只有书房和先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才把合肥上空的飞机，当作是断了线的风筝。
母亲不在身边，她只有叔祖母，别人问她：“你是谁生的？”充和总是回答：“祖母。”
祖母信佛，法名识修。识修在家修身养性外，也去寺庙庵堂修行善为。充和那时也皈依三宝，会诵几种经咒，如大悲咒、往生咒，《心经》之类的短经咒是会像流水似的背出，被出家人视为佛门小弟子。
那时充和还一个字都不认识，但叫她念经念咒她都很高兴。她还喜欢去罗汉堂数罗汉。这是有讲究的，自己多少岁，数到相应的罗汉，就是将来的自己。
充和一个个地数。她数到的罗汉，有的是一个老者抚弄着一只猫，有的手拿一本书，有的身上缠着一条蛇。一直数下去，但都找不到她喜欢的样子。
后来，充和想起往事，也想起《思凡》中有一段写这些罗汉：“唯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儿错，光阴过。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降龙的，恼着我，伏虎的，恨着我。那长眉大仙愁着我，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充和感叹说，在现实的世界中，她找到的自己，也总不是理想的自己。所以，干脆放弃吧，让自己忘了自己吧。这也就是物我两忘，随心所欲。
于是，我们就有了不合时宜的张充和。她写道：“我爱最新的各种小玩具，可是更爱古老一点的。”朋友说：“什么时候我跳到一个更新的世界里去。”她却说：“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她要向线装书中，向荒废的池阁，向断碣残碑中去找朋友，梦想一点古人的生活。
不想去适应新的社会，所以她就离开了。就是这样。在美国，她仍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早上起来，就去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空了便去照料她的园子。
她种了牡丹和玫瑰，也种上蔬菜和果树。竹林下有一张长椅，她来坐着，写诗道：“雅俗但求生意足，邻翁来赏隔篱瓜。”
梁羽生：侠骨文心 孤怀统览
文/[澳大利亚]何与怀
2009年1月22日，作家梁羽生在悉尼去世。在他身后，由他开创的新式武侠小说也渐渐随时代的变化，慢慢淡出人们的聚焦处。新式武侠的时代，远去了。
在华人世界里，悉尼确也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例如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从1987年9月起，就一直隐居在这里。
说是悉尼“隐居”，但多年来，生公（我们对他的尊称）每周必到城中，经常参加文友茶聚，每次必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时事政治、社会人生，都可以广泛甚至深入探讨，诗词对联更是他至爱，让听者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但对笔者来说，最难忘最难得的是有一次和生公相处整整两天和一个晚上。那是2003年10月下旬，生公半个世纪前在香港《新晚报》做编辑时的上司罗孚由夫人和公子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我也参与了接待。于是，在10月23日，我们和生公夫妇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得以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生公和罗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此游之后至今又过去了五年有余。其间梁羽生不幸在香港中风，行动不便，用他的话说，真是人生一劫；但他几年中获得很多殊荣，一生成就获得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又是前所未有的，如2004年岁末荣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9月“梁羽生公园”在家乡广西蒙山县破土动工；2006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梁羽生文库”。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也于2008年11月7日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不料两个半月之后，2009年1月22日，这位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竟鹤驾仙洲，从此天人永隔。
老编罗孚天才忽发异想
新丁文统听命骑虎难下
那次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公则始终执后辈之礼——外人可能大惑不解，罗公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这要从1949年夏天讲起。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名叫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两个月后被正式录用，1952年2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可谓年轻得志，平步青云，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1941年进《大公报》，“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1950年10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正是他于1952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并进而发生了后面一连串故事。
1953年下半年起，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同争第一，在报纸上笔战难分胜负，后来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这是轰动一时的大热闹事，澳门新花园等地点盛况空前，正如1954年1月17日《新晚报》所言：“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大标题）；“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小标题）。罗孚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
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据生公回想，他小时看过“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及《江湖奇侠传》，也看过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等。但总之，他很少看武侠小说，因为从小父亲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不喜欢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荒唐”的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此前从未写过任何小说。他又是一介书生，对弄刀舞剑练功习武一无所知，平时身边琐事一般家务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写出武侠小说那些具体清晰如临其境的打斗场面及种种离奇古怪的情节？还有，梁羽生当时的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从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梁虽然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对各朝历史包括野史颇有研究，但他毕竟属于正统的文史学者型编辑。因此，他这样劝罗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说：“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
梁羽生被毫无顾虑、信心“爆棚”的罗孚说服了，只是要求多考虑几天，等酝酿好后再开始连载。也许是怕梁反悔，罗孚来了招“先斩后奏”——擂台比武的第二天，就在报上登出预告，不由分说将梁羽生推上了“虎背”。梁羽生只得连夜赶写，仓促上阵，但由于没想好具体的情节，只好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即1954年的1月20日，星期三，《新晚报》登出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陈文统为何姓“梁”？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的作品。
《龙虎斗京华》甫一刊登，便一纸风行，好评如潮，报纸销路大增。原本打算只写一部便停笔的梁羽生欲罢不能，因为不但《新晚报》要不断连载，《大公报》等报也纷纷向他索稿，于是梁羽生声名日隆。他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成为新式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爷！
而罗孚的“灵机一动”，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
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
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梁羽生从1954年创作、发表武侠小说至1984年“木盆洗手”（这是他的自嘲说法：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退出江湖要“金盆洗手”，自己乃一介文人，没钱买“金盆”，就“木盆洗手”），前后三十年共创作武侠小说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册，一千多万字。可谓著作等身，成就非凡。所谓“成就非凡”，还不在于著作等身，更在于开新式武侠小说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