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子成人，享天伦之乐
梁启超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信中，不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与孩子们交流时的快乐，而且，也真切地体会到他与孩子们在一起时的快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伦之乐吧。他总是怀着极大的期待等待孩子们的来信，收到信，就“欢喜得狠（很）”，收不到信，就着急，就抱怨。同样，他也怀着极大的热情给孩子们写信，有人说，他写给孩子们的信有几十万字，也有人说超过百万，总之是个惊人的数字，但又不仅仅是个数字，其中饱含了一个父亲对儿女浓如烈酒的亲情。他在写给孩子们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这种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事实上，他的这种爱不仅惠及所有儿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读了整整一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他的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
能和儿女们有这样的情感交流，是梁启超的幸福，而他的幸福还表现在身边这一群“小朋友”，常常给他带来快乐。那时，最大的达达也只有十来岁，老白鼻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启超去世时，他也只有五岁，还有一个来去匆匆的小白鼻，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九月，却只活了百余天，他们都让梁启超感受到了亲情的快乐和温暖。
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一个人到了晚年，能有童稚绕膝，其乐融融，这种天伦之乐的美好，是多么难得啊！
他有时就像个孩子，对儿女表现出某种依赖。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天，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疾病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听说大女儿思顺要回国了，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她：“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读这样的家信，是会让人落泪的，为感动，也为羡慕。
是父亲也是朋友
没有人会反对说，梁启超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关心每个子女的前途，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和进步，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这奇迹的创造者，就是作为九个孩子父亲的梁启超。但他这个父亲不是旧时代包办一切、唯我独尊的家长，不是以自己的意志安排儿女的未来，他像一个大朋友，为孩子们出主意，提建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他最得意思顺和思成的婚事，被他视为自己的杰作，而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对思顺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的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事，梁启超也颇费了一些心力。首先，梁思成是他的长子，是要继承他“全部的人格和名誉”的；其次，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她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她的难处和感受，都是他必须考虑的。
最初，林家希望能早一点订婚并举行婚礼，但梁启超觉得，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更重要，所以，他极力主张思成与徽因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还有这样的打算，考虑到思成所学，也许不便于谋生，于是提出：“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住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然而，林长民在战争中不幸遇难，使得事情起了变化，他急着要为思成找工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因为“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
为儿女，梁启超总是想得很细、很多，事事都想在前面，虽然他有时也感叹，“太费心力了”，“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当时，思成与徽因正在美国读书，不方便回国举办婚礼，他便提议把婚礼安排在加拿大的阿图和（今渥太华），又考虑到林长民本是基督教徒，尽管自己不喜欢教会，但他依然建议婚礼“在那边最大的礼拜堂里举行”，采用“庄严的基教婚仪”，由思顺、希哲夫妇代为操办。
聘仪定礼自然是在北京举行，这方面的细节梁启超考虑得也很周全。他请了林宰平先生作为大宾，主要聘仪则为玉珮一双，“可以佩在项间者，其珮以翡翠一方，碧犀（红色）一方，缀以小金环联结而成”，大约是取“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的意思吧，是林家的大宾陈仲恕先生和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商量购置的，据说“美丽极了”。听说林家的聘仪是玉印一方，也有翡翠，很漂亮，又听说玉印原有两方，他不好意思让林家全买，打算自己悄悄买了添上去。写庚帖也是极隆重的一件大事，两家商量的结果，决定恭请林家至亲、著名书法家卓君庸先生执笔，不仅因为他的字“写得极好”，而且，“堂上具庆夫妇齐眉”，真是“合适极了”。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定亲大礼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18日在北京南长街54号家里举行。那天，全家“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场面“极庄重热闹”。可惜，梁启超未能亲临现场，一是他病情不稳，恐“再发旧病”；二是京中近日风潮正恶，他又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来此恐于他不利，所以，“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他们的好意梁启超自然是要领的，当天他写信给思成，还说：“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的玩了半天。”
兄弟手足情
作为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在各个方面都是其兄长的得力助手。启勋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论年纪，他们之间只差三岁。梁启超少年中举，又拜康有为为师，就学于万木草堂，不久，梁启勋也来到万木草堂学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梁启勋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学习经济。民国以降，他们一同回国，梁启勋始终追随兄长，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国事还是家事，都给他很大帮助。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落户天津，梁启勋居住北京，但是，他在北京南长街54号的梁宅，常常又是梁启超来京的落脚之地。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书中，不难看到他与家人在这里居住的情景。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节过后，他写信向孩子们汇报病情，还提到他在北京城里过年，很热闹，“把南长街满屋子都贴起春联来了”。梁启勋后来写文章，也曾提到“今年任兄忽发奇兴，自书春联，遍榜楹柱，庭院为之一新”。
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夫人李蕙仙病逝，梁启超痛苦万分，其间他又一再因病住院，只好由二弟为嫂子操办丧事并安葬。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整个夏天，梁启勋都在西山为建墓地而奔忙。梁启超写信告诉他的孩子：“你二叔的勤劳，真是再没有别人能学到了。他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都是或一宿而返，或当日即返，内中还开过六日夜工，他便半夜才回寓。他连椅子也不带一张去，终日就在墓次东走走西走走。因为有多方面工程他一处都不能放松，他最注意的是圹内工程，真是一砖一石，都经过目，用过心了。”因此，他告诫几个孩子：“这等事本来是（思）成、（思）永们该做的，现在都在远（方），忠忠又为校课所迫，不能效一点劳，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几（个）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各个写一封信，恳切陈谢（庄庄也该写），谅来成、永写信给二叔更少。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们家的乖孩子。”他还在另一信中特别提醒思成，在给二叔写信时，要特别提一下二叔在建筑方面的新发明，“令他高兴”，他说：“二叔当你妈妈病时，对于你很有点怄气，现不知气消完了没有。你要趁这机会，大大地亲热一下，令他知道你天性未泯，心里也痛快。你无论功课如何忙，总要写封较长而极恳切的信给二叔才好。”
从这里所透露的信息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家兄弟的手足深情，而且可以深切感受到梁启超随时随地给予孩子们的人格教育，他是把做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啊！
【军政脸谱】
再论晚清重臣李鸿章
文/符勇
辛丑年的一个冬夜，已卧床累月的李鸿章在临终前显得莫名地凄凉和沧桑，他望着窗外茫茫夜空，仰天悲鸣，慨然长叹：“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在他含恨离别人世间的时候，还留下了一首千古流传、砥砺后人的绝笔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伤国步”“吊民残”的语句，无疑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最后两句几乎则是表达了他壮志未酬，寄托后人的呼喊，读后让人心情凝重。
从“秋风宝剑孤臣泪”一句，亦了解到他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满含着对日本的嫉恨、对沙皇俄国（不能抗拒日本）的失望、对大清国无力回天的无奈。在忧郁之中凄凉死去的历史背景，不禁使人产生一种悲凉、忧伤与同情的感觉。
尽管他在仕途上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却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亲自撰写了《李鸿章传》，并在书中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甚至高度评价他，认为“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甚至把他和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逐一比较，认为李鸿章与诸葛亮、王安石、俾斯麦等人都有可以一较高下之处。
对于梁启超先生这种大加赞赏的观点，我不敢苟同。虽然李鸿章在仕途上表现出的智商、情商是出类拔萃的；但在我看来，李鸿章还不如他同时代的爱国名臣林则徐（虎门销烟、抗击英国）、曾国藩（洋务运动、培育英才）、冯子材（老骥伏枥、抗击法国）、左宗棠（抗击沙俄、收复新疆）这些重臣伟大和高尚。
李鸿章的悲哀在何处？那就是他的战略眼光、全局思维、用人观念和治军方法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演绎出了他悲哀的人生。
第一，他不是一位有足够魄力的改革家和政治家。
作为位极人臣的宰相，应当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担当的精神。但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找不到林则徐、左宗棠那样的敢说、敢做、敢当的精神与锐气。
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直称不能把困境推给后来人，现在就应该迎难而上。他也曾经搞过一些看似轰轰烈烈的改革，但是，大多是一些不触动封建体制的表皮改革，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他常常把自己比喻和定位成为一个“破屋裱糊匠”，也就是说，他只是在想“维系”这个大厦将倾的江山，而缺乏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他不是一位成功的改革家，也没有魄力和能力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带领进一个全新的时代。
同时，他还有一种“唯武器论”的思想，认为只要武器先进，就可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者。他曾经对曾国藩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收）手。”
曾几何时，他在北洋舰队“大兴土木”，购买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号称东方第一巨舰。旅顺军港，也曾经是东方第一军港，可谓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然而，人的素质不行，指挥打仗的将领不行，即使是世界上再先进的武器，也是形同虚设。旅顺之战和威海卫之战，都暴露了这些弱点和悲哀。
第二，缺乏精准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战略家需要有精准的战略眼光和良好的战略思维，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战略要具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可是，事实上，李鸿章对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列强的战略意图却缺乏最清醒的认识和把握，造成了在国家战略决策层面上的重大失误。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已暴露无遗，甚至到了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之际。而大清政府却浑然不知，依旧沉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在李鸿章看来：“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甚至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还依然主张“羁縻为上，力保和局”，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抱有幻想。最终事实表明，日本成为清政府的近忧和大患。而李鸿章所制定的错误的应对策略，是导致整个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