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并不代表赵家无意争取社会地位，只是他们争取的方法不同而已。他们的房舍在附近是最漂亮的。房子盖好后又花了很多钱修了一个祖先堂，画栋雕梁，美轮美奂。整个房子用风火墙围起来，墙与房子中间是一片大院子，地上铺着灰砖。在中国的乡间，无论是当时或是以后，我都没有见过像赵家那样阔气的房子。
赵、蒋两家虽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悬殊，但是后来却成了亲家，因为办私塾的那位赵先生的女儿嫁给我的哥哥。这段姻缘以后我再叙述。
我和哥哥在赵家私塾读了两年，二伯又把我们转到我家东方约二里处的邓家私塾。那里的老师是我们蒋家的族人。尽管他屡试不第，但却文名藉藉。二伯为什么给我们换私塾，没有告诉我们，但我想是因为蒋老师比熊老师好的原故。
邓家私塾的主人也很有钱。他的家财既非来自继承也非出自田地，而是来自他家附近的煤矿。尽管他有矿产，但他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因为当时人们看不起工商界，特别是开采煤矿的。但邓先生却有他的想法，他认为可以把开矿和种田两者混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了。他把钱尽量买地，给后人建了一栋大房子。当我到邓家时，我发现只有邓先生夫妇和几名长工住在那儿。据我所知，他是没有儿子的。他是否有女儿，我就不清楚了。即使有我也从未见过，事实上我也不应该看见。房多人少，因此，他的房子一半做了私塾。
其他学生是从老远地方来的，年龄也比我和哥哥大。蒋老师认为对二伯要特别负责。第一，因为我们都姓蒋，是同族；第二，他是二伯推荐的；第三，我和哥哥是学堂中最年幼的。蒋老师不仅是我们授业的严师，也是严厉管束我们行为的监护人。他把我们安置在隔壁，我们进出一定都要路过他的房子。
赵家私塾两年加上邓家私塾的两年，我已能背诵五经中的四种，只有《易经》还不曾读。另外还要背一些其他诗文。我读过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而我要自己作文甚至作诗。二伯不时到私塾来，对我进步情形至感欣慰。他越发相信我能求得功名成为一个大人物。
在邓家私塾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背诵经书上。虽然老师逐字予以讲解，但以我当时的年龄来说，实在无法明了其中真意。然而，背诵并不太难，每种经书都有它特殊的格调和词汇，我可以一个一个去记。除了新课，旧书也要不断温习。有时下午我要拿着书到老师那里，他可以随意选出一段要我背。
另一门功课是作文。为了作文，我要背很多前人的文章。我的作文题都与四书和历史有关。如果题目是与四书有关的，我就要阐明圣人的原意。如果是与历史有关的，我就要阐明我对那位历史人物的观点。这两种作文方式我都作得不错。老师有时会把我的作文读给年长的学生们听，要他们向我学习。
第三种功课是习字。蒋老师在这方面不太行，因为他自己的字写得不太好。但二伯的字在附近却是素负盛名的。每次他到学堂都要看我练字，并指出某处运笔错误。他对握管运笔之道解说甚详，有时也选些过去老师所写的字给我当字帖，他把这些字帖裱糊得很精美。至于他的解释，我觉得很不切实际。
邓家私塾与其他私塾一样，没有运动和游戏。人们认为游戏有害于读书。换句话说，游戏和读书二者是不能并存的。某日有位客人来拜访蒋老师，晤谈甚久，我和哥哥就私下下起棋来。我们教室有一扇窗子正好对着竹林，竹林与窗子之间是一条小道，老师常从那儿过。我和哥哥把窗子用纸挡起来，窗角留个小洞，俾能看到窗外。出人意料的，客人还在房里，蒋老师竟到我们的窗下，他发现我们正在走棋。他回到房里立刻把我们叫去，他一问不问就说：“你们是要挨板子还是要罚跪？”我哥哥比我勇敢，他选择挨板子。可能他认为短时痛苦比长期受罪好。我自愿罚跪。老师打哥哥时几乎把板子都打断了才罢手，我在地上不晓得跪了多久。我在邓家私塾念了两年，只受过这一次罚。
有时老师回家，其间往往是两天。这两天我们可以尽情地玩。遇此情形，我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别的孩子们的房间里，听他们讲故事。故事内容大致如下：
有一次，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私塾，老师不在，学生们决定报复私塾主人一下。因为学生们希望有钱的主人常供给他们一些鸡鸭鱼肉之类的好菜，但是主人却从不大方地供给他们。于是，学生们决定自己想办法。到夜间，他们把老师的蚊帐当网，到塘里去捞鱼。他们捞到很多肥美的鲜鱼，饱餐一顿。自此以后，他们就经常来这一手。
另外一个故事也和上述的差不多。老师不在，学生们决定偷附近地主的一只羊。这个计划执行得非常成功。他们把羊牵到私塾宰掉。正好这时候羊的主人来了，为首者立刻把羊藏在洗澡盆里。盆里盛上水，由一个学生坐在上面假装洗澡。然后，为首的学生很有礼貌地把羊主人请进来，对他说，很不巧，老师不在，问他有什么事。羊主人说他丢了一只羊，怀疑是学生们恶作剧。为首学生立刻表示这是一种诬蔑，要陪他到各处去搜。待搜到浴室时，为首的学生抱歉说有一个同学正洗澡，不便进去，但可以从窗子看看。羊主人碍于礼貌，只好不看走了。
这些故事代表乡间私塾中学生们的幻想。
在乡村，有一批人我们称之为“寒生”，事实上他们就是叫花子。他们受过一些教育，本可当老师。但是因为教书的人供过于求，人浮于事，因而他们失业，于是就揩那些已有职业的读书人的油。当这种寒生到我们私塾时，蒋老师要殷勤献茶。但他们希望至少能吃一餐饭，如果可能，还要再弄几文钱。对付这些寒生，要不失礼仪，这倒成了一种专门艺术。凭经验，每个老师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对付方法。以蒋老师说，如果他自己已穷于应付，就叫学生帮忙。学生不必像老师那样拘谨有礼。他们可以在古书中找一句冷僻的句子去考问寒生，或者出一副对联要寒生对下联。如果对方讲不出或对不上，就代表对方饾饤不文，不值敬佩，更谈不到帮忙了。遇此情形，寒生只好羞愤而去。反之，如果寒生能说明他确实有真才实学，蒋老师就要招待他饭，还可能送他一块银元当程仪。
像蒋老师那样的人，每年可收入三十元学费。此数约等于乡间普通工人五倍的收入。如果学生考中秀才，老师还可能得到十到二十元的谢礼。另一方面，他的声望也可因此提高，不愁将来没人请他当老师。
在邓家私塾那段时日中，我和哥哥每年都放约二十天年假和一个半月暑假。回到家中，继母照看我们。她在未嫁父亲之前是个寡妇。出人意料的，她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她虽严厉，但从未责骂过我们；她用说服的方法使我们改过。有时我们不听话，她使我们自惭形秽。
我前面已经谈到继母对那位姓贺的英雄的看法。姓贺的英雄若干年后变成了神仙。我在乡村读书时，她对宗教并无偏爱。她只是一个好主妇、好母亲。
我还记得有一年过年，她所安排的拜年次序，先是到我生母家然后再到她自己家。她颇懂先后大小，她训示我和哥哥要尊敬我生母家的人。每年都送礼，礼也很重。每年拜年我和哥哥都坐轿，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走不动，目的是表示外婆家和我们蒋家的崇高社会地位。每次继母都对轿夫仔细叮嘱。有一次，轿夫把我们送到熊家，告诉熊家下午再来接我们，然后又回家去。这种举措都是深具含义的。因为轿夫如果等在熊家，熊家就要备饭款待他们。如果他们当天不去接我们回来，熊家又要准备我们的食宿。在继母的安排下我们依礼到母亲娘家拜了年，但又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
可是当我们到继母娘家拜时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坐轿去，轿夫整个下午都等在那里。她晓得她家有钱招待我们和轿夫。湖南人的亲切和体贴，继母可以说表现得无遗了。
继母与他的先夫没有孩子，嫁过来后生了一个女儿，不幸于三岁时夭折。这可能是她日后笃信宗教的原因。女儿夭折是她人生中的一场悲剧，改变了她的人生观。
在乡下念书只有一个目的：考中后去做官。这种考试没有其他用途，它只给青年人指出一条路：学而优则仕。教育的目的是作古文。乡村私塾读了五年，我仍然不会写一封报告起居的家信，但我却能作词藻丰富的文章。至于古文的内容，不论是哲学的、伦理的或是历史的，我都是一知半解。乡村的老师对于古文的内容并不计较。
中国旧社会使很多读书人成名。这并不是旧社会的教育制度所使然，相反的，这正是不重视教育制度的结果。中国旧社会的读书人利用考试求取功名，再以功名换取官位。为官期间，他们在坎坷旅途上体验人生，吸取经验。另一方面视环境许可及个人的兴趣，再去读书思考。到了晚年，他们的书读通了，阅历深了，思考成熟了。有的适时成为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有的成为真正伟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