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分工，石强立即乘坐最近的一趟航班，飞往了西藏。
因为涉及调查5年前的凶案，所以石强得到了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一下飞机就坐上了当地警方专门派来接送他的警车。
经过4个小时的颠簸，警车在一个不大的寺庙前停了下来
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老喇嘛。
在当地陪同警员的介绍下，石强得知眼前的这座寺庙就是当年案发地——索布寺。而眼前的这位老喇嘛在案发时，也在这座寺庙里修行，是遇害老喇嘛阿丘仁玛的徒弟。
老喇嘛不会说普通话，而石强自然也不会说当地的藏语。好在有陪同民警的翻译，石强才艰难的与老喇嘛进行了交谈。
在石强的意料之中，老喇嘛这次提供的信息，全部都是当年的卷宗中已经反映了的。这次也完全没有提供出任何有价值的新情况。
交谈了一会儿，石强便把焦点引向了“嘎巴拉”法器上。
对于这件法器，当年老喇嘛在案发时，也简要的向警方进行了描述。但是，那时的侧重点，只是简单的将这件法器作为遇害人的“遗失物”而已。
可是，因为手中掌握了来自黄宏光的1号法器，所以石强需要更加详细的信息，以试图在1号法器和遗失法器之间建立或者说是排除某种联系。于是，在石强的引导下，老喇嘛便对当年遗失的那件法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说明。
原来，5年前的案件中，阿丘仁玛老喇嘛遇害案中，那串丢失的法器，是遇害人——阿丘仁玛老喇嘛从他故去的师傅手上那里继承下来的的。而阿丘仁玛的师傅又是从他师傅的师傅那里继承的……一直往前，历经8代老喇嘛的心手相传。而法器的最初肇始者，也是一位高僧，名叫柴让。这种嘎巴拉法器，对世俗之人而言，在材质上完全无法与珠宝媲美，可是其蕴含的丰富历史和文化价值，不可估量。尤其是在信徒心中，那件法器就是至高无上的信仰，是绝对的无价之宝。
“那件法器的最早成型时期可以追溯到大约200年前，准确的说是在公元1813年，也就是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前后”老喇嘛对那件法器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石强的意料。
“恩？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两百年前发生的事情，时间怎么能这么具体？”石强感觉很不可思议。
一般凭经验来说，这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和文化系统中传承了几百年的私人物件，顶多也就是能知道其大概的时间。而自己眼前的这位老喇嘛居然可以精确地说出其在200多年的具体某一天完成，这就有些违背常理了。
但，这往往预示着，这件法器背后肯定有一个或者多个非常传奇或精彩的经历。
石强示意老喇嘛继续介绍法器的传奇经历。
“每件法器在传给下一个主人时，都会举行一个传承仪式。而一同被传承的，还有这件法器的初生经历。所以，虽然历经200年，但是对于这件法器，我们很清楚它的来历。”老喇嘛如数家珍。
大清入关100年后，到了嘉庆年间。这时，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过了康雍乾盛世，腐败的迹象也已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各种分裂和反叛势力暗潮涌动。为了巩固统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嘉庆决定恩威并施。于是，嘉庆十八年，嘉庆特意要求各地总督从青海、西藏、蒙古、两广等当时相对边远的地区挑选一批在当地具有相当号召力的绅士贤达，将他们聚集到北京，一面施以天恩，给予安抚，另一方面让他们看到大清国核心地带的繁荣富庶、兵强马壮，以让那些隐藏在这些人中的居心叵测的人知难而退。
在这一批人物中，就有一位来自西藏的密宗高僧，名叫柴让。
这位高僧对政局和权力完全不敢兴趣，他不关注现在是谁在掌握这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但却像绝大部分爱国僧人一样，心怀最朴素的忧国忧民的大情怀。除了潜心于经卷和研修佛法外，柴让高僧也看到了大清繁荣背后隐藏的各地官员贪腐、会道门遍地开花、农民起义暗潮涌动的危机。
所以，在得到嘉庆皇帝召见后，这位柴让高僧就决定暂时留在北京附近，试图通过传播密宗佛法，来拯救万民。在这个过程中，柴让高僧发现当时北京周边同时存在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会道门。它们打着“宗教”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愚弄百姓、推翻政府的勾当。
嘉庆十八年八月，当行至直隶大兴黄村宋家庄（今北京市大兴县境内）附近传播佛法时，柴让高僧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一股民间“佛教”力量的大力“推崇”。这股民间势力的领导者名叫林清，他在得知柴让高僧的目的和巨大影响力之后，主动将其请到自己家中，畅谈佛法，并诚心诚意表示，希望柴让高僧能够留在当地，传播佛法，拯救万民。
一番简单的交谈之后，柴让高僧就发现了林清对佛法没有任何的了解，而且对真正地传播佛法也是心猿意马。但是老喇嘛意识到，如果能借助林清的号召和组织，可以有更多的贫苦百姓来学习佛法，善良的柴让高僧也就没有计较。
但是，时间一长，柴让高僧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林清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仰慕柴让高僧的佛法，希望帮助穷苦百姓能找到佛祖的庇佑，可实际上却在高僧背后以“头领”的身份把信众对佛法的皈依等同于对林清个人的效忠，不但要求信徒们对自己言听计从，还以各种名目向本已穷困不堪的信众们索要钱财。
被柴让高僧看穿后，林清表面表示自己“初学佛法”对佛法“没有完全领悟”才导致犯下错误。随后林清痛哭流涕，决心痛改前非，希望高僧原谅。
本来就本着普度众生情怀的柴让高僧自然没有去深究林清的所作所为，反而更加废寝忘食地在林清的组织下传播佛法。
时至嘉庆十八年九月，柴让高僧发现林清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甚至以信众为基本班底，成立了以自己为最高领袖的“天理教”，甚至意图攻入紫禁城，自己也过一把皇帝瘾。
后来这位柴让高僧才知道，这个林清本籍浙江，原为大兴巡检司书吏。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官，无权无钱无地位，让他觉得朝廷对他实在是“大材小用”。在附近一个“半仙”的指点下，林清自认为自己有“天子之命”。久而久之，林清就对朝廷心生反意。从得知德高望重的柴让高僧在河北一带传播佛法的那一刻起，野心勃勃的林清，就计谋利用柴让高僧的影响力和高深的佛法，为自己“举大事”笼络一帮死心塌地的卖命者。所以，柴让高僧只不过是林清扛起的一面旗帜，旗子上方是佛法高深、悲天悯人的高僧，而扛旗子的却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小人，聚集的是一群可怜的、自认为是在佛法普照下甘心为林清卖命的可怜的老百姓。当然，其中也混杂着林清的几个铁杆流氓哥们。
为了营造“舆论氛围”，林清等人还利用当时粮价日益高涨的势头，四处传播“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的民谣，以获得百姓的支持。
在几番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终于彻底看清了林清真实面目的柴让高僧心灰意冷，决心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是，林清觉得柴让高僧知道了他们的秘密，担心自己的野心会随着高僧的离去而被暴露，他居然命人将柴让高僧锁在一间柴房中，并想伺机杀掉高僧。
好在前一段时间里，在传播佛法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真正善良的民众被高僧的佛法所感染，被高僧的亲和为人和高尚人格所感染。所以，他们找了多种借口，坚决反对杀害高僧，或者以“举大事前杀和尚不吉利”等理由，一再延迟林清对老喇嘛下毒手的时间。就这样，怕惹了众怒的林清也不敢贸然对柴让高僧下黑手。
高僧无奈地在柴房里坚持打坐修行。
没几天，那位“半仙”居然告诉林清，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吉日，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当日进攻紫禁城“必定成功”，而且确保林清可以坐到龙椅上，成为君临天下的新一代“君主”。
于是，林清为首的“天理教”便积极行动起来。
由于清政府严格管制刀具，林清们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进攻武器，于是就想到以弓箭为主要兵器。
他们砍伐了大量竹子，用以制造弓箭。而剩余的竹子则被一同放进了关押高僧的柴房里。
悲愤之余，高僧觉得自己之前已经铸成大错，不但没有普度众生，反而被恶人利用，成为即将到来的流血事件的帮凶。
痛苦之余，高僧便决心就地取材，利用柴房里的与自己有缘的竹子，研磨一套手串法器。如果自己有幸逃离这里回到西藏自己的寺庙，他就要在自己圆寂后，将自己的头骨做成念珠，追奉到法器上，使之成为“嘎巴拉”法器，供后来的僧人时代诵经使用，以消除自己生前的罪恶。
就这样，凭借惊人的毅力，柴让高僧硬是在拆房里，利用极其简单的工具，研磨出一套法器。
眼看无法阻止林清等人的疯狂，柴让高僧只能默默坐在柴房里，祈祷林清这伙人的阴谋不要得逞，也希望在这次“叛乱”中，尽量不要有人因此丧命。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林清们所谓的“吉日”这一天，天理教真的就纠结了百十号人，打着写有“奉天开道”的白布旗为标识，冲向了紫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