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广西大学史话(192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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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众望所归,马君武首任校长 一代宗师,问出身原是贫寒

广西省政府聘马君武任校长,聘盘珠祁任副校长。马君武于是日宣誓就职,而盘珠祁当时游欧美未归,至翌年4月回国后始就职。

广西大学首任正副校长由他们担任,广西上下深庆得人。

马君武(1881—1940年),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科学家、教育家,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算是了不起的人物。

马校长瘦高个子,常年布衣长衫,戴一副金边眼镜,眉头整天锁着,晚年拄手杖,有一副乡老神态。他虽然学富五车,却待人和蔼、谦虚、平易近人,有学者风度。

1927年,广西大学创办时,马君武正担任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首任校长。他会日、德、法、英4国语言,学识渊博,通古达今,中西学术兼容并包。除了在自己的专业——工科方面造诣极深外,对动物学、地质学、矿物学、农学、商学以及哲学、社会学、文学都有一定的研究。马君武从1901年开始进行翻译工作,数量众多,当时影响巨大,涉及领域也很宽广,计有历史、政治、哲学、经济、社会、民族心理、词典等。他先后翻译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原始及类择》,黑格尔的《一元哲学》,以及斯宾塞、卢梭、密勒、托尔斯泰、席勒、拜伦等大家的作品,有的译著对毛泽东还产生过重大影响。

据国内学者初步统计,马君武译著达30多种,有的多次再版。

其中《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即《宇宙之谜》,作者又译为海克尔)对毛泽东很有影响。1972年,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奉命重译《宇宙之谜》一书,其缘由始于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毛泽东要会见客人。作为德国总理史密特的访华顾问、有名的政论家克劳斯·梅耐特,参加了毛泽东会见的全过程。他回忆道:谈话伊始,毛泽东就提到4个德国人的名字,说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主要归功于这4个人。梅奈特听来似乎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可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何两次提到黑格尔呢?当译员将第4人译成“黑格尔”时,毛泽东颤巍巍地摆了摆手,清楚地纠正道:“是海克尔”。梅奈特恍然大悟:“是海克尔,确切地说是恩斯特·海克尔。”

袁志英先生在《毛泽东和〈宇宙之谜〉——三十年前翻译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之谜》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当年看的应该就是马君武的译本,故此要求重译。该书发行40万册。还出了大字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文章还写道:只听说毛主席建国后学习英文,没有迹象表明他懂德文。他对德国客人说自己年轻时就读过《宇宙之谜》,他读过的也只能是中译本。在我们翻译该书之前,还有马君武的译本。马君武先留学日本,后又去德国和瑞士深造,学的是冶金,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实业部次长之职。此人文理兼通,翻译过席勒名剧《威廉·退尔》,也译过包括《宇宙之谜》这样自然哲学的著作。我们1972年翻译《宇宙之谜》时,曾借来他的译本为参考。毛主席青年时代所读《宇宙之谜》定是马君武的译本。人到暮年,总爱忆旧,毛主席也不例外,想重读一下给他青年时代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也是人之常情。马君武的译本是节译本,且是文言文,所用术语业已陈旧,因而搞一个新的中译本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在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前出版就显得“很为及时”,这部唯物主义大作的大量发行,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文载《德国研究》2002年第3期第17卷总第63期)

但是,这位文化界的巨人,一代宗师,少年时代却十分贫寒。

马君武是桂林人,祖籍是湖北的蒲圻县铁山马家村,出生于广西恭城县,时在1881年7月17日。

关于自己的家世,他曾经这样写道:

前清嘉庆末年,湖北蒲圻县有一对做豆腐买卖的夫妇,只生下一个儿子。他们虽然境遇很苦,却很愿意儿子读书。儿子也能体贴他父母的心事,读书分外用功。他所从学的是一个姓吴的先生,是蒲圻县很有名的一个教书先生,见这做豆腐人的儿子读书进步很快,甚是诧异。午饭放学的时候,他常常出去,不一会,就回到书馆里。吴先生问:“你吃过午饭么?”他答应:“吃过了。”吴先生终不相信他吃午饭这样快,侦察之后,方知这学生并未回家吃饭,不过将几文小钱买些便宜糕饼,吃了之后,却赶紧又到书馆读书。吴先生很看得起这个学生,此后每天就留他在馆里吃饭。这学生后来考试中了道光××科进士(据钟文典先生考证为道光三年即1823年进士——笔者注),由主事留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这个做豆腐买卖的是我的高祖云台公,这个没有饭吃而苦读的是我曾祖郁斋公。

马君武的曾祖父郁斋公先是叫马利文,苦学成才走上仕途后,改为马丽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耆英等人卖国求和,他因为奏劾误国的满洲权贵,结果是遭他们的嫌恶,不久外放做广东高州府知府。一些满洲大臣以为尚不免便宜了他,三年后更向远处迁谪,调至广西思恩府(治所在今武鸣县)知府,由于水土不服,不数月便死于任所。本来是“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但他为官清介,死后家徒四壁,灵柩都不能运回湖北,只好葬在桂林北门外的两湖义地。马君武的祖父叫马光吴(纪念对郁斋公有恩的吴先生),贫不能归,遂流寓桂林。

马君武的父亲马衡臣,做过广西恭城、平南、荔浦、马平等县府的幕僚。这幕僚相当于为地方官办理文书、钱谷的书记员,属于佐助人员,或称师爷。因此,马君武算是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

马君武自幼聪明,7岁时在桂林盐道街关帝庙读书,老师汤荫翘出三字对“鸡唱午”,马君武在小本子上写对“鸟鸣春”,弄得老师大跌眼镜,因为这是上千年前韩愈曾用过的句子。可惜这位神童少年丧父,10岁时,父亲在马平县(今柳州市柳江县)病故,家道中落,家境益困,一家只好寄住舅父诸嵩生家。少年的马君武“课余与其妹助母缝衣边、插爆竹引线,以维持生计”。后来诸嵩生到阳朔当幕僚,他随舅舅到阳朔读书,因为他的字写得好,课余就帮舅舅抄抄写写。

想是一些抄写琐碎的东西,马君武觉得兴味索然,于是,一有空他就到后山上活动,采摘植物作“标本”,捉蟋蟀使之互斗。一次天将黑,误把一只蝎子当成蟋蟀抓在手中,险些上当;有一次,错把桐油果当水果吃,又苦又涩,有书还说他因此泻了几天肚子。舅舅听闻之后,已经很是生气,况且又知道他平日和一班听差的年幼之子打牌赌钱,忍不住勃然大怒,认为此子不可教,差人把他由阳朔送回桂林。同时,有一封长信给马母,列举外甥在阳朔的诸般劣迹,要求严加管束。母亲怒其不争气,狠狠地把马君武打了一顿,弄得他几天没法上床睡觉。没想到应了桂北那句“棍子头下出好人”的俗话,母亲这一顿痛打,竟使他痛下决心,“拼命读书”,“立志做人”。这一年他12岁。

上述顽劣行为,并非笔者杜撰,马君武先生后来有《自述》一文,记载甚详。

哈佛大学终生教授、美籍华人丘成桐有文章说:“一个学者的成长,就像鱼在水中游泳,鸟在空中飞翔,树在林中长大一样,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历史上未曾出现过一个大科学家在没有文化的背景里能够创造伟大发明的。比如爱因斯坦,年轻时受到的都是一流的教育。”如果马君武只是这样寻常发展,也不过是少年聪慧而已,但他在以后的日子里,结识了中国政坛在野的顶尖级人物,可谓得到“高人”指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才成就了后来的一番事业。

第一位高人是唐景崧,马君武在文章中称之为“恩师”。

唐景崧(1841—1903年),字维卿、微卿,号鹤九、南注生、请缨客,系广西灌阳县新街乡江口村唐家人。14岁时参加岁试,中第一等第一名,19岁参加乡试,中解元,23岁中进士,钦点翰林,一路吉星高照。他有胞弟唐景崇、唐景崶,在事业上都有建树,都考中进士,又都钦点翰林。“一县八进士,同胞三翰林”,这是桂林人很夸耀的话头,当然也是灌阳人的自豪。翰林散馆后,唐景崧官吏部主事,时值中法战争起,他挺身走安南,联络刘永福,使之成为中法战争中的一支劲旅;后来唐景崧任台湾巡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国人坚决反对,台湾绅民推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唐由于抗法、抗日,名满中国,但清王朝一道“圣旨”,要把他从台湾召回来。而全州同乡、晚清名御史赵炳麟在他的《赵柏岩集》中写道:当时台湾民众环跪左右,哭求唐在台带领大家抗日,他犹豫不决;而幕僚背后则劝他“与其留台,拼死何益”!于是,他悄然潜回厦门,写下他人生不甚光彩的一笔。这样一来,国人便多有指责,他也心灰意冷,终日郁郁寡欢,以管弦诗酒自娱。后来寓居桂林,在榕湖附近建起了一座五美堂别墅,在那里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遇,马君武认识唐恩师。马君武早先就听舅舅们讲过唐景崧的故事,敬佩得很,只是无缘相见。初次见恩师是在五美塘后边的一块菜地上——马君武家当时住在五美塘的一条小巷中,屋后便是菜园。唐景崧以这片菜园在榕湖旁,风景甚佳,想买来建房子,所以常常来看。有一次,唐景崧和几个人同来,种菜的人指着他对马君武说:“这就是在台湾抗日本失败回来的伯里玺天德(总统)唐景崧。”

马君武当时16岁,他以十分敬佩的心情向唐深深作揖。唐景崧夸他很有才气。没想到三年以后,光绪帝变法图强,广西在桂林开设体用学堂,唐景崧出任校长,马君武前去投考,名列前茅。唐校长当然高兴,勉励他以科学救国,立志学好英语、数学,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从此,马君武才有机会睁开眼睛看世界。

遇见第二个高人是第二年,即1897年2月,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0年他在广州讲学,陈千秋、梁启超等都拜他为师,到了下一年,来学的人更多,他那本有名的《新学伪经考》,也就是那一年写成。这部书的出版确是轰动一时,用梁启超的话说,这在学术界仿佛刮来了一阵飓风。不过,书的影响过大,名气显赫起来,也给他带来麻烦。

1892年,康有为中乡试第八名,但会试却名落孙山。有人趁机弹劾他“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于少正卯”,上纲上线,扣了个大帽子,还请求把他的《新学伪经考》一书烧掉,不准他在广东讲学。幸亏京里有人打招呼给广东学使,替他解脱,只把《新学伪经考》的版子销毁了事。他算是逃过一劫,但他因此却在广州待不下去。

康有为第一次到桂林讲学,就去拜访当地秀峰、宣城、榕湖、桂山四大书院的山长,借以联络感情,除了在桂山书院的山长周横这里受到欢迎,其余各处他均受到冷落。不过,当时广西有名人士闻康有为来桂,纷纷拜他为师。他们闲时则游山玩水,题诗作赋。铁佛寺内有一岩,题名为“康岩”,又有一洞,题为“素洞”,都是以康有为名、号而题。

康有为第一次桂林行只待了40天,事因时值甲午(1894年)战败,李鸿章到日本议和,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闻之深感忧伤,便急忙离桂返粤。后来他到了北京,于是,就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公车上书”事件。

也就是在1895年,康有为用康祖诒的名字去应试,竟意外地成了进士。原来,主考官打定主意不让康有为考上进士,因是闭卷考试,总认为写得笔锋锐利、最为痛快淋漓的文章就是康有为的,没想到删去的却是康的大弟子梁启超的卷子。康有为本来是列在三甲,因为与广西全州籍的赵炳麟“策论熟娴如掌故”,殿试时深得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欣赏,破格提拔他与赵为二甲,康为二甲第八名,赵为二甲第十一名。于是,峰回路转,康祖诒又恢复康有为的原名。

1897年2月,康有为再次来到桂林讲学。这一次不再孤独,一则是他中了进士,授了工部主事,更重要的是他领导了“公车上书”,名气大振。据记载,当时参与上书签名的18省举子人数达1300余人。而如今所看到的“公车上书题名”,只有16省603人——说明当时不少一时激动的签名者,因为种种原因而作壁上观了。在“公车上书题名”中,最多的是广西人,达99名,可见康在广西籍举人心中的感召力。自此康氏声名鹊起、誉满天下,因此,他再到桂林便受到热烈欢迎。广西巡抚史念祖,仕途失意的岑春煊、唐景崧,正好都寓居桂林,对他很是热情。康老师与学生商议,组织一个圣学会,宣扬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科学、经济、文化,提倡新学。会址设在桂林依仁坊街彭公祠内(即今市工商联所在地)。举行成立典礼的那一天,除岑、唐等广西的权威人士到会之外,也有很多地方知名人士参加。

康有为又主张办一个学堂,名为“广仁学堂”,官方拨款万金作为购置图书、开办学校之用,录取的学生多是向往新学的青年。康有为讲课的内容很是新颖。他的学生廖中翼回忆:“讲及时事时,则指陈中国积弱之由,西国兴盛之故,非变法维新不足以图存。”有一天傍晚,雷电交加,他却率领弟子持雨具、风灯,穿风洞山,登望江亭,观赏雨景,讲解声、光、化、电之原理,并说西方学者悉心研究这些自然现象,掌握了声学、光学、电学的原理,不仅有所发明,并且应用于实际,所以西洋各国文明程度日高,对此自然现象,中国知识界应精心研究。他的议论精湛独到,见解宏博广阔,前来听讲的会员“多动魄惊心”“印入脑际”。这些学会、学堂和报纸,不仅激励了士气,也启发了桂林的民智。

康有为的学生中,有一个忠实“粉丝”,叫马道凝,字厚山,受康老师《大同书》的影响,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同”,字君武,时年17岁,并常在桂林《广仁报》发表豆腐块文章。

3年后,即1900年,正值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掳掠,光绪皇帝、西太后逃往西安。这年,马君武离开桂林到了新加坡,知康有为也逃亡在此,便去谒见,执弟子礼甚恭,“请教国是”。康要他回国策应武汉唐才常的起义,没想到他回国途中,唐才常起义失败,他只好隐居桂林。后因邻居失火,殃及他家的房子,他与母亲便到广州寄居朋友家,靠母亲做针线活度日,生活贫困。其间,他到法国教会学校读书,常常以烂芭蕉充饥,借路灯光看书。

次年冬,得同学之父、东莞知县刘德恒之邀,马君武去东莞中学教英语。但他有自知之明,因为只学了3个月英语,担心无法胜任,于是向刘县长坦陈想到日本留学。没想到刘县长慷慨大方,资助他大洋40元。

他是广西第一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同年10月,比他小两岁的桂林人邓家彦由四川选送入日本,是广西第一个官费留学生。

在日本,经过友人汤觉顿的介绍,他又结识了第三个高人——比他大8岁的梁启超。梁启超相当有才,笔端常带感情,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国民精神”,让马君武十分欣赏和佩服,于是,马君武便积极向梁才子主办的《新民丛报》供稿。后来梁启超赴美洲游历,曾让马君武代理他的编辑职务。

在东京,马君武求学于另一个高人章太炎,并大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1902年,他在东京和章太炎先生发起“中夏亡国240周年纪念会”(《马君武诗注》说是“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这里依《马君武文选》说),借纪念明朝灭亡、宣传反清革命。当时,很多人参与发起,但是在清驻日公使与日本当局的恐吓下,纷纷惧祸退出,中途打了“退堂鼓”,最后只有10名发起人。马君武却不顾梁启超的劝阻,列名发起。后因日本警察所阻,会议改去横滨举行。

马君武当时在横滨的表现,受到了“民国之父”孙中山的注意和器重。孙中山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府。两人在横滨彻夜长谈,一个说广东话,一个说桂林话,沟通不便,只好改用英语交流。一番交谈,马君武对孙中山先生佩服之至,遂接受了孙反清的革命主张。马君武事后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者,则未来之人物也。”他感到康、梁已经落伍于时代,终于和前两位高人分途。

1903年春节,在留日学生一千多人的新年团拜会上,性格刚烈的马君武与邹容,在会上先后发表反清演说,他俩发言时大声疾呼,声泪俱下,标志着马君武与康、梁保皇维新思想的分途。

两年后一件大事发生: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全国17省代表70余人参加,广西留日学生不甘人后,马君武、邓家彦、卢汝翼、兰德中、曾龙章、谭鸾翰、朱金钟7位出席,是为首批同盟会员。马君武还被推举与宋教仁、黄兴、陈天华等人起草会章和文件。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广西又增加了曾彦、欧晃二人。大会通过章程,选举领导人,并设执行、司法、评议三个部,马君武被选为执行部书记长(秘书长),另一个广西同盟会员邓家彦,被选为司法部书记长(部长)。邓比马君武多留学一个国家——美国,却比马君武少精通一门外语——法语。

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正在演讲,有人突然发问:“革命是要排满的,假如有满人要参加同盟会,我们怎么办?”一时举座哗然,大家议论纷纷。马君武站起来回答说:“我们反对卖国亡国的清朝政府,如果满人中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我们当然欢迎。”话毕,孙中山与到会者全体鼓掌。

当时马君武才25岁,一心热衷于社会改革,称得上“职业革命家”,已非一般的热血青年可比。

在一个腐败政府的统治下,要想革新政治,就注定人生的命运坎坷。1905年,日军攻占我旅顺,两国关系紧张。次年,日本文部省遣返中国留学生,马君武作为纠察队成员护送留学生回国,创办中国公学,担任总教习(即教育长),兼理化教授。当时胡适就是他的学生。只因马君武热心党务,1907年,他被清两江总督端方侦知,“购捕甚急”。好在中国公学校长郑孝胥援之以手,马君武才逃过一劫。

这郑孝胥,福建福州人,生于苏州胥门,故名“孝胥”,字“苏龛”。他中过福建乡试解元,后得岑春煊保荐,任广西边防督办,1904年曾在广西龙州创办广西边防将弁学堂。他得知马君武的处境,便函告曾经的上司、两广总督岑春煊出面解救。

这岑春煊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不能不略做介绍。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光绪乡试中举,却因读书用力不够,考不上进士。曾以太仆寺卿身份,受命在山东省黄县一带布防。《马关条约》订约后,清王朝日益衰弱,他心灰意冷,辞职南归,寓居桂林,甚至一度产生了去当和尚的想法。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感觉遇到了知音,赶赴京都,与维新派人士交往甚密,加入了保国会。百日维新进入高潮后,岑春煊在康有为影响下,屡屡上书条陈变法事宜,深得光绪帝赏识,岑因此擢升广东布政使。但到任不及三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被调任甘肃按察使。

机遇终于又到了。八国联军入京,慈禧与光绪外逃山西,他率兵两千,从甘肃赶到山西,深夜为危难时的慈禧执戈站岗放哨。因勤王有功,得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继而署理四川总督。署理期间,他严肃吏制,曾一次弹劾300多个贪官。幕僚提醒他:这样做等于在间接骂朝廷。怒气难消的岑春煊,还是一举弹劾了其中40余名大贪官。此举令当时不少官员谈岑色变,送给他一个绰号——“官屠”。

因“官屠”闻名的岑春煊,最终还是为“官屠”之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与其父岑毓英、叔岑毓宝并称“一门三总督”),最终与贪官的“保护神”庆亲王奕劻成为冤家对头。在一番争斗后,奕劻密使手下伪造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称其意图为戊戌变法翻案。能容忍贪官却坚决不能容忍康、梁的慈禧,大怒之下,下旨将岑开缺。

话说岑春煊接到郑孝胥的电报,想是爱惜家乡人才,即电告广西巡抚张鸣岐。张鸣岐曾经做过多年岑春煊的幕僚,正想在广西有所作为,收罗人才,便决定以广西公费派马君武留学德国。也有书说是马君武听从友人之劝,到德国留学,考入柏林工业大学。

马君武人生之路此时才柳暗花明。31岁时,他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学位。这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德国工学博士学位的人。

这一年正是宣统三年,他回到国内,正值武昌起义,他立即投身革命,奔走呼号,并负责起草临时政府组织法。是年冬,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年仅32岁。当时,总长取其名,次长取其实,部务由马君武代理。

到了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南方政府,被推举为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同年8月,孙中山讨伐陆荣廷,粤军占领南宁,马君武出任广西省长,兼摄军务。这一年,他41岁。

也就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马君武是孙中山直接委派的广西省长,说明孙中山对他很器重。是年10月,孙中山率胡汉民溯西江来至南宁,在南宁商会大礼堂的欢迎会上说:“我派了一位不贪财也不怕死,既能文又能建设的世界有名的工学博士,来做你们的省长。”

马君武就任广西省长后,雄心勃勃,本欲大有一番作为,制定了一套禁烟、禁赌、整顿金融、发展实业、修筑公路、兴办教育、澄清吏治、建立新军的计划。无奈广西军事大权掌握在陈炯明、刘震寰等武人手中。陆荣廷旧部又遍布全省各地,广西省政府政令不出省会南宁,马君武的计划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国家动荡不安,不仅没有好运降临,反而一场灾难在等待着他。

1922年4月,陈炯明的粤军退出南宁,陆荣廷部卷土重来。是时,广西地方政局混乱,各地民军蜂起,割地自雄。马君武乃文人一个,虽为省长,却无实力,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情,赴桂就任省长。为避陆荣廷的锋芒,想将省长公署从南宁撤至梧州,意在靠近广州军政府。农历四月初六,他带领卫队营、职员等500多人,与前往广州治脚伤的白崇禧同行。在前往梧州途中,船队行至贵县,夜泊罗布湾对岸。午夜,“定桂军”旅长李宗仁属下俞作柏、陆超部,派兵潜至船队附近,鸣枪呼喊缴械。卫队营以为遭遇匪军,实行抵抗。一时枪声大作,双方发生枪战。当时,马君武宿于船上,无处藏身,有爱妾名彭文蟾者,当时急中生智,按倒马君武,以身掩护,自己却身中数弹而死。这彭妾,广州西关人,性情温和,举止大方,会唱粤剧,会奏扬琴,为马君武所爱。当时,卫队死十余人,其余全被缴械。

俞、陆部下以为堂堂省长,必有大量钱财,却发现除书籍和文稿之外,一无所获,失望之余,将其尽弃江中。马君武看着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痛惜不已。次日,李宗仁在赴贵县(今贵港)途中闻讯,即至船上向这位同乡表示慰问和道歉,说事先并无所知,自承约束部下不严之过。马省长只说:“事已至此,知与不知,何必再说。”

马君武遭此乱后,心灰意冷,深感军阀横行,抱负难展,下到广州便辞去省长职务。死里逃生的马君武曾向老友、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陆费逵痛陈道:“政治生活,真是我所不能过的……可惜数千册心爱的书籍和许多未刊行的诗文译稿,完全丢了,实在令我心痛。”

陆费逵答曰:“你是文学家、工业家、教育家。我国应该做的事多得很,你的脾气,不宜搞政治,何不去做本行的事业呢?”

到了1924年,本来十分赞同孙中山主张的马君武,和冯自由、章太炎等人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表示忧虑和不满;次年,马君武还担任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1926年3月,又改任教育部总长(未到任)。由于这层关系,马君武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党籍。

于是,他在上海郊区的宝山县杨行镇置地约20亩,除种水稻外,兼种蔬菜、果树、养蜂,一则以为农业科技实验,一则以自娱。两年间他专事教育,先后担任过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

当年他改革社会的雄心壮志,竟被现实所磨灭。从此,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勇猛的政客,却多了一个学界的宗师。

再说副校长盘珠祁(1885—1984年),字斗寅,与黄绍竑、黄旭初为容县同乡,1885年生于灵山乡六图村,6岁启蒙读书,为清末秀才,1906年考入著名的上海公学。1909年,两广总督以两广疏于人才,上疏皇帝,拟从贵族子弟中选派留学生,厚此薄彼,此举引起许多平民学生不平,纷纷要求通过考试,凭真才实学获取公派留学。几经周折,盘珠祁终于以优异成绩,争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当时,清政府拟派他到德国学工科,但盘珠祁目睹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立志钻研农业,坚决要求去学农,于是,被派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1915年在美国获得农科硕士学位。当年回国后,曾任国立东南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系主任。1921年,受广西省长马君武委任为第一号参议兼实业科科长、教育科科长。1924年,他提出在广西境内办一所大学的建议,得到李济深赞同。1926年任省建设厅厅长兼教育厅厅长。在梧州筹建广西大学时,他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美洲特派员。1928年任广西大学副校长,与马君武校长合作建设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