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战争虽然结束，但两广已成仇寇。不过，世事多变，一个偶然因素，又打破了此间僵局，使得两广重新握手言和。
事因于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想合法当选总统——又是为了一个“权”字，不想惹恼了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他坚决反对此事。蒋介石当然也不好惹，他软化、压制胡汉民不成，便故伎重演，于1931年2月28日突然将其扣押，囚禁汤山，并在中常会上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于是激起广东军政界人士的义愤。
说起来胡汉民还跟梧州很有缘。
在当时全国办学的风潮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梧州绅士严式镠在官府的支持下，带头将传经书院所办的私塾改为梧州西学堂。为了解决老师缺乏的问题，严式镠到广州找校友帮忙。经推荐，1905年初，当时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胡汉民来到梧州教书，任总教习兼师范讲习所所长。胡汉民精瘦身材，带厚片眼镜，一副学究模样。
他锐意讲学，热情十足，每天讲课达八九个小时，学堂的教材很少，他又自编了不少历史讲义，“侧重性”地把一些革命历史编进去；其间也经常为学生讲民族革命的重要性。受到他的启发，学校学风骤变。
胡汉民在梧州还倡导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允许学生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也就是说只要心有诚意，可以不拘小节，穿着西服祭拜孔老夫子也没问题，大有“狗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味道；班上还允许女子与男学生同班听讲，废跪拜之礼。（见《胡汉民自传》）
这一来，保守派以“败俗伤风，渎男女之防”为理由，控告到官府。但胡汉民在梧州的惊世骇俗举动，却获得了广西人刘崛（辛亥革命元老，容县人）等人的崇敬，教课之余，几个书生经常“品茗谈国事，煮酒论英雄”。学风的变化很快让人们刮目相看。当时，一个名叫侯岸的英国人，无故辱殴梧州防军协统的一名卫兵。协统不敢过问，但是梧州的学生敢过问，他们群情激愤，联名写信给驻梧州的英国领事，施加压力。结果侯岸不得不赔礼谢罪。
胡汉民回忆后来的辛亥之役，“广西从事革命者，多半余当日之学徒也”。这一事件后，胡汉民认识到官立学校难有作为，就转往香山隆都，担任地方私立学校校长，再后来到了日本，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在国民党内，胡的资望要比蒋介石老得多。
国民党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平日彼此之间，虽互相猜忌，一旦有事，则又尽释前嫌，重归于好。如陈铭枢、陈济棠，为了争夺广东地盘，在蒋的纵容下，大打出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到了胡汉民被囚，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二陈也尽释旧嫌，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实力派陈济棠登高一呼，粤籍要人群起响应，策划反蒋。
但要与南京对抗，先要把过去的兄弟、今天的仇人——广西安抚好。于是，广东派出代表到南宁商谈合作，从广西撤兵，并请桂系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社会治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转为合作了。
1931年5月，粤军退出梧州，广西局势逐渐安定，停学一年多的广西大学也才得以复课。不过，此时的“李、白、黄”的“黄”，已由黄绍竑变成黄旭初了。因为1930年8月，黄绍竑由于北流战役指挥失误和入湘作战贻误战机，官兵对他怨气很大；他则目睹连年战争，生灵涂炭，内心苦闷，辞去职务，转而投入蒋的阵营。1931年7月，黄旭初出来主政，又形成了新的“李、白、黄”的体制。顺带一提，黄绍竑主政广西3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公共建设等方面，多有革新，国内外名流学者纷纷来桂考察，对广西新政多加赞许，并将广西喻为“模范省”，《广西大百科全书》评价为“政绩显著”。1931年之后，由黄旭初在广西主政19年，广西也被外国记者誉为“模范省”。
再说1931年5月，广西政治委员会议决定恢复广西大学，仍聘马君武和盘珠祁为正、副校长。随即电召当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校长的马君武和在香港的盘珠祁回梧州主持校务。
电令写道：“两广合作业经实现，梧州日内即可接收，广西大学自应迅行恢复以完成教育。当经本委员会通过并请两位先生命驾回桂主持一切，一面设法向庚款委员会力争分配庚款权利，以为广西大学残破后整理一切之用。”为了加重电文的分量，又说：“务恳惠然归来，俾得早日实现，非特本会之企盼，亦全省人士之所渴望者也。何日起程，伫候电复。”
这封电文，不仅带着省政府的期望，也带着全省父老乡亲的期望，这让两位校长欣喜不已。两人便在香港碰头，商量复校事宜，分别在上海和广西省内登出了招生广告，又物色教授，为秋季复课紧锣密鼓地做准备。6月11日，马君武从上海回到梧州，7月3日，盘珠祁也回到学校。
1931年7月14日，广西大学已发出布告，招生定于8月17日考试；7月16日，学校又向省府呈报招收预科生；8月14日，学校又布告改期于8月24日考试；8月17日，学校又电省府呈报本年秋添招理科本科生一年级一个班，又在同一天布告考试定于9月10日开始举行。
孰料广西省政府一纸公文，竟于8月20日决定停办广西大学。
一方面，马、盘两校长在学校张罗复校事，有节有序地进行；另一方面，省政府一盆冷水泼将下来：学校不办了，两位校长被聘为省政府顾问，保留了一个饭碗，大可不必自扰！这也算是为两位校长想得周到。
省政府停办广西大学的电报，是打给三个人的，另外一人是第四高级中学（时在梧州）的崔校长。电报开头说接到国民政府李宗仁委员的文电，说“广西大学所办的预科班其实与高中部无异，似应暂行停办，改为省二中高中部”，还要求将西大地点移作高中部校址，将来高中毕业生多了再恢复大学。目的是“以节靡费而收实效”。还说这是本府第七次会议通过并记录在案的，希望崔校长前往接收，并将接收情况汇报黄旭初主席。
两位校长接电后，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回复省政府，请收回停办西大的成命；又电请李宗仁、白崇禧收回成命。西大也很有理由：我二位校长是奉省府的电文召回来恢复广西大学的，其间电请拨款修葺校舍、补购校具，都按照省府指示、经费限度力求节约，预算书也请你们查核在案；同时，一面在沪聘请教授，一面布告招考学生，现所聘各科教授已陆续来校；招生方面除了在上海已考取本省学生预科60名理科、本科40名外，省内已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四处招考，本月24日同时考试，仅梧州一个地方就有600多人投考。“若突将西大停办，不特君武、珠祁等个人信用全失，即钧府亦何以示信于国人！况西大恢复不独为本省父老子弟之所渴望，即全国人士对于吾省此举亦认为革命政府建设精神之表现。”当初两人“奉召回省，亦为信仰钧府求治之诚，思效一臂之力”。电文中又说：“况维持西大与并归四中，就经费言所差无几，权衡轻重得失，实为审慎变更”……总之，从个人、从西大、从省政府的威信来考虑，省府都应收回成命。
到了8月21日，西大电告梧、邕、柳、桂四个招考点，继续办理招生事宜，并将此事登了《民国日报》。24至26日，学校又如期举行预科三个年级的入学考试。接着，在8月28日再电省府，要求必须维持西大，再申理由：“广西大学关系本省政府前途，至为重要，每月需款仅万余元，为数不多；且筹备就绪，开学在即，万无停办之理。”电文又与政府算经济账：“本省高中因经费不充裕，设备简陋、程度低浅，无可讳言；大学设预科原欲提高程度以为各高中之模范，并专为升学本科而设，效用不同，并非靡费。”电文又说：“只闻有扩充高中为大学者，绝不闻有停办大学并归高中者。”一句话，“无论如何，大学必须维持，停办之命万难遵照”，最后两位校长联合署名。
第二天，两位校长为复校事，又风尘仆仆到广州，面见李宗仁。8月30日，《民国日报》登李宗仁否认停办西大之文电，随后，省政府再开特别会议，决定：“西大只办本科，停办预科。”其实，当初停办西大的会议，出席的也只有委员四人，即主席黄旭初，委员黄蓟、李任仁、黄荣华。会上，黄蓟主张继续办，李任仁和黄荣华则主张停办。这是广州《民国日报》披露的。
在这场广西大学停办与反停办的争执中，省内舆论也多反对停办，不少县发出通电。玉林县的理由：“恢复伊始，不宜中途变更”；容县的理由：“预科与高中之性质不同，所需经费相差无几”；兴业县的主张：“维持广西最高学府，保存本省文化结晶”；贵县（今贵港）的主张：“西大本科预科均需开办”。
9月初，马君武参加省府座谈会，力主续办广西大学，以应广西建设之需。没有办法，省政府只得于9月2日收回停办成命，本科、预科照预定计划继续办理。复校与停校，反反复复，至此才圆满解决。
马君武第二次返校任校长（1931年9月—1934年5月）。1931年9月15日，广西大学开始复课。
在1931年9月15日正式复课并举行开学典礼上，有来宾数十人。省府代表黄子敬、市长黄同仇、国民党市党部代表何杞、马校长、盘副校长及崔萍村、张志超教授分别在会上发表演说。
马君武校长的演说有三点：一是谈及学校争取复校的过程，并批驳反对西大续办的如下论点，即认为“高等教育是贵族教育”“办大学花钱多而广西财力有限”，或认为“梧州交通很发达，到各处都很方便，学生到各处公私立大学只一水之隔，可以不必办西大”等等。二是马校长表态，“至于我个人，今年已50余岁，其他一切我都不愿过问，把西大弄好，是我一生的事业。所以我总想法使西大稳定发展，西大根基何日稳定，我即何日告退。”三是希望新来的学生，自己爱惜自己，要勉励自己，要努力把西大弄成国内有名望的大学，以对得起全省父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