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初步形成期。从时间上讲主要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为了保证全党思想的统一，批判自由主义，毛泽东在1937年9月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他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有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并对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提出明确要求，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胸怀坦荡，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更重要，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全党正确认识抗战形势，坚持正确的抗战战略，毛泽东在1938年3月发表了《论持久战》，批判了“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错误论调，对抗战形势作客观全面系统的分析后，明确指出，我们抗战最终是要取得胜利的，但这场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全党要充分作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必须做好全面的政治动员。毛泽东指出：“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这时期连续颁布了几个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对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做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主要包括1937年8月中央军委制定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1941年6月《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纲要》，1944年《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些文件都强调加强部队党组织建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出“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重要论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阐明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任务、地位和方法，这标志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已初步形成。为了保证政策和行动的正确，需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或者认识路线，毛泽东在1937年7月至8月发表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从中国古文献中引用“实事求是”一词，并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概括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认识路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的方向“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斗争”。要充分发挥文艺在思想教育方面的功能，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在谈到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同志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为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树立了典型，延安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次教育活动统一了思想，纯洁了党的组织。这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极大地统一了全党和人民的思想，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说明这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时期。
4、思想政治工作继续发展的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945年底党中央制定了《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对解放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这就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形式主义，搞好各方面的团结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实行经济、政治、军事民主，开展整军运动，我党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将从农村转入城市，我们将面临如何建设和管理城市这一新的任务，这犹如进京赶考，我们不能在这场考试中败下阵来。明确告诫全党要注意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毛泽东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这里实际指出如何防止各种不良诱惑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课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党明确提出用三年时间实现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完成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此，我们党开展了以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上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们今后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工人阶级内部、农民阶级内部、知识分子内部、工农两个阶级之间、工农同知识分子之间、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要分清是非，以实现人民的团结，这只能用和平的教育的方法来处理，他指出：“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除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调动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保证，使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遗憾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到践踏，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走了一段弯路。
(二)毛泽东对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贡献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首先，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从科学的认识论出发，认为实践是人的认识的唯一源泉、推动认识发展变化的推动力、检验认识是否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认识一般要经过实践——认识——实践的多次反复和循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使认识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不断获得真理性认识。同时，真理性认识对实践又具有革命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解决人的认识和观念问题，有了正确的思想和观念，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世界。
其次，从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重要论断。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在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概括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充分调动全党全国人民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胜利。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作了系统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对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要求。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党内不正确思想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之一就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党员。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在学习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对于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一贯要求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也正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