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皇帝驾崩，他的弟弟、神宗第十一子赵佶登基。
宋朝发展到这时，赵佶是八世祖了，皇子们每天声色犬马、烟花柳巷。限于宋朝祖规，皇室男丁的“职业”只能是吃喝玩乐。然而，他却不同，同样是玩，却玩出了品位。
赵佶喜欢的是笔研、丹青、琴瑟、图史、射御。
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赵佶除了射箭、驾车两项之外，几乎无所不精。他的住处摆满了珍品图书，每天高人雅士不断，谈经论玄，调弦鼓瑟，兴至时挥毫泼墨，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都在弱冠之年达到了极高境界。
赵佶身材修长，面目俊秀，谈吐风雅，行如春风。宗室里的知名雅士赵令穰、驸马都尉王诜，能和文坛泰斗苏东坡拉上关系的人，为他在外界宣传；皇宫内部向太后、朱太妃两派系都对他很喜爱，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左右逢源、无往不利的人。
做到这一步，哲宗不死，他繁华一生，高出同侪；哲宗死了，众多皇子中他鹤立鸡群，哪怕是外界公选，都跑不了他的皇位。
赵佶登基，首先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
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宋朝人心里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在当时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凡他所到之处，人们都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范纯仁要更胜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
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说教。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在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中，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自己的可贵。
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吧！
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件事的主谋。
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早就贬过了长江，而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
和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
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朝廷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
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
这点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
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人终生永不录用。
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简直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確，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確死在了南方，也是因为他个人身体有恙，朝廷从来就没有说过这种狠话。
现在矛盾升级了，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谈不上，又怎样工作，最后置国家于何地呢？
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章惇的用意很明显，他要的是一劳永逸。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的，以后自然就不会再有矛盾了！
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
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但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確，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
他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
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
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将范纯仁贬到随州，全家一起去，即日启程。随州，在现在湖北随州市，他终于来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了。
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陈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
某天，范家坐船来到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突然间风浪大作，眼看船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了岸。范纯仁背着妻子，一步步走了上去。
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分量，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
范纯仁一笑：“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
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然而，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有必要替敌人解释吧？
哟，这样想就错了，没有理解范纯仁的心理。
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目的，退一万步说，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不是公务员吗，就有豁免权吗？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这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
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
如此而已。
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但仍然高洁清华。
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是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原本是永远不应当出现在他的身边。
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民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和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儿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因为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
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有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
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不提，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
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让和尚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孩子们来告状时，范纯仁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
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路途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
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
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会因为政治上的遭遇而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
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
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州市，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
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
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
心里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无法做任何事情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专门治眼疾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
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
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不幸的是在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初二，于睡梦中去世。
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
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
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
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谁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
这样的人，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
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儿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吗？
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谪，创造了两个纪录：
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
一路从定州被贬到英州，从英州被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
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这苏轼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他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
令苏轼到昌化军去报到。
昌化，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的犄角旮旯，最偏僻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收服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
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抱不平。太欺负人了，苏轼只是一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
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
换谁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闲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
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
他在静静地度过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
苏轼可不像他那样，他来者不拒，凡是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也能很主动，找人聊天。
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
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相当高。
结果就是，他越是被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
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
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南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被贬到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很多，是唐朝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
李德裕死在了那里，他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无法忍受政敌的欺侮。
这样的事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背负了一种责任。
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
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属于传统的官场。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百姓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
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
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
想回归自然……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
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的全部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
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他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别说回京升官了，他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
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
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要向高层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以保证各种“关怀”及时降临到苏轼身上。
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和尚朋友，靠着佛教弟子间庞大的关系网，他走到哪儿都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不料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
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儿。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
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很多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到天伦之乐，突然又被打入地狱。
历史上基本无人能从海南岛流放后还活着回来！
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玩的游戏，如果能在这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完美了。
而在中国，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每年是要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
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
这三年是苏轼人生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存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仅仅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
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靠惠州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已年过花甲，严重的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形销骨立，瘦得脱了形。
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更没饭吃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
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
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
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在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一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
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前所未见的高清传说。
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被贬儋州之后，吴子野、73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和杨济甫渡海来访，陪他度过了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
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为著名。
海南岛太偏僻了，识字的人很少，怎么能奢谈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140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
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一首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
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
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真实存在，那就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
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一个精神胜利法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
何来伟大呢？
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
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64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
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
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
苏轼在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
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
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
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但没有一人可以超越他。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
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有潦倒灰暗之气。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中都有一株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株，不为世事羁绊。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宁静地绽放。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