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官场，首相韩忠彦，次相曾布。次相要升级，但不能自己出面，因为宋朝官场有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
曾布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去搞倒韩忠彦。这个人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
第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的人他指挥不了；
第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
第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
第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来事，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以免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
综观宋朝官场，只有一个人合适。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之狱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了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
这个人就是蔡京。
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蔡京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当时近二十年中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
这个人的身上，不再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惇也翻身落马……
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深深地刺激了他，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地变得加倍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
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真相的！
蔡京在杭州展开了自救，被贬谪半年后，一个宫里的大太监来到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京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京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
大太监满载而归，回京之后才知道他带回来蔡京的作品有多正确。赵佶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帝王中文艺天赋数一数二的大天才，早就在珍藏蔡京的作品了。
有记载，蔡京做京官时，有两个管事级的杂役对他非常恭敬，在最热的三伏天里，亲自为他挥扇。蔡京很满意，一时高兴，在两人的扇子上各提了一首杜甫的诗。小事一桩，过后就忘了，可是隔了几天，突然间这两个杂役衣帽崭新、喜气洋洋，听人说各自的家里都重新装修了。
一问才知道，当时的端亲王赵佶以两万贯把扇子收购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给蔡京通关节的事，突然间对这个大太监也有了好处。活儿干得漂亮，很有办事能力，可以重点培养。
从这时起，这个太监走上了宋朝的官场台面，成了赵佶的心腹人，在不久的将来，一次一次地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给宋朝造成的影响，比蔡京更大。
他叫童贯。
童贯是一个有来历的太监，在庞大的太监群落里，从出身上就高人一等。
太监最风光的时代是唐朝和明朝，唐朝时太监随便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明朝时的厂卫像开屠宰作坊似的成批杀大臣，这都空前绝后，可是在一项对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上，他们比宋朝的同行差远了。
宋朝的太监是历朝太监里的战斗机，他们是武装太监！
北宋一代，宦官在军中的地位、贡献堪称卓绝。远的不说，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西征战事里，大太监李宪威风八面，最辉煌时率军冲上天都山，把西夏自李元昊时修筑的皇宫烧得片瓦不存。这是何等的战功，放在任何一位名将的身上，也是重要的军功章。
童贯的师父就是李宪。有这位显赫的师父，加上这时赵佶的赏识，可以说一条光明大路已经铺在了他的脚下。
战旗在向他招手，军功在向他招手。
童贯高兴、兴奋之余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他可不像李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中宦官。他要的东西堪称世上最终极的目标。
出将入相。
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泡在死人堆里，抱着冰冷的刀把子混到老。他要在军中有地位，在朝里有实力，进可海阔天空，退能平安富贵。要达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政治班底。
他和蔡京结成了同党。
有一天，有个叫邓洵武的官员对赵佶说——陛下是先帝之子，首相韩忠彦是已故宰执韩琦之子。先帝当年改革实行新法，韩琦反对，现在您执政，韩忠彦继续反对新法，以此看来，韩忠彦能继承父志，而陛下您却不能。
赵佶神色大变，这是侮辱！为人子者继父业，这是起码的职责，是延续血脉的骄傲，是对父亲的认同。如果不能，不是承认父辈有错，就是自己无能。
邓洵武接着问：“陛下想绍述父兄之志吗？”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纸卷轴，交给了赵佶。这张卷轴上没有画，它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
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
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100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
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全被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当时近20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
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连一只鸡都不如。
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
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越坚贞的人看了，越会感到可笑。
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那一定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
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
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人能帮你，非他不可。
蔡京。
蔡京从此进入赵佶眼中，不久后他与曾布联手搞倒韩忠彦，紧接着就把曾布也贬到了江南。蔡京升任首相时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
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
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
赵佶点头。
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问题，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事情，都由它负责。
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
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
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儿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
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20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
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
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大，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其也有局限性，即百分百的精确性。
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
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
一切从这件事开始。
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
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41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534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被定性，再没法翻身。
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奠定什么。
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
又一张名单出炉，里面宰执官22个人，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35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48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8人、武官4人。
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元祐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其余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
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
碑上的名人们，只要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
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被销毁。
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
其余的像宋朝史学派，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记事》、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被毁掉。
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
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了。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
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
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了。《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
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大，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
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
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而没有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监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
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
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时，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
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
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吧。
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据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
还剩下一批人，差点儿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至宋哲宗去世为止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
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
这类人被整理出27个，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
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
这怎么成呢，现在虽说成百名的元老被贬了出去，但保不准有大胆之徒，再组成元老会，怎么办？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京的官员，不许扎堆生活，个个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
……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任何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
……这还让人活吗？
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这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
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反躬自问：制造出蔡京的，难道不是他们自己吗？
现在要弄清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是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
问题一，党争有20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说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
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
好，按照这个思路推衍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
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上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宋朝的大臣们被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了。
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冒着不当官儿的风险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
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
世界才能安静。
蔡京不是皇帝，无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
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
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是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料也。
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来，其中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
无一例外，全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机的人，是一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
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做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
都是你们逼的！
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儿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
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蔡京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友好，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张商英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具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
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
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
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