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把马克思的思想意识捧上了王座。但与马克思的预言不同，列宁及其革命同僚夺取政权的国家并没有成熟而发达的资本主义。他们夺取政权的推动力也不是来自深受盘剥的劳动者。相反，列宁点燃并领导反抗行动的地方，是一个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均衡、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众不愿意抗拒各自经济领主的国家。列宁的成就在于顺应工人和农民的反抗行为，组织了一场政变。列宁很机智地利用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但这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来证明，这种利用对广大农民是一个灾难性转折。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将会发育“成熟”，但列宁来不及等待。他同时相信，俄国革命将引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在全世界范围爆发，但在那场革命之后的岁月里，布尔什维克按照马克思的构想，摇摆不定且充满暴力地践行着自己的思想。它开启的是一场长达七十四年的实验，蔑视资本主义制度，压制人性的本能冲动。那场革命无论多么冷酷而充满灾难，总之对本书描述的人物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试图带领俄罗斯走上另外的道路。
实验过程一波三折。内战的标志是混乱、无序和被称作战时共产主义的紧缩经济政策。1921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对农业和商贸领域的某些市场机制采取容忍态度，局面才开始变得相对宽松。20年代末，约瑟夫·斯大林给这个短暂的插曲画上了休止符。斯大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规模指令性经济政策。他一再设法打压价格，尤其是谷物和农产品价格，造成了毁灭性后果。自定价格的私营企业主被判为“投机”犯罪。对固执单干的农民，斯大林进行残暴打压，并强令其加入集体农庄。1929年，他尝试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被迫革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由此酿成巨大的人类灾难——饥荒、死亡和短缺。
中央计划是斯大林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布尔什维克曾经设法取消货币，以摧毁自由贸易，并控制价格。简而言之，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可现在的他们更进一步，试图控制全部经济行为。国家实行中央计划制度，控制着经济机器上的每一个杠杆，不允许选择和竞争，对大量存在的偶发交易和自利交易不留余地。国家采取五年计划制，意在支配经济运行过程。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批准。开局之年相对较好，于是突然调整了发展目标，要在四年之内完成全部任务。斯大林后来提出，也许三年之内也能完成目标。最初目标是在五年期内开采煤炭3500万吨，后来调整到7500万吨，再后来被调整为9500万吨至1.05亿吨。“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斯大林在1931年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好好弥补这段差距。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垮掉。”[8]
各种分歧受到压制，中央计划体制一如既往，同时伴以神话般的超人产量。1935年9月，一位名叫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xei Stakhano）的煤矿工人据说完成了产量的十四倍，被党组织赞颂为英雄；这一功勋催生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是崭新社会正在建成的理想主义象征。
斯大林模式把苏联推进到工业时代，以略多于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其他国家一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蛮荒地区建起了大型工厂；在乌拉尔山以东，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建起一座巨型钢铁企业，最终产量超过了加拿大的全部总和。斯大林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代价，把一个落后国家转变成工业大国。数百万人被送入劳改营，其中不乏技能卓著的经理、工程师、技术员和规划师。间谍、破坏者、怠工者等字眼随处可见。工业化的旋风把劳动者由农村吸入城市，导致生活穷困、城市人满为患。斯大林模式下的中央计划体制，面向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帮助苏联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又在冷战期间转而支撑起巨大的军事机器。经济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尤其是消费者，实则位居其次。
截至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已经发展为超级大国，但它再也无法实现斯大林曾经完成过的经济大跃进。对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式的要求，让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举步维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分别于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试图加以改革，但都归于失败。国家严格控制着物资、价格和贸易，给经济体制注入新鲜空气的努力无一奏效。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石油价格飙升，苏联储量巨大，收入丰厚，经济衰退得以延缓。但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在高新技术领域再度掀起新的工业革命。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实验的暗淡时期。
我们再来看看计划委员会的数学家奈舒尔，看看中央计划的核心机构。80年代初期，他凭着在计委内部的有利地位做出深刻结论：体制已经生病。他知道，理论上，党设定总目标并做出指示，其后通过国家计委、各级政府、部委和工厂层层下达。但他看见的事实远非如此。一天，奈舒尔的上级领导去了一趟克里姆林宫。回到计委后，他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诧异一幕。总理告诉冶金部长，苏联必须生产一种新型的钢材薄片。这道命令来自上头，来自党组织，在党的五年计划指导方针上写得明明白白。冶金部长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行。”不过他接着说，“除非你给我们提供新建工厂和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否则我们就不干！”奈舒尔的上级不解地摇了摇头，因为他觉得这位部长肯定会被丢出去。解职。枪毙。但都没有。屁事没有。制度的运行情况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个制度显然已经生了病。
在人们熟知的行政指导经济的模式下，在投入目标与产出目标、目标与指标、平衡与控制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拉锯和在各级政府间上下倒腾的过程。到70年代，制订计划的通道，也就是那一摞复杂的报表，变得如梦魇一般繁琐。光计委一个部门制订的产品供给和分配计划就多达七十卷，厚达一万二千页，涵盖三万多种产品。计委的数学家们对着模型反复斟酌，可奈舒尔很快就发现，上级在拿到他的计算成果后，做出的举动令人大感意外：根据结果修改答案，所需所愿朝令夕改。
奈舒尔恍然大悟。这样的体制早已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并没有什么独裁！相反，官僚计划体制已经彻底沦为了无法琢磨、没完没了、不讲规矩的菜市场。核心位置不再有强力控制，讨价还价开始出现。自下而上，工厂厂长给部门提出要求，部门再给中央计划单位提出要求；随后再掉头下发一大堆与之前的要求严重不符的决定和指示。若某项决定要甲厂调拨物品至乙厂，吃亏方则坚决不干，转而为其所想加以游说，这样的游说行为往往不会向上进行，而是从其他工厂身上另想他法。这一系列交易行为的主角往往与中央计划部门毫不沾边，而是工厂经理自己。随着体制弱化，他们逐渐取得了更多权力。不只是工厂，每一个人都牵扯进这张事关需求、许可、悄悄囤积、倒手和短缺的密织大网，而计划体制不说控制，连跟上步伐的可能性都很渺茫。
奈舒尔老爱讲某个偏远地区的党委领导的笑话。莫斯科的同志们都认为这个人正忙于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位党委领导告诉奈舒尔：“我上半天的工作，是用我这个地区的鸡肉到另一个地区换鸡蛋。”此类副业行为意味着，国家计委的控制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20世纪20年代，成立中央计划部门的目的是抓住经济权力中的全部杠杆，以使其猛然发力；现在只见杠杆来回摆动，却看不到任何结果。奈舒尔老爱说，方向盘在转动，结果却一切照旧。
奈舒尔做出的结论石破天惊，让这个体制染毒生病的正是马克思和列宁一度着力埋而葬之的一大宏论，即资本主义。中央计划委员会代表着基本的商品交易，而不是实现马克思曾期待的乌托邦式劳动者乐园的大教堂。实现上述交易的通货多种多样，包括国家体制的方方面面，如官方“审批”或许可。苏联体制下，一切有价值的事物都可以进行交易：地位、权力、法律以及违法权。奈舒尔发现，就连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权，都依照灰色经济的原则加以运行，或者说，裙带之风在政府圈子也大行其道。在奈舒尔看来，不管承认与否，它更像一个菜市场。奈舒尔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正在缓慢而痛苦地失去活力，因为斯大林时代的独裁专断，革命和战争早已消失于体制之外。[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