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舒尔还发现，责任制已不见踪影。工厂经理倒是很看重生产目标，可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伪劣无用，经济体制并未对他们加以惩处，他们也不会因此无事可干。只要其产品仍在计划之内，国家就会在第二年给他们补贴。奈舒尔由此认为，这个自诩为纪律严明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疲弱。
令奈舒尔深感气愤的是此种疲弱明显地体现在统计数据的遮遮掩掩上。实际上，用于公开发表的统计年鉴、文章和其他材料全都经过权威部门的擦洗和更改，以消除所有的负面信息。[10]多数西欧国家的预期寿命持续增加，而在苏联的停滞岁月，该数据维持不变，这反倒成了苏联体制遭遇麻烦的信号。领导们怎么办？他们将预期寿命数据列为头等机密。人口学家们被要求以“理论模型”为准，不允许接触真实的人口数据。[11]
最为莽撞之举，也许要算苏联经济体制中关于供求关系即“平衡”的计算结果。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通过自由定价实现平衡：供给过剩推动价格下降，需求过剩刺激价格上升。但苏联的计划管理部门试图打破这些基本规律，以实现对供给、需求和价格关系的操控。他们决定生产一万辆汽车，决定需要为此留出多少钢铁和橡胶，并决定每一辆汽车的最终售价。这样定出来的价格低得离谱，再由国家予以补贴，根本不考虑生产一辆汽车的实际花费。结果是供给永远满足不了需求。同时，因为个体积极性受到破坏，劳动者缺乏做好工作的冲动，所生产的汽车十分劣质，一开下生产线便开始缺胳膊少腿。零件都被偷走了。结果就出现了短缺——“不足”——等十年也买不到一辆新车。平衡变成了不平衡，由此导致整个体制像陀螺一样摇摆不定。
一如地表以下的巨大板块，种种失控力量在80年代的苏联经济体制内部深处不断摩擦碰撞。不平衡现象超乎想象。能源价格低廉，遭到大量挥霍。一吨原油的价格与一包竞相求购的万宝路香烟持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央计划之下，体制依然能够蹒跚前行。奈舒尔警觉地注意到，庞大的国民经济余额曾经一年计算一次，眼下正越来越频繁而狂躁地加以重新计算。
奈舒尔得出结论，苏联体制陷入了极度危机。但在80年代初期，他不能到大街上进行宣扬。相反，他与同在计委工作的两位朋友缩进了厨房这个私人空间。1981年，他们一般每周非常隐秘地聚到厨房交流一次，讨论所出现的问题。奈舒尔非常谨慎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朋友们提醒他务必小心，否则会蹲大牢。但奈舒尔没有停笔。他的想法在当时显得特立独行，被编成了地下出版物。
“如果不做出改变，”他在《另一种生活》中写道，“你和孩子们仍旧会围着商店打转，穿破衣着旧鞋，排队十年等新房，咒骂冰箱彩电的陈旧、生活和工作状态的腐朽无序。”奈舒尔接着论述，需要做出的变革十分深刻，连他本人都不敢公开表露：他希望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建立市场经济。他希望利己心和竞争行为得到回报。他向广大读者做出富有远见的描述，苏联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可以通过私有财产的形式分配给百万大众。“私有财产”这两个词语奈舒尔敢于写下来，但尚未有官方提及。他坚信，苏联的巨大财富可以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创造出某种乐园。“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企业？”他在书中写道，“什么样的商店？食品？书籍？服饰？收音机？超市？”他深信，薪水将会翻番；新的商店和餐馆将使人们的生活焕然一新，大家无须排队就能过上好日子。不仅如此，彼得大帝曾经预言的“欧洲之窗”将会重新打开，人们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交友。
接着，奈舒尔改变了口吻。他说，读者或许会希望从他关于“生活乐园”的描述中缓一缓神，以继续购物。“你来到食品店，却发现还是没有牛奶，也好长时间没有肉了，荞麦一直买不到。有面包，但刚好卖完。”
“你希望给妻子买一件夏装。可买不到好看的，”他写道，“为什么？”
他的答案形象地描述了苏联体制何以变成一团纠结缠绕却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的乱麻。要解决夏装短缺的问题，他写道：“服装店店主担心，大家在自己的店铺里买不到漂亮的夏装，他于是找到服装厂。服装厂厂长害怕了。‘我竟然让女同胞们穿不上夏装？’他于是立刻下令，用鲜艳的布料，以时新的样式，赶紧生产夏装。布料没有了，服装厂厂长于是给纺织厂厂长打电话。纺织厂得知女同胞穿不上漂亮的夏装，立刻从广袤的中亚地区订购上好的棉花，从苏联众多的化工厂订购新型染料。当化工厂厂长得知，我们亲爱的女同胞们即将裸行时，立马开始生产新式染料，而这又要让他开始寻找不同的化工产品和设施。”
奈舒尔指出，为弥补一种物品短缺，很多物品都会生产出来。“首先，服装厂为使用多种不同的缝线对夏装加以修饰，会导致另一种商品出现减少……比如，会是降落伞，由此导致空军部队的补给受到影响。而在纺织厂，会由于对女性的关注引起某种织物滤网的减产，从而让某个次要工业部门卡壳。化工厂由于分心生产制作夏装所需的红色染料……未能向塑料厂足额发送红色染料，于是生产红色警示按钮的小厂转而生产绿色按钮……”
奈舒尔的秘密手稿让人一窥混乱而病入膏肓的苏联经济体制。及至1985年完成《另一种生活》，苏联体制的麻烦已经远超他当初的怀疑。经济已经停止增长，酗酒、偷盗和漠不关心的劳工比比皆是，工厂和企业连连亏损，价格随意制定，且与现实严重脱节。
奈舒尔当时并不明白，但一种新的生活很快来到，而这种新的生活不再是苏联社会主义。乌托邦实验寿终正寝。正如我们将在随后六章中所见，恰是短缺经济和灰色经济、中央计划体制的混乱和利己心产生的驱动力，在俄罗斯催生出全新的资本主义以及寡头现象。
注释：
[1]Andrei Sinyavsky， Soviet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Arcade， 1990)， p.181.
[2]Lev Timofeyev， "A New Theory of Socialism，" Moscow News， December 10， 1996.
[3]Alena V. Ledeneva， Russia's Economy of Favo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作者于1999年12月11日采访伊戈尔·普里马科夫和玛莎·沃根斯坦。
[5]该部分描述根据我对伊琳娜·马卡罗娃进行的多次采访写出。我和她于1999年12月2日重新体验了一次火车之旅。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停滞岁月的年轻人曾经热捧过一本书，从库尔斯基车站开出的这趟列车，正是这本书的故事场景。喜欢标新、富于反叛的作家维涅狄克特·叶罗费耶夫（Venedict Erofeyev）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Moskva-Petushki）一书中，对逃离经过进行了精彩描述。该书是一本地下出版物，被政府认定为非法书籍，往往以复写形式私自誊印，手手相传。《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是一部充满讽刺意味的悲剧作品。叶罗费耶夫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反抗者。他以夹杂俚语的散文形式，描述了始于库尔斯基站的乘车经历，佩图什基这个充满鸟语花香的乐园则是他要前往的小镇。叶罗费耶夫一路都在喝酒，残忍而搞笑的是，他一直未能到达那个乐园。他原路返回莫斯科，从此没有了踪影。伊琳娜的同龄人视叶罗费耶夫为反制度英雄。但他不是一个大胆、乐观、新潮、充满幻想并为改变未来而做出巨大努力的苏联人，无力改变一切的他只能随波逐流。社会制度始终拿他无可奈何，因为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他既不害怕，也不顺从；他就这样放任自流。
[6]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History of Economics： The Past as the Present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7).
[7]马克思写下这些文字时，确实有活生生的证据支撑其观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经济让工人们的生活变得极为艰辛，由此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8]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917－1991， 3d ed. (London： Penguin， 1992).
[9]作者于1999年10月7日和12月9日采访维塔利·奈舒尔。奈舒尔作品《另一种生活》的俄文版可访问www.inme.ru和www.libertarium.ru。在其众多作品中，我尤其觉得有价值的是The Supreme and Last Stage of Socialism (London： 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es， 1991)。
[10]Moisei Eydelman， "Monopolized Statistics under a Totalitarian Regime，"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 An Insiders' History， ed. Michael Ellman and Vladimir Kontorovich (New York： Sharpe， 1998)， p.75.
[11]国际经济与法律研究所的人口学家谢尔盖·叶尔马科夫（Sergei Ermakov）教授告诉我，直至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化，人口死亡信息都处于保密状态。因此，苏联公民并不知道自己的预期寿命低于西欧国家。叶尔马科夫说，他的工作长期以理论模型为依据。作者于1999年11月27日采访叶尔马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