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驰骋疆场功在边陲的战将：左宗棠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十月初七，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东乡，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病逝于福州军次。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左宗棠生活在多事之秋的封建末世，然而正是这样的时势，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著名儒将。左宗棠因为为清朝政府立下汗马功劳，而得以留名青史。
1.出身寒微，志在仕途
左宗棠出生于一个耕读世家，这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理想的家庭形态：出则为官，退则归耕。从他的曾祖父到他的父亲左观澜这几代人，虽然都立志于功名仕途，但都没有什么成就，不过，这种家庭的渊源却为左宗棠日后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到了左宗棠这一代，他有兄弟3人（还有3个姐妹），大哥是县学廪生，早亡；二哥宗植是举人，作为桂东教谕，诗文颇负盛名。左宗棠排行老三，5岁时就和两个哥哥在他的父亲所设的塾馆中接受启蒙教育。当时，作为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左观澜要养活一大家人口，颇感力不从心，因而日子过得相当拮据，米面不济就杂以糖屑充饥。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在严父的循循诱导之下，左宗棠刻苦攻读，砥砺品行，期望着将来能登科及第而功成名就。
不久，左家连这种穷困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了。左宗棠16岁时良母谢世；19岁时又失去了慈父严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和他的二哥只得踏入社会，自谋生路，寻找着似乎十分渺茫的发展机会。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险恶，大清王朝正处在日益衰败的暮气之中：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人民对这种现象极为憎恨，反抗运动遍及全国；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在东南沿海游弋挑衅。满清王朝危机四伏，正处于大动荡的前夜。
面对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青年左宗棠思忖：只有博取功名、通权达变，才能有生活的出路和前途。因此，左宗棠倾其精力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他自幼就爱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一些经世致用的著作，这些书对他以后经武从政帮助很大。也许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当他生活艰难之际，得到了卸任云贵总督的贺长龄的热心帮助，左宗棠有如久旱逢甘霖。贺公长期宦海泛舟，见多识广，学问渊博，家中藏书多及屋瓦。对于品德方正、虚心好学的左宗棠，贺公是有求必应，有难必答。因有名人指点，左宗棠的见识学问如日东升。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后，他又师从贺熙龄研讨汉宋儒学，并结交了日后成为清廷一方要员的胡林翼、罗泽南等名士。贺熙龄即贺长龄的弟弟，湖南善化（长沙）人，与其兄都是进士出身，任过编修、学政等职。与这些达官名流交往，并受到他们的推崇，这对左宗棠高傲自负、棱角分明的性格特点有着极大的影响。
21岁那年，左宗棠纳资捐为监生，参加乡试，中第十八名举人，其二哥宗植领解首。在发榜之前，左宗棠与湘潭的周氏成亲，以后八年左宗棠便住在周家，实际上他成了倒插门女婿，这在当时是男方太穷困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周家的八年中，左宗棠先后参加过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也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缘故吧。特别是第二次会试，他中了第十五名进士，可是当时考试采取区域分配制，湖南已满额，左宗棠惆怅而归，发誓不再向科举制度讨自己的前程，绝意仕途，一心经营自己的耕读之家，在经世致用的学问上苦下工夫。
在当时，一些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像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都提出“探世变者圣之至也”的观点。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左宗棠研讨“经世之学”首先从研究舆地之学开始。他考查全国山、水的分布，疆域的沿革，城池的兴废，攻守的形势，探索绘制地图的原理。左宗棠与妻子周诒端合作，一个画草图，一个绘制，先画中国全图，然后再画出各省分图。虽然费时耗力，但红袖添香，夫妻搭档，倒也情趣盎然。这些劳作看似无用，却使左宗棠终生受益。
公元1837年，25岁的左宗棠到醴陵渌江书院任主讲，他对学生督导很严。时值两江总督陶澍（胡林翼的岳父）利用到江西阅兵之际，请假回湖南安化原籍省墓，途经醴陵。醴陵知县为布置总督行馆，请左宗棠代撰楹联一副：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总督对这副字秀含钢、情文并茂的门联大加赞赏，邀请左宗棠作竟夕长谈，见他论事阐述精微，切中要害，又侃侃道来，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陶公一时兴起，当即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一个布衣，一个显贵，两家结亲，被传为美谈佳话。过了两年，陶公死于两江任所，遗孤陶桤（左宗棠女婿）刚九岁，陶家家业很大，剩下孤儿寡母难以支撑门面，于是贺熙龄便介绍左宗棠到陶家当塾师，兼做“大管家”。他在陶家先后8年，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通览了陶澍所收藏的清代典章和陶澍的奏疏、书札等，体察了官场的人情世故与政治得失。同时把自己从前所绘地图重新加以校订。此时，中英冲突如箭在弦上，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对兵农实用学问的研究更加注重了。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左宗棠对清朝将帅的昏庸腐朽非常愤慨；对林则徐的被罢免更是扼腕叹息，深感国事不可为。就这样左宗棠又度过了几年半耕半读的生活。不过此时他的经济情况已经大大好转。32岁时，他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72亩田地，携全家在这儿定居下来，作了避世的打算。由于左宗棠热心公益，一腔热肠，遇到天灾人祸，对周围乡邻能慷慨解囊，所以他在当地已有相当的名气。
2.沙场鏖战，翎顶血染
咸丰二年（公元1851年），当左宗棠居山避乱时，太平天国的农民武装从粤、桂打到湖南，所向无敌。但在围攻长沙的战役中遭到清军江忠源部的顽强抵抗，西王萧朝贵中炮阵亡。洪秀全得到噩报，发誓一定亲率大军踏平长沙城。清廷急忙从贵州调张亮基为湖南巡抚，以加强湖南的守战。恰好张亮基是左宗棠的密友胡林翼的顶头上司。胡林翼向张亮基极力推荐，力陈左宗棠侠肝义胆，忠勇刚烈，谙熟古今地图兵法，又晓达时务。正值用人之际，张亮基遂多次函请左宗棠出山为国效力，胡林翼也不断敦促，同乡好友郭嵩焘（后来成为著名的洋务人员），也来劝行，这样左宗棠终于放弃了独善其身的打算，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隆隆炮声中进入长沙孤城，以辅佐张亮基救长沙之急。
左宗棠果然不负重望，策划筹谋倾心尽力，进攻退守张弛有序，农民军以坑道爆破也无济于事，奈何不得，最后不得不放弃长沙，顺江东下直捣江宁（南京）。左宗棠因战守之功被清廷授予同知衔，后又保举为直隶州知州。公元1853年，由于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便辞官回到湘阴故居梓木洞，以待时机。这期间农民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连湖广总督吴文镕也被击杀身亡。清廷闻讯十分震惊，急忙调骆秉章为湖南巡抚，以挽回败局。也许是考虑到时局的不可收拾，左宗棠一再回绝了骆秉章的诚意邀请，出于无奈，骆秉章假意因故拘捕左宗棠的女婿（即已故陶澍的儿子陶桤），左宗棠推脱无门便入骆秉章府当幕僚。
在入幕骆秉章的六年中，左宗棠充分展示了他的指挥才能，不遗余力地帮助骆秉章运筹帷幄，练兵集饷。他多次击败农民义军，成为骆秉章的左臂右膀，时人戏称这位“左师爷”为“左都御史”，言下之意，骆公不过是屈居第二的右都御史而已。就像当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所说的那样：“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加上左宗棠恃才好胜的性格，所以被樊燮控告有不法行为，清廷要缉拿查问。樊燮原系永州总兵，因劣迹昭彰被骆秉章奏劾罢官。樊不服，进京上告，所以有此案发生。京内官员少詹潘祖荫奏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曾国藩也上书清廷说，左宗棠吃苦耐劳，又通晓军事，请求破格录用。这些奏疏虽有些过誉之辞，但说明左宗棠的确有着过人的才干，位虽卑而名动朝野。实际上在咸丰五年（公元1854年），御史宗稷辰就奏称：“宗棠通权达变，疆吏倚重之，迹甚微而功甚伟。若能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清廷有鉴于此，认为左宗棠的确是难得的人才，左案又查明系属不实之词所以有心委以重任。不过受此打击的左宗棠已有些心灰意冷，不愿再入座幕，打算进京参加会试。
这时，恰巧曾国藩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败，他求才若渴，希望左宗棠能入幕相助。当时清廷想让左宗棠援蜀，曾国藩密奏朝廷，认为蜀地地势险要，“贼”（指石达开部）初入四川，不难对付，而江皖一带军情紧急，左宗棠思虑精专，识量宏远，于军事确有心得，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清廷于是授左宗棠四品京堂候补，襄助曾国藩帮办军务。
公元1860年1月，左宗棠终于结束了他的幕客生涯。由于太平军李秀成部挥师东征，席卷江苏，声势浩大，打得曾国藩手忙脚乱。为了应付时局，在这年秋，左宗棠亲自率领由他一手训练组建只有两个月的湘军进驻江西景德镇，以作为曾国藩的后援。左宗棠在贵溪、东平等地多次打击了太平军，他率军转战于江西、皖南的交界地区，箝制了李世贤部太平军，限制了太平军从皖南进入江西的军事行动。不仅如此，左宗棠还慧眼独到地劝曾国藩不要进驻祁门，认为祁门有如瓮中，易被围困。曾不听劝阻果然被团团围住，几乎要全军覆没。曾国藩甚至写好了遗书，作好自杀的准备。幸亏左宗棠率军打通粮道，曾才转危为安。左宗棠率领一支孤军，转战一方，屡建奇功，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他的将帅之才，特别是在相形取势方面，更有独到之处。曾国藩也由衷地赞叹说，长江南岸，700多里，只有左宗棠一军纵横驰骋，往来策应，这在清军当中是绝无仅有的。
3.独当一面，东征西讨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二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左宗棠认为要收复南京、苏州，牵动三吴地区，必须先进军浙江。清廷准奏，明令浙江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不久，左宗棠率领官兵5000余人进入浙江。当时粮饷不济，军需匮乏，兵马已动，粮草先绝，又逢浙江军务败坏，原浙江各任督抚对练兵选将漫不经心，军令不行，有禁不止；军队滥竽充数，士气十分低落。而在浙江一带有太平军李秀成兄弟所部50万之众纵横浙江全境。左宗棠忧心忡忡，一面上报朝廷，一面竭尽全力应付危局。首先，由于粮饷不济，过去欠饷又多，他大刀阔斧地裁淘劣兵，使有限的饷粮发挥最大的效用。第二，对于各省奉旨应援钱粮，上奏朝廷敕令迅速集中，以应急需。第三，面对孤军奋战、将少兵单的局面，要求广西臬司蒋益澧率部入浙候用；要求广西巡抚刘长佑、贵州巡抚江忠又、湖北巡抚李续宜、四川布政使刘蓉各选精兵一营或二营来浙听调。这些要求全都得到清廷的准许。接着，左宗棠深谋远虑，移师婺源。婺源地居徽州、广信两郡之间，北可牵制进攻徽州的起义军；向南可遏制饶州、广信的太平军；居中可截击开化、遂安的义军。这一举措使太平军如刺在喉。在婺源，太平军杨辅清部10万之众被击溃，继而开化又被左军攻破。兵锋所指，战无不胜。左宗棠治军严厉，以身作则。作战时他剽悍凶猛，无论严寒酷暑，他都住在营帐，“穷冬犹衣组袍”，“非宴客不用海菜”，“冀与士卒同此苦趣”。纪律严明，将帅一心，这就是左军每战必胜的原因所在。
战争不是最终的目的，它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所以每收复一地，左宗棠就善后一地，注重招抚流亡，体恤民生。这些措施有利于战乱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客观上也起到了瓦解太平军的作用。军事与政治手段并重，左宗棠堪称国内第一人。正是由于攻伐有谋，安抚得当，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八月，左宗棠一举光复了浙江全省。左氏自咸丰十一年冬奉诏督办浙江军务到同治三年八月取得胜利为止，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由于战功卓著，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三月，清廷迁升他为闽浙总督，仍留浙抚职。同治三年八月，在攻下浙江省城杭州后，清廷又诏加左宗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
光复浙江以后，左宗棠奏请解除浙江巡抚职，督军入闽。这时，军政本来就混乱的福建经农民军的冲击，更加颓败不堪。“福建一省之大竟无一可用之兵，无一月储备之粮，土匪猖獗，甚至在大白天公然人市抢劫。”人才缺乏，百废待举。这年12月，左宗棠奏请调周开锡吴大廷等到福建候用。左氏会同闽粤军队先后收复永定、龙岩、漳浦、诏安等地，一举肃清了在福建的起义军残部。随后左氏又进驻漳州，指挥各部围剿各处土匪。至此，东南军务渐次平定，左宗棠又被锡封为伯爵。同治五年正月，朝廷又封赏，左宗棠戴双眼花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