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古老的中国历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亿万中国人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张之洞正是在这古今中西文化大交汇、古今社会大转折的关口，以干练务实的朝廷大员和渊博深厚的学者的双重身份，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并随着变迁的时代改变自身，力图左右时代的演化方向，在“求变”与“守常”的矛盾过程中，完成了其人生之旅，刻画出复杂多致的思想、实践轨迹。这个转型时代，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侧面都打上了他的鲜明印记……
1.勤勉少年，好学载誉
“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桐城北大槐树。”这首仍在民间流传的寻根谣，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境况。明永乐年间，朝廷迁徙山西人口充实畿辅及川、陕、湖广一带。张之洞的先祖张本，也跋涉在茫茫的迁徙人流中。在这次大迁徙中，张之洞全家从山西洪桐县迁到了京畿潡县（今北京通县一带）。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清道光十七年。
这一年八月初三日（公元1837年9月2日），张之洞出生在贵州兴义知府官舍。他的出生，给知府张锳一家带来了无比欢乐。而三年后，即1840年，张之洞的母亲不幸病逝。同一年，中国的南沿海一带响起了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这隆隆的炮声宣告着大王朝的巨大耻辱，也把中华文明古国拉进了近代的门槛，使中华族的先进分子从梦幻中醒来。此时，3岁的张之洞尚不明事理，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
张之洞的家庭是一个热闹、殷实、知书达礼的大家庭，像当年多数世宦之家一样，张镁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他持家以“俭约知礼为宗”，常常训导子女：“贫，吾家风，汝当力学。”张镁节衣缩食，买来几十箱书让子侄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涉猎。他还聘请了不少有学问的老师为子侄传道授业。张之洞4岁便发蒙读书，8岁便已读完四书五经。他常常挑灯夜读，疲倦了便伏案而眠，醒后复思，学业进步很快。9岁时，他与父亲对诗，和诗一首，挥笔而就，获得父亲一方古砚的奖励。由于他从小好学深思、才思敏捷，被亲友乡人称为“神童”。在张之洞12岁以前，道光拔贡曾搢之、副贡张尉斋、附生贵西垣、嘉庆举人张肖岩、赵斗山等都曾任他的老师。12岁之后，他又有了更多的老师，他们都是科场前辈和名儒，受他们的熏陶，张之洞对“国学”有了深厚的功底和很强的领悟力。父亲的好友胡林翼对张之洞影响尤为深远。家庭的熏陶，名儒的教诲，加上自己的勤奋，这些使张之洞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从少年起，他在父辈的影响下，便开始踏上博取功名的奋斗之路。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12岁的张之洞与兄长同行，在故乡直隶南皮应考童子试，成为秀才。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他才15岁，又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试第一名举人，“一时名才噪都”。张之洞中举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军将领林凤祥、李开芳率师北伐之时，现实的危险使张之洞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春回到兴义父亲身边。这一年冬，他与嘉庆癸酉（公元1813年）拔贡的贵州都匀知府石煦之女成婚。婚后，他仍然温习功课，勤于读书。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张之洞参加礼部试，被录取为觉罗官学教习。这年秋天，父亲病故，他回家守孝。期满后，他又赴京参加会试并为考官范鹤生所赏识。在殿试对策中，他“不袭故套，指陈时政，直言无隐”，得到西太后的重视，被赐进士及第。第二年四月，张之洞参加翰林大考，被选派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十几年的科场奋斗，至此终结，从而又开始了漫长的官宦生涯。
张之洞仕途的第一个实差是浙江乡试副考官，后来又历任湖北新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在主持浙江乡试期间，他恪尽职守，极力选拔英才，浙江的士人都很仰慕张之洞的声名见识。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六月，张之洞到四川任职。四川幅员辽阔，蜀道又素称为“难于上青天”，然而比险峻的巴山蜀水更令张之洞头痛的，是四川科场弊端丛生，不仅败坏学风，而且影响社会秩序。张之洞从整顿试场规章制度入手，制定了禁讹诈、禁滋事、防乡试顶替等八条办法。这些整顿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扭转科场弊风的作用。张之洞立意“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学”。他通过面试，选拔实学之士，如清末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公使参赞、“蜀学会”发起人、成都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宋育仁就是经张之洞提拔，脱颖而出的。在任期间，他还扩建了锦江书院。为了使诸多学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能够知其门径，他写成《书目答问》等著作。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底，张之洞四川学政任满，返回京师，结束了十年的学官生涯。
2.南疆抗法，甲午主战
当张之洞在山西开始讲习洋务时，中国的南疆出现了战争风云，法国先是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张之洞作为主战派的一方大员，在抵抗法军的入侵中起了重要作用。
法国侵略者咄咄逼人，清政府妥协退让。朝廷上下，主战的呼声日益强烈。张之洞更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对两宫皇太后说：“与人角斗，既欲击之，又恐怒之，虽授以常胜之兵，无敌之炮，必不能取胜矣。”慈禧因此决定调张之洞到广州。如果说两年前张之洞赴晋时，满怀一种抱负、匡济世穷的激情的话，那么此次离京赴粤，心头却沉荷着万钧重任。法国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还有列强的支持。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闰五月十六日，张之洞抵达广州。一到广州，他就竭智尽力地筹备战事。首先他制订了总体防务规划，对于广东防务做了细致的部署。他还协调内部关系，使军政一心，同仇敌忾。为了增强军备力量，他积极筹款，增强军力。在中法交战初期，广东边防相对无战事。张之洞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他多方援助福建、台湾和云南等地的抗法军事行动。
张之洞还努力为刘永福和黑旗军争取到合法地位。黑旗军原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广西天地会反清武装的一支，在法国入侵越南后，黑旗军与越民并肩作战，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大多数清廷官员把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当作虎狼。张之洞尽力护持黑旗军，为抗法争取到重要力量。他还大胆起用老将冯子材。冯子材不负重望，他在关键时刻率领两个儿子相荣、相华身先士卒，冒死冲入敌阵，展开肉搏战，军士们的士气大振，也奋勇进击，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这场战斗鼓舞了中华士气，然而运筹决策的幕后英雄却是往往让人忽视的张之洞。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请求清廷助兵镇压，日本内阁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绝好机会。公元1894年（旧历甲午年）八月十五日，日军攻占平壤。两天后，中日海军在黄海大东沟海面激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对中日争端，张之洞持坚定的主战立场。在战争期间，他切实加强长江沿线的防务，准备迎击前来的日军。在看到防军精锐都随刘坤一（钦差大臣）北上，而长江下游防务空虚时，他又急调赫赫有名的冯子材驻守镇江。他还多方筹措巨额军费，上奏加征盐税以助军费。他还劝令淮商捐助饷银100万两，借广东、江苏商款200余万两，洋款200万镑。
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等主战派竭力支撑，清军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但仍然挽回不了甲午战争失败的结局。这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张之洞怒斥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韪”，同时也对慈禧太后的妥协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当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张之洞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支援台湾军民抗击日军，延迟割让台湾成为既成事实。他通过种种途径接济台湾军民饷械。对于他援台的行为，妥协派十分恼怒，清廷更怕得罪日本，也再三严令禁止接济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迫不得已放弃援台。刘永福坚持到弹尽粮绝，台湾最终完全沦陷。
3.湖北新政，振兴实业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七月十二日，52岁的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迈入他一生的重要阶段。从此后，直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九月晋京入参军机，除两次暂时留署两江、驻节江宁外，他一直总督湖广。张之洞督鄂的二十年，是他成熟而又精力充沛的二十年。他以湖北为舞台，倾注了一生的心力。张之洞在70大寿时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不辞霜鬓与灰心，庙略坚强挽陆沉。
雄峻直辕通日月，困穷筚路启山林。
醯鸡久笑江神劣，精卫安知海水深。
方悟离乡庄舄老，劳歌已作楚人吟。张之洞以湖北为第二故乡，竭智尽力，从练湖北新军到办实业救国，再到兴办教育，无一不留下他深深的足迹。
十几年的疆吏生涯，张之洞从中深深体悟到练兵至关重要。在山西、两广，他都萌发过编练新军的念头，但都化成泡影。甲午战争的惨败，也使军制改革提上日程。张之洞主张运用近代军事原理训练、组建新型军队，以取代绿营、防营等旧式武装。在他暂署两江期间所编练的“江南自强军”，已表现出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崭新气象。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的热情、更大的规模编练湖北新军。他以从两江调回的护军营为基础，招募新军，组建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一哨。他还聘请德国军官、日本军官任教习。在张之洞亲自督练下，湖北新军兵强马壮，训练水平居全国一流，这是清末仅次于保护京师的北洋六镇的最强大新军。后来湖北新军中出现革命倾向却是张之洞所始料不及的。
“湖北新政”中振兴实业更是他一生心血和思想的体现。他在湖北倾全力兴办近代机器工业，排除万难，终于在武汉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尽管其中一部分企业因衙门作风充斥，经营状况虽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奠定了民族近代工业的根基。
汉阳炼铁厂是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中国十大矿厂记》描绘道：“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叮叮，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但张之洞也有失误之处，他凭藉主观愿望行事，先购机，后找矿。等到英商提供的贝色麻炼钢炉运到，才发现准备投料的大冶铁矿石含磷量高达0．25％，而酸式炼钢法设计的贝色麻炉无法除去如此数量的磷成分，必须改用碱法马丁炼钢炉，仅这个失误，就造成了巨大浪费。煤矿供应，问题更大。张之洞聘请德、比等国的矿师巡访矿源，最后选定大冶王三石、江夏马鞍山投资开矿。结果王三石矿挖出大水，只得停工。马鞍山矿产量少，含硫磺过多，不太适合炼焦之用，最后进口焦炭，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无法保证供应。在工厂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弊病，上上下下一派衙门作风，冗员充斥，互相推诿。后来汉阳炼铁厂交与盛宣怀商办。
张之洞在创办汉阳炼铁厂过程中虽有种种失误，但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之功是决不可抹煞的。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步枪“汉阳造”，直到本世纪中期，仍是中国的主要步兵武器。除此外，张之洞还兴建了湖北布、纱、丝、麻四局，这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张之洞不仅兴办了钢铁、军工、纺织大型企业，还兴办了白沙洲造纸厂、湖北针钉厂、武昌制革厂、湖北毡呢厂、湖北砖厂等中小型工厂。
张之洞除致力于官营实业的兴办外，对民营工商业也扶助提携，给予优惠创办条件。他认为：“日后中国岂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由于他实行比较开明的工商业政策，武汉迅速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民营产业中心和商埠。为了扶植民营工业，张之洞与武汉地区的民资巨头保持密切联系，他很赏识汉口巨商宋炜臣（公元1866年～1920年），为他提供多方便利。为了振兴民营商业，他开办了汉口商务公所，设立了汉口商务局，创办了两湖劝业场等，使武汉三镇的商业有了长足进步。
张之洞还与晚清铁路事业的开拓密切相关。铁路在中国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张之洞请求修筑芦汉铁路。他成立铁路总公司以筹措经费，又推荐盛宣怀为铁路督办大臣。公元1905年，芦汉铁路全线通车，成为我国腹地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芦汉铁路的开筑，刺激了全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粤、湘、鄂三省绅商提出由他们自行集股，修筑粤汉铁路。张之洞不反对修路，但主张官督商办。张之洞没有能亲眼看到钢铁巨龙奔驰在洞庭湖滨、五岭山麓，但他为修筑粤汉铁路付出的劳作，支持三省绅商收回路权的举动，在铁路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张之洞曾说：“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办兴邦之急务。”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日益激烈，传统封建教育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张之洞在编练新军、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常常感到通晓时务人才的缺乏，于是萌发了改革传统教育的想法。
在公元1890年～1986年，张之洞为了改变当时空疏的学风，改造了经心书院，并创办了两湖书院。这一时期为“书院时期”。从公元1897年开始，他又在书院原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之外，加入舆地、算学、格致、体操等新科目，同时又兴建了一批专业学堂，这一段为“书院改章时期”，1902年以后，他兴办了一系列近代学校，包括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此为“新学制时期”。
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兴革，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他创立的湖北方言学堂后来发展成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大学，是今天著名学府武汉大学的前身。张之洞还热衷于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统计，湖北派出的留日学生占全国各省的四分之一。
“湖北新政”，是张之洞一生的心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