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重力”、“尚斗”到理性的非理性主义
一、“重力”、“尚斗”的原始价值取向
与中国古代先贤以“生生不息”为本，推崇中和、用中、适中或者中庸之原始价值取向不同，西方哲人为达到更多“有”之目的，在原始价值取向上将“强力”等同于生命与德性，并由推崇寻根究底的理性精神滑向非理性主义。首先，西方文化中的德性一词就源于古希腊英雄时代的战神之名——阿喀琉斯(Achilleus)，意指勇敢与强力。“强力”是希腊神话中以勇敢著称的英雄阿喀琉斯唯一能理解的善。阿喀琉斯的名言是：“人和狮子之间不可能有信誓，狼和绵羊永远不可能谐和一致。”据此，亚里士多德提出德性即力量的观念。他认为，“人的德性就是指人的本质或本性，或人所具有的可以产生一些只根据他的本性的法则才可以理解的行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与“生殖”、“生命”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力量、德性代表着生命，而生命的存续与否则依据于生命本身具有的力量的大小。这种视德性、力量与生命为同一的思想观念，使古希腊人普遍把荣誉视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足的关键。如亚里士多德言，战神“阿喀琉斯的榜样激励着亚历山大，后者激励了朱利叶斯·恺撒。在古罗马时代，“强力”作为人之本性、神的天意或自然法则得到进一步肯定，成为古罗马元老院制定《罗马法》的基础。《罗马法》明确规定，“强力”就是权利与正义，从而以律法的形式肯定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的正当性。《罗马法》对西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如成中英言：在罗马精神之下，理性、宗教，都变成工具，它就是征服、霸占，占领市场，用各种方式来进行权利的掌握。维柯亦指出，“罗马人特别擅长处理实践智慧方面的事务，他们恰到好处地关心事情看上去如何。”换句话说，维柯认为，罗马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保证事情合乎真理与正义，而且还保证它们看上去也如此”。20世纪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对西方文化中的这一隐秘作了深刻的揭示。为了给纳粹第三帝国造势，施密特指出，“自由主义的国际法比以往任何殖民统治都更具压迫性；自由主义所谓的所有国家普遍平等的理想只是掩盖真实的政治经济剥削和压迫的虚伪面具。它使大多数国家从属于一个紧密的强国体系”。冷战后为了给西方国家对外扩张造势，哈贝马斯直截了当地表示，“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操纵灵活的法律概念来吞噬中小国家，它们的主权在我们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可能幸存。”“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
其次，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体现了罗马公民自由意志的“强力”，由古希腊的德性、人之本性变为基督教徒之最高的善。经托马斯·阿奎那和圣·奥古斯希腊化改造过的基督教神学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之物，是上帝赋予其智慧与力量而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基督教神学还强调，在自然界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中，上帝偏爱强者；在生存竞争中获胜的一方，必定是受到了上帝的眷爱，因而他们有权按照上帝的旨意赢得一切战利品。基督教神学把强者拥有更多权利的观念及对“强力”的价值肯定确立在神的旨意之上，为近代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法权扩张提供了新的精神依据。如司马云杰言：随着商业资本竞争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适者生存法则搬到人类社会后，斗争、竞争、强胜劣汰成为时代最时髦、最强有力的哲学。各种各样的自然主义和经验实在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社会行为学，都把人看成生存竞争者，并在肯定人的这一本质时，利用各种制度和物质刺激使人行动起来，进行竞争和斗争，从而造成了人类自身的不安宁。成中英在比较中西战略文化传统时亦指出，在美国的生活世界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由意志与权力而衍生的各种范畴、概念、原则和社会伦理道德及行为准则。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相兰欣指出：“普世主义”西方民主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神学之中。在由于一种神学支持下得到巩固的政治意识形态中，美国今天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这种神学宣扬人类具有一种别有用心的设计和目的，人类具有灵魂，死后具有最终的命运(末世论信仰)。西方认为，民主是所有国家命中注定的前途。但这是建立在普世主义基础上的一种价值判断。基于此，赵汀阳不无忧虑地指出，宗教的真正危害并不在于无神论所批判的虚妄性上，而在于它理解世界的分裂性方式，它把世界划分为神圣的和异端的，而这种分裂性的理解是几乎所有无法调和或解决的冲突和战争、迫害和征服的思想根源。因为，如果把世界看成是分裂的，就会不可避免地为了克服所想象的分裂而发动战争，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征服。西方对征服的迷恋不是恶意，而是出于作为意识或潜意识的“使命感”。
再次，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视斗争为万物之母的原始价值取向，为近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核心——契约论奠定了思想基础。17世纪后，托马斯·霍布斯、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等欧洲思想家基于“引向产生的是‘战争与冲突’，引向焚烧的(毁灭万物)是‘和谐与和平’”等古希腊原始价值取向，建立了现代西方政治学。他们从人天性自私出发，看待人类社会与政治生活，并认为人对自然具有同他的力量一样大的权力；在自然中，一切东西属于有力量据为己有的人。如霍布斯断言，社会契约是靠武力来维系的，没有武力，社会契约就是一纸空文。因此，霍布斯把力量等同于权力，认为谁有力量谁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增进自己的利益。霍布斯还强调，如同“人人莫不寻求各自的利益”一样，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以实力和利益为基础，并以和平与安全作为首要目的。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调本国利益和安全至上，反映的正是这种在价值上肯定谁的力量大，谁就理所当然地拥有更大权力的西方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造成当今世界仍“处于一种潜在的‘战争状态’，国家行为受始终存在的军事冲突危险所支配”的根本原因。
二、理性的非理性主义
执著于对客观事物寻根究底的理性精神是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固有的一种原始价值取向与思想特质。自柏拉图以降，西方哲人一生殚精竭虑地对一系列概念进行逻辑论证，通过构筑各种范畴体系引导人超越感性世界，追求存在的原因或真理。在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上升时期，启蒙思想家用理性精神批判地看待一切事物，主张一切事物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上，接受它的审判。但如同任何事物一样，理性本身也存在着一种悖论，或所谓“理性的吊诡”，即科学或理性一味向外探求，却昧于自身的目的。换句话说，理性自身无法从整体上说明人类活动的意义，也不能提供有终极目的的知识。卢梭是启蒙思想家中第一个对这种“理性的吊诡”有深刻洞察的人。在卢梭看来，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发展恰恰证明理性内部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即在(工具)理性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人却越来越为自己的欲望和创造物所役。在卢梭之前，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对“理性的吊诡”也作过精辟的分析。维柯认为，一般而言，政治社会实际上是由理性绝对受制于情欲的动物所组成，而这正是自古以来城邦和国家的发展始终处于多重张力之中的根本原因。维柯还指出，智慧离不开对生活之流与永恒真理之间关系的恰当把握。恰当的真理、实践真理并非纯而又纯、脱离生活、完全摆脱常识与意见，而是包含在生活之中的“最低真理”，而按照现代理性主义哲学，人不但被片面化为求知的人，而且已被默默界定为生活在必然真理王国的有知之人。这样的方法只能教育科学工作者，如施之于教育全体，则违逆了人的天性，使人无法培养其正常的伦理、政治与语言能力。一言以蔽之，人将“不复为人”，而成为没有心智的工具。基于维柯的这一洞见，张汝伦一语中的地指出，所谓“理性的普遍性不是迷思就是迷梦”。即使把深层的文化差异放在一边，后康德的人类思想与经验早已充分证明，人往往甚至主要不是被理性所支配，而是他们利益、偏见、信仰和欲望的奴隶。在西方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性批判早已指出，作为主体性基础的人类理性，本身不是绝对的，它不仅受到种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支配，更有其不可超越的历史性。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方法论是西方人自古，尤其是在近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中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产物，代表了人类认识世界能力上的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这种理性主义不仅在西方中世纪黑暗的历史条件下，把西方人从中世纪一整套天主教意识形态的黑暗统治中解放出来了，而且其合理内核在现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或者说是存在的合理性。因此，西方后现代哲学中所谓理性主义的祛魅显然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西方后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否定理性认知的重要性，这对仍处于发展之中或欠发展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等，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因为，在欠发展社会大谈后现代哲学思想只能造成这些国家人们的思想混乱。西方后现代哲学反思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科学非常发达了，当然可以考虑其带来的副作用，但其前提是已经发展了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此外，西方后现代哲学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互对立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工具理性可以说，但价值是理性的吗？所有的价值判断其实都更多地属于感性的东西，属于心灵上或情感上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存在方式与理性的思考不是一回事，其所遵行的方式与表现形态等也都不一样，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视为相互矛盾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实际上，工具理性与心灵价值需求，即道德需求与物质生活的需求两者对人类生存发展来说都不可或缺。一个国家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一样，应当是缺什么补什么，这十分自然，并不矛盾。即使两者间有矛盾，那也不是两种事物本身内在所特有的，而是矛盾着的人自己的选择，是人在选择中出现了矛盾的思想状态，其实质是人很难把握其间的平衡。中外一些思想家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将两者对立起来更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完全正确。如，中国儒家思想侧重于关注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体上归置于人与自然需要和谐相处，人的生活要顺应自然规律是天道所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不重视发展、掌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只是在儒学当道的中国仍处于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社会形态下，这个问题还没有突出起来，当然也就没有涉及或考虑得较少，而这不等于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就是儒学的错。儒学尤其是秦汉之后的儒家思想只是相对说来缺少工具理性的内容，如果按照儒学的总体精神取向来说，它并不包含任何排斥科学技术的内容，因而不能说儒学不主张研究科学和发展科学技术，以造福于人。相反，从儒学的人本主义出发，凡是可以给人的生活带来更多幸福的事物都是值得肯定的。从这种视角看儒学，看今天的中西文化融合，就可以很自然地通过学习、汲取西方工具理性的内容，来发展儒家文化传统，从而使中国文化思想变得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