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哲学面临二元论的内在矛盾与多元系统的外在冲突的双重困境下，西方现代哲人开始进行一场以解构理性为主旨的，所谓超越理念(柏拉图)、心物二元(笛卡尔)、知识架构(康德)、精神本质(黑格尔)的思想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出现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社会思潮中，诸如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过程哲学和自然主义等人文主义学派都倾向于非理性主义。可以说，自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和欧美主要国家相继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后，非理性主义价值取向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对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西方国家流行的种种非理性主义价值观作了精辟的分析与批判。卢卡奇认为，作为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非理性主义价值观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来自谢林晚年的天启哲学和理智直观的思想，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强力意志与超人学说、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等。如谢林认为，“人类历史根本没有进化；人种之中根本的、质的不平等属于人的本质，是不能扬弃的。”叔本华认为，现象就是表象，一切客体都是现象，唯有自在之物是意志：意志本身完全不是表象，一切表象、一切客体、现象、可知性、客观性都是从意志而来的。意志是每一个别事物及整个世界的核心。尼采认为，人是一种野兽，一种超级野兽，高等人乃是巨人和超人。尼采还宣称，高贵的生命意志并不是表现在可怜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为独占的意志、权力意志和占优势的意志。在尼采影响下，德国的生命哲学很快转向了法西斯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的非理性主义历史观发挥了前奏曲的作用。施宾格勒宣称，“一切战争的真正根源在于，一切生命自身都内含着一种上升、生长、发展的倾向”；“一个真正的国际只在一个种族的观念战胜一切别的种族的观念时才是可能的——真正的国际就是帝国主义。”斯宾格勒把一切都归结于体验、直觉的知识论及历史形态的唯我主义，给纳粹德国推行唯我主义的种族主义提供了一个价值依据。除了生命哲学，龚普洛维奇开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张伯伦创立的现代种族主义及马丁·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尔斯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等非理性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同样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如龚普洛维奇断言：“我们绝对不能以一个统一整体来想象人类的发展，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统一整体的主体还没有一个自身封闭的观念。”人类历史就是自然过程，从各民族厮斗的喊杀声中透露出来的不是佛祖的说教，不是基督的箴言，不是法兰西革命的‘原则’——那里响彻云霄的是：“我们雅利安人、我们闪(姆)族人、我们蒙古人、我们俄罗斯人等，不一而足。而就在这样的杀声震天中，历史被创造出来，人则血流成河——为的是让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的世界史的自然规律得以实现出来。”再如，H. S.张伯伦认为，种族观念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直觉和个人的生命体验；人“在自己的意识中拥有‘种族’，只此而已，谁属于地道的种族，每天都会感觉到它”。为了给法西斯兽性提供一种心安理得的需要，张伯伦还进一步发展了尼采的“金发碧眼的野兽”论，并宣称“真理只有对选出来的种族才存在。如果德国不统治世界，那么它就会从地球上消失”。又如，雅斯贝尔斯通过强调取代生命甚至对抗生命的生存，来表达资本主义使人普遍地对生命变得无关紧要而感到恐惧。雅斯贝尔斯认为，他之所以用强调生存的方法去寻找主体性的内核、主体性的真谛，是因为这内核和真谛，乃是人们希望和努力从行将濒临的全面毁灭中加以拯救的东西。新思潮的热情表达了一种渴望，想从世界崩溃中拯救赤裸裸的生存。
20世纪后，非理性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都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形式，其表现形态也是多种多样。它在英美有实用主义；在法国有布特鲁、帕格森；在意大利有克罗齐。而欧美各国的非理性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方法论上抛弃辩证法，贬抑知性和理性，无批判地推崇直觉、贵族式的认识论，拒绝社会的历史进步，制造神话等。因此，无论是帕格森的直觉、狄尔泰的“天才直观”，西美尔和龚道尔的直觉或舍勒的“本质关照”，其目的都是为了摧毁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反对社会进步。而他们否认客观现实及其对合理的可知性，把认识贬低为单纯技术上的实用，号召以直觉来把握就本质来说由非理性主义歪曲过的真现实的政治目的在于：通过把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国家日趋尖锐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矛盾统统归咎于理性，使理性成为社会现实中一切矛盾的罪魁祸首，从而一方面“在世界观领域，在某些关系中对人们提供‘安慰’，提供完全自由的幻想，个人独立、道德和理智的崇高价值等的幻想”；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欧亚一些国家的兴起进行反击，以阻止资本主义世界中不满的阶层把他们对现存事物及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情绪，具体转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体系。如在德国，威廉·狄尔泰在《对历史理性的批判》中不仅提出“像人所生活的那样去理解生命是今天人的目标”的生命哲学范畴，而且在把生命和体验等同起来的同时，又把自然纳入生命与体验的主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等同之中。狄尔泰认为，对世界的体验是认识的最终基础。外部世界因而不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只不过是它的“生产者”，不是知性或理性，而是生命哲学所理解的人的整个精神。而生命始终是他自己的证明。对狄尔泰来说，生命本身包含着赖以揭示一切经验和思维的关联。这意味着，认识的基本前提已存在于生命之中，因而思维不能深入它们之后。因此，狄尔泰提出，在所有的理解中都有一种非理性的东西，正如生命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东西那样；它是不能由任何一种逻辑形成的公式来表达的；每一个真正的世界观都是直觉，而直觉则是从内在与生命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生命不可能被带到理性法官的面前。这样一来，狄尔泰就使“直觉”取得了方法论上的中心地位，并把它同理性思维对立起来。因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直觉”成了一种独立于抽象思维而能掌握更高级关联的工具。狄尔泰还宣称，“使形而上学不可能的，是我们存在的偶然性和历史性，即个人精神生命的形态现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转化过程之中；它是不可计算的、相对的、有限的，因此，它不可能以某种普遍有效的方式把各种经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关于形而上学现象学所得出的最深刻的真知灼见。”
再如，在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自始就有意识地拒绝客观地研究独立于意识的现实，而仅研究不变的环境中个人行为的实用性。皮尔斯提出“知识观念必须符合于经验”的原则。这一原则经过詹姆斯和杜威的推广延伸，被广泛地应用于宗教信仰、伦理学政治及教育等各个社会领域。二战后，奎因创立的逻辑实用主义进一步把经验理解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统一。奎因还明确提出“有用就是真理”的原则。美国实用主义自然论者认为，“一切事件、性质和过程的实现以及各个个体的特殊行为，都是由在时空中存在着的物体组织结构所决定的；这些物体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决定和制约着每一个事物的发生和消失。”因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不可还原为某一统一模式的多样性以及事物存在的逻辑上的偶然性”。除了实用主义，二战前后，诸如卡尔·赖普的新马赫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语义学及实在论等非理性主义哲学也在美国十分流行。而美国人痴迷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哲学中的那种既“显示自身”，又“说不出”的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原因在于：“海德格尔、萨特、阿尔贝·加缪让我们还带着对世界存在的信任而活着。他们所宣告的破裂，尽管是可怕的，但并不彻底。他们立足的基础还是坚固的。但维特根斯坦使我们在此可悲的损失之后(诸如地震带来的)完全失去了支撑。因为如果基础随着瓦砾而消失，根随着树倒而消失，我们将不再有支撑物，我们将再不能依靠虚无，或能以清楚的精神去面对荒谬的东西，我们将必然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