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文人词的作者多由诗人兼任。其中以刘禹锡和白居易最为著名，世称“刘白”。他们都喜爱民歌，并善于向民间作家学习。他们模仿民歌创作了多首词作，如《竹枝》、《杨柳枝》和《浪淘沙》等等，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他自幼好学，熟谙儒经，浏览百家，曾得释皎然指点，受权德舆薰陶，诗文辞赋无所不通。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他与柳宗元同榜中了进士，十一年又通过了博学宏辞科的考试，被任为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了仕途。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宦官掌权，藩镇割据，牛李党争风波迭起，中央政权严重削弱，百姓饱经战乱，流离失所。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李适）去世，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人士被朝廷重用。王叔文、王伾本来就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年轻有为、富有进取心的官员志趣相投，关系极好。他们当政之后，刘禹锡很快被擢升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并参议朝中治国方略和机密大事。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个中心，他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罢宫市和五坊使，取消进奉，打击贪官，抑制宦官和藩镇势力，史称“永贞革新”。
但是，由于革新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当时最强大、最顽固的宦官势力和藩镇武装的，所以革新派面临的阻力很大。因此，这场革新运动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便告失败。当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与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严绶等人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顺宗被迫让位。太子李纯（宪宗）继位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宦官和世族权贵的要求，迫害王叔文集团成员。王叔文、王伾相继被逼死；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韩晔、凌准、程异和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州府司马，历史上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在赴任路上又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朗州在当时是极其落后的边远地区，生产力十分低下，荒蛮贫困，风俗鄙陋，人们的迷信思想十分严重。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以笛、鼓伴奏，歌唱竹枝词来祭祀鬼神，以求决断。
刘禹锡来到朗州后，住在城东的“招屈亭”（意谓为屈原招魂）旁，他曾在《采菱行》诗中感叹道：“屈平祠下沅江水，月寒照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第二年，朝廷大赦，但却明文规定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纵逢恩赦，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刘禹锡闻讯后，自豪地宣称：“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之一）表现了他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
刘禹锡在朗州这个穷乡僻壤一待就是十年。元和十一年（815）正月，他和柳宗元等人一起被召回京师，等待朝廷任命新的职务。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刘禹锡闲着没事，便与柳宗元一起去京师长安的玄都观里观赏桃花。一路上，人声鼎沸，红尘飞扬。刘禹锡步入玄都观，只见满院桃花灿烂，艳如云霞。面对盛开的桃花，刘禹锡百感交集，便借景抒怀，提笔在粉墙上写了一首诗，题为《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里，作者把炙手可热的新权贵，比作红极一时的轻薄桃花；把奔走于权贵之门的势利小人，比作接踵而至的看花者。他说：这些了不起的权豪势要和新进小人，不过是自己被排挤出去后提拔上来的罢了。诗中对当朝权贵和卖身投靠他们的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这首诗很快就在长安城里流传开来，自然激怒了权贵，他们便以“心怀怨恨，诽谤朝廷”的罪名，再度把刘禹锡赶出京师，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柳宗元也受到牵连，被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由于御史中丞裴度的力请，刘禹锡才被改为连州刺史，后来又移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在外一待又是十三年。
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在和州任上奉诏调回洛阳，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又调回长安在朝廷中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去再游玄都观。不料十四年过去了，往日的桃树已经不复存在，游人更是寥若晨星。面对此情此景，他感慨万千，便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以嘲弄的口吻，对昔日狐假虎威，如今已经树倒猢狲散的政敌，作了辛辣的讽刺。当年那些桃花，红得发紫，显赫一时，如今却荡然无存，不知去处。末句“前度刘郎今又来”，更是向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的挑战——“我又来啦，看你们能够把我怎么样？”这里，刘禹锡坚韧不屈的性格和顽强战斗的精神，跃然纸上，令人仰视。
在朗州时，有一年三月，刘禹锡来到湘水之滨视察民情，适逢当地百姓祭祀湘水之神，请他撰写祭神曲。因此，他就以历史上舜帝与二妃的传说故事为题材，写了两首《潇湘神》：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秋。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愁。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相传舜帝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她们都是尧帝的女儿。舜帝到南方巡视时，死于苍梧，葬在九疑山。二妃寻找舜帝来到湘水之滨，听到舜帝已经死去的消息，便南望九疑山而放声痛哭。她们的眼泪挥洒在湘江边的竹子上，把竹子染出了点点斑痕。后来她们投湘水而死，成为湘水女神，即潇湘神。
刘禹锡在《潇湘神》词中，以旷远幽渺的气氛，为湘灵抒写内心的怨慕和忧伤。第一首写二妃魂归湘水，至今景物凄迷，香草零落，留下了无穷的幽恨。第二首写二妃思慕舜帝，泪洒斑竹，清夜弹瑟，寄托哀思，是一曲恋人的心之哀歌。其实，这正是词人借以抒发自己遭遇不幸的哀伤之作。
然而，刘禹锡虽然屡遭贬谪，备受迫害，郁郁不得志，但他的意志并未消沉，他的创作热情反而更加高涨了。由于长久地生活于百姓之中，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间歌谣的艺术价值，便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如他创作的竹枝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竹枝词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而来的。它从民歌演化为文人词，一般认为是从唐代刘禹锡开始的。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正月来到建平县（今重庆巫山），见到民间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边唱边舞，以“曲多为贤”，带有赛歌的性质。他由此受到启发，就模仿屈原流放沅湘时改编楚地祭神舞曲《九歌》的做法，吸收当地民歌的营养，创作了《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实际是为当时民间的竹枝词歌舞创作的新词。他的竹枝词既有鲜明的民歌风调，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意境优美，词句清丽，音节谐美。如他的《竹枝词二首》之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这首词写的是一位初恋少女的心情，她爱恋着一个少年男子，却不知道对方的确切态度，因此既抱有希望，又含有疑虑。词人以这位少女的口吻，用“日出”和“下雨”来比喻，巧妙地利用“晴”与“情”谐音双关的关系，将少女初尝爱情时复杂微妙的心理表现得异常新颖动人，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篇。
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词，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黄庭坚称赞说：“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而苏轼听到黄庭坚吟诵刘禹锡的“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的词句时，也赞叹道：“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宋代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词》）
刘禹锡的竹枝词在民间流传很广，一直到宋代还在传唱。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记载：“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他妓者皆不能也。”而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也说：“余尝夜行苕溪，闻舟人唱渔歌，歌中有此后两句（按：指刘禹锡《竹枝》词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余皆杂俚语，岂非梦得之词自巴逾传至此乎？”
附注：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著《全唐五代词》正编收录刘禹锡词39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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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与刘禹锡一样较早向民间学习写词的诗人。他所作的《忆江南》三首，虽然自称是依李德裕《谢秋娘》曲拍填词，实际上也是从学习民歌中得来的。因为早在敦煌曲子词中就有此调，只不过原名《望江南》而已。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后迁至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登“书判拔萃科”，由此两人订交，后在诗坛齐名，并称“元白”。宪宗元和二年（807）三月，为翰林学士，迁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十年，贬江州司马。十三年，转忠州刺史。穆宗即位，入为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转中书舍人。二年，除杭州刺史。敬宗宝历元年（825），除苏州刺史。二年，以病罢官归洛阳。文宗朝，历官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在此期间他定居洛阳，过着饮酒弹琴、游山玩水、栖心释氏的生活。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侍郎致仕。
从踏上仕途到病逝，白居易在中央和地方做了四十多年的官。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虽然也辞过职，贬过官，但总的来说，白居易的官是越做越大。在封建社会里，升官就意味着发财，不少人只要弄到一官半职，就全力搜刮民脂民膏。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写照。然而，白居易虽然终身为官，而且各种官职都做过，却从来没有发过财，有时甚至还陷入穷困之境。这是因为他为政清廉，洁身自好。在担任忠州、杭州和苏州刺史期间，他以卓越的才华，勤奋的工作，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政绩相当显著，以致他每次离开一地，老百姓都会痛哭流涕，追送几十里。如刘禹锡《白太守行》诗即描述了苏州人民为他送行的情景：“闻有白太守，拋官归旧溪。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在一地做官，能够受到老百姓如此拥戴，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穆宗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十月到任后，他便立即发动百姓修筑西湖堤岸，及时蓄泄湖水灌溉农田；又挖深李泌任杭州刺史时开凿的六井，以便利人民生活。长庆四年，白居易在杭州任满。临行前，他写了一首《别州民》诗，记述了当时杭州百姓扶老携幼赶来送行的动人情景。他在诗中深情地写道：“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到京以后，他还常常向友人提及思念杭州之情。
文宗开成三年（838），白居易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住在洛阳。他少年时曾经到过江南，五十岁后又先后出任过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江南的风景名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已经进入晚年的他厌倦了官场生涯，而对秀丽的江南怀有特殊的好感。一次，老朋友相聚，提起了当年他出任杭州刺史时的事情，白居易兴致骤至，挥笔作词三首，调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忆江南》词每首二十七字。即使在小令中，它的篇幅也算是很短的。但白居易这三首词却表现了极其丰富和深厚的情感，真可谓词短情长。从内容方面说，第一首是总写对江南的回忆；第二首和第三首则是分写对杭州和苏州的忆念与向往。从结构方面说，这组词的写法几乎完全一致，即：开头两句点题，中间两句对胜景、胜事进行描绘，末尾以呼应开头作结。它很明显地是受到民歌的影响，既具有回环复沓的美感，又富有清新活泼的情调。
第一首词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勾勒出一幅无限美好的江南春景：曙光初照，江两岸的繁花红艳似火；春风吹拂，两岸间的江水碧绿透蓝。旭日、红花、绿水，交织成色彩缤纷的画图；江原、江岸、江心，辉映成瑰丽多姿的世界。这一切都给读者以充满光明、生机和活力的感觉。特别是对长期居住在中州的词人来说，眼前习见的是春日迟迟和黄流滚滚，因此对江南的春早和春好以及春江碧透更具敏锐的审美感受。
第二首词的“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通过对当年“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两个代表性生活画面的描写，概括出两种最富特色的杭州风物。既表现了词人浪漫的想象，描绘了钱塘江入海的奇观，又更好地引出了作者虽已年老仍然时时追念杭州，期待旧地重游的感叹。
白居易晚年闲居洛阳时，曾经听人说起过关于杭州的故事：张君房为钱塘令时，一次夜宿月轮山，忽听寺僧报说，月中落下桂子来了！张君房急忙出门看视，只见桂子纷纷如烟雾，散坠如牵牛子，黄白相间，放到嘴里品尝却又没有什么味道。据清代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一引《南部新书》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桂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坠，寺僧亦尝拾得。”初唐诗人宋之问的《灵隐寺》诗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把浙江潮和月中桂作为典型的杭州景观写进诗里，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也曾多次到灵隐寺赏月寻桂，也曾多次高卧郡亭眺海观潮。怪不得当他身居洛阳时，这些便很自然地成为美好的回忆了。
第三首词的“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追忆一桩桩使人流连的姑苏韵事。春竹叶，即竹叶青酒。醉芙蓉，形容苏州女子酒后的姣好形态。词人选用“吴宫”、“吴娃”字样，目的在于唤起读者对“吴王宫里醉西施”（李白《乌栖曲》）的历史联想。
由于这组词在艺术上的极大成功，因此，同时和后世仿效他用《忆江南》词调咏赞名山胜水的人至今不绝。如白居易的同时人刘禹锡就用《忆江南》词调唱和了一首词：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
刘禹锡的这首词联想丰富，感慨深沉。在他的笔下，随风飘舞的弱柳和缀满露珠的丛兰都被拟人化了，用以衬托出词人无限伤春的情思。
白居易与刘禹锡一样善于学习民歌，较早用民间曲子词创作了《忆江南》、《浪淘沙》、《竹枝词》、《潇湘神》、《长相思》等小令，汲取民间词的白描手法，避其粗拙，益以精细，为文人词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其《竹枝》词四首：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闲鸟一时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尽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怨杀江南病使君。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簌簌，江蓠湿叶碧凄凄。
江畔谁家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词都保留了民间词朴素、刚健和新颖的风格，具有中唐文人词的共同特色。他们的词受敦煌曲子词的影响，自然活泼，不事雕凿，流丽婉转；又注意吸收唐诗的艺术手法，克服了民间曲子词粗俗稚拙之病。白居易词浅近明快，刘禹锡词流丽俊爽，都与他们的诗风相近，而与晚唐温庭筠等人的秾艳词风具有明显的不同。
总之，白居易、刘禹锡的词，在意境创造、情景相生方面，汲取了中唐诗歌的长处。在词的形式方面，打破了五、七言律绝的成规，采用它的平仄安排，而变化它的韵位，把文字的音乐性与曲调的节奏感较好地结合起来，促进了长短句的发展。《刘宾客文集》外集卷四所收《忆江南》词，前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的小序，说明他们已经打破了“由诗入词”的比较保守的做法而进入了“依谱填词”的阶段，标志着词体的正式确立和文人词已经从“歌（声）诗”中分离出来。可以说，他们的词是近体诗向典型文人词转变过程中的产物，是从敦煌民间词到晚唐五代《花间集》之间的中间环节。
附注：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著《全唐五代词》正编收录白居易词28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