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的南渡——刘琨与郭璞——杨方、湛方生、庾阐等——谢道韫与苏若兰——佛教的哲理第一次被引入中国诗里——和尚诗人们惠远等——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等——鲍照、鲍令晖与汤惠休
晋的南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动之一，也是文学史上最大的变动之一。自南渡之后，中世纪的文学，便开始了。本土的文学，自此便逐渐地熏染上外来的影响。诗歌本是最着根于本土的东西，但在这时，于情调上，于韵律上也逐渐地有些变动了。从南渡到宋末，便是这个变动的前期。我们已可以看得出，南渡以来诗人们的作风，和古代诗人们是有些不同了。这个不同，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五胡的纷扰、变乱所引起；另一方面却已有些外来影响的踪影可见。
五胡的变乱，直把整个中原的地方，由万丈光芒的文化的放射区，一扫而成为黑暗的中心，回复到原始的状态里去。在南渡的前后，中原是一无文学可谈的（自北魏的起来，方才有所谓北地文坛的建立）。跟随了士大夫、王族们的南渡，文学的中心也南渡了。南渡后的许多年，南朝虽然曾数易其主，但并没有多大的扰乱。刘氏倒了，萧氏起来，萧氏倒了，陈氏起来等的事实，对于江南的全部似不甚有影响。故六朝的文学，其中心可以说常是在南方。
这个南渡时期的文士，自当以刘琨及郭璞为领袖。稍后，则有陶渊明诞生出来，若孤松之植于悬岩，为这时代最大的光荣。谢氏诸彦，鲍照和颜延年，其文采也并有可观。
刘琨（刘琨见《晋书》卷六十二）的诗，存者虽不甚多，然风格遒劲，寄托遥远，实足为当代诸诗人冠。《晋书》说：“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和，殊乖琨心。”我们读了卢谌、刘琨的酬与答，立刻也便觉得琨诗是热情勃勃的，谌诗不过随声应和而已。琨《重赠卢谌》道：“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中夜抚枕叹，相与数子游。……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而谌之答诗，却只是“璧由识者显，龙因庆云翔”云云的情调。琨又有《扶风歌》：“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云云，也是具着极悲壮雄健之姿态的。琨字越石，中山人。永嘉初，为并州刺史。建兴四年，投奔段匹。元帝渡江，加琨太尉，封广武侯。后为匹碑所杀。谥曰愍。有集（《刘越石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郭璞（郭璞见《晋书》卷七十二）的作风却和刘琨不同。琨是壮烈的，积极的，愤激的，是决不忘情于世事的。璞却是闲澹的，清逸的，托词寓意的，高飞远举的。璞的《游仙诗》十四首，其情调甚类阮籍的《咏怀》。但籍犹能为青白眼，有骂世不恭之言；璞则是一位真率的诗人（《郭景纯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只是说着“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的话。他慕神仙，他羡长生。他歌咏着：“青谿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他神往于“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升降随长烟，飘飖戏九垓”的境地，他想望着要“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然他明白，这些话都不过是遐思，是幻想，是一场空虚的好梦，决不会见之于实现的。他只是“寓言十九”而已。所以即在《游仙诗》里，他已是再三的慨叹道：“虽欲腾丹谿，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他的一首“失题”：
君如秋日云，妾似突中烟。
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绝天。
却是绝好的一篇情诗。他字景纯，河东闻喜人。精于卜筮之术。王导引为参军，补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后以阻王敦谋叛，被杀。追赠弘农太守。有集。
刘、郭同时的诗人们，可称者殊少。唯杨方的《合欢诗》五首，较可注意。方字公回，少好学。司徒王导辟为掾。转东安太守。后又补高梁太守。以年老弃郡归，终于家。像《合欢诗》的“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不留。齐彼同心鸟，譬此比目鱼，情至断金石，胶漆未为牢。但愿长无别，合形作一躯。生为并身物，死为同棺灰”，“子笑我必哂，子戚我无欢。来与子共迹，去与子同尘”云云，都是最大胆的恋爱的宣言，和《子夜》、《读曲》诸情歌唱同调的。其第三首：“独坐空室中，愁有数千端。悲响答愁叹，哀涕应苦言”；那样的苦闷着，却为的只是“白日入西山，不睹佳人来！”在恋爱中的诗人，其心是如何的烈火般的焦热！
孙绰，字兴公，有《情人碧玉歌》二首，也是很动人的，其第二首，尤为娇艳可爱：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
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湛方生尝为卫军咨议参军，所作《天晴诗》：“青天莹如镜，凝津平如研。落帆修江渚，悠悠极长眄”，又《还都帆》：“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云云，在当时的诗坛里乃是一个别调。
庾阐（字仲初，颍川人，征拜给事中）的《采药诗》，又《游仙诗》十首，明是拟仿郭璞的，却不是璞的同类。璞的《游仙诗》，寄托深远，对于人生的究竟，有恺切的陈述；阐的所述，则只是以浮词歌咏神仙之乐而已，我们在那里看不出一点诗人的性灵来。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后为殷仲堪参军，是当时有大名的画家。他的诗，虽只有下列的一首《神情诗》的摘句（也见《陶渊明集》），却可见出其中是充溢着清挺的画意的：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
这时的女流诗人也有几个。谢道韫为谢奕女，王凝之妻。曾有和谢安等咏雪的联句“未若柳絮因风起”盛为人所传。然她别的诗却不能相称。苏若兰为苻秦时秦州刺史窦滔妻，名蕙，尝作《璇玑图》寄滔，计八百余言，题诗二百余首，纵横反覆皆为文章。这是最繁赜的一篇文字游戏的东西。——远较苏伯玉妻《盘中诗》为繁赜！二苏之间或者有些关系吧。到唐武则天时方盛传于世。我意这当是许多年代以来才智之士的集合之作，未必皆出于苏氏一人之手。正如《七巧图》一类的东西一样，年代愈久，内容便愈繁赜、愈完备。唯像这种游戏的东西究竟是不会成为很伟大的诗篇的。
这时佛教的哲理已被许多和尚诗人们招引到诗篇里去了。像“菩萨彩灵和，眇然因化生。四王应期来，矫掌承玉形”（支遁《四月八日赞佛诗》）；“一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会意，意尽无会处。既得出长罗，住此无所住。若能映斯照，万象无来去”（鸠摩罗什《十喻诗》）；“本端竟何从，起灭有无际。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惠远《报罗什偈》），都是我们本土文学里未之前见的意境。所谓“菩萨”，“由延”，“四王”，“八音”，“六净”，“七住”，“三益”等外来的词语，也便充分地被利用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实，我们应该大书特书地记载着的。印度的影响第一次在中国文学里所印染下来的痕迹，原来是这样的！这或正和“伯理玺天德”、“巴律门”诸词语之在谭嗣同、黄遵宪诸诗人的诗里第一次被引用着的情形不大殊异吧。
支遁在诸和尚诗人里是最伟大的一位。他字道林，本姓关，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隐居余杭山。年二十五出家。后入剡。晋哀帝时在都中东安寺讲道。留三载，遂乞归剡山。太和元年终。有集。道林的“文采风流”，为时人追随仰慕之标的。他的诗是沉浸于佛家哲理中的，便题目也往往是佛家的。像《四月八日赞佛诗》、《咏八日诗》、《五月长斋诗》、《八关斋诗》等。他的《咏怀诗》在阮籍《咏怀》、太冲《咏史》、郭璞《游仙》之外，别具一种风趣。像“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俯欣质文蔚，仰悲二匠徂。……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涂。道会贵冥想，罔象掇玄珠。怅怏浊水际，几忘映清渠。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那样的哲理诗是我们所未之前见的。
鸠摩罗什，天竺人，汉义“童寿”。苻坚命将吕光伐龟兹，致之于中国。坚死，他留吕光所。光死，复依姚兴，兴待以国师之礼。晋义熙五年死于长安。他是传播佛教于中土的大师之一，其全力几皆耗于译经上面（这将于下文详之）。其诗不过寥寥二首。像《赠沙门法和》：“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延”云云，也是引梵语于汉诗里的先驱者。
又有惠远，雁门楼烦人，本姓贾氏。年二十一，遇释道安以为师。年六十后，便结宇匡庐，不复出山。至八十三而终。他的《庐山东林杂诗》：“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也是很好的一篇哲理诗。相传惠远居庐山东林寺，送客不过溪。一日和陶渊明及道士陆静修共话，不觉逾之。虎辄骤鸣。三人大笑而别。至今此遗迹尚在。
帛道猷本姓冯，山阴人，有《陵峰采药触兴为诗》一篇：“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已具有渊明、摩诘的清趣。
竺僧度本姓王，名晞，字玄宗，东莞人，其出家时答其未婚妻苕华的诗：“今世虽云乐，当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宁云己恤他”，已能很熟练地运用佛家之说的了。
陶渊明（陶渊明见《晋书》卷九十四，《宋书》卷九十三，南史》卷七十五）生于晋末，是六朝最伟大的诗人。六朝的诗，自建安、太康以后，便有了两个趋势，第一是文采涂饰得太浓艳，第二是多写闺情离思的东西。固不待到了齐、梁的时代才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的。只有豪侠之士方能自拔于时代的风气之外。陶渊明便是这样的一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大诗人。他并不是不写情诗，像《闲情赋》，写得只有更为深情绮腻。他并不是不工于铸辞，像他的诸诗，没有一篇不是最隽美的完作。但他却是天真的，自然的，不故意涂朱抹粉的。他是像苏轼所言“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腴”的。黄庭坚也说：“谢康乐、庾义城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在这个时代而有了渊明那样真实的伟大的天才，正如孤鹤之展翮于晴空，朗月之静挂于夜天。大诗人终于是不会被幽囚于狭小的传统的文坛之中的（唐、宋时代而有王摩诘的诞生，其情形恰与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