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这些农产品大部分突破了关税配额内的进口价格，当然我们的关税配额没有用完，没有达到顶点，这三个品种的关税配额——900多万吨的小麦、700多万吨的玉米、500多万吨的大米加在一起，允许进口的关税配额大概在2200多万吨。现在进口的谷物才1400万吨左右，所以还是在关税配额内的低关税区间，因此这个压力对我们国内市场就会比较大。如果进口量突破了配额，关税调到65%，相应的压力就会降下来。但问题是我们国内的价格，也不是说永远就稳定在这个水平，它也是在不断提高的。我们2004年开始实行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特别是对小麦和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当时定的是每斤6毛9到7毛2这么一个水平，稻谷的最低收购价就是每斤7毛到7毛5。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已经涨到了每斤1.1元到1.2元，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从每斤1.33元到1.55元，在这10年之内，小麦的价格大概提高了三分之二，稻谷的价格大概提高了100%，这才使得我们顶到了国际市场价格这个天花板。
以后怎么样呢？还会不会再继续上涨，再继续上涨和关税配额以外的高关税进口是个什么关系？有些专家们做的测算认为，如果按照现在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来看，大概也就是7年左右可以顶到那个高关税的天花板，那个时候真正的压力就会更大。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大的压力，这个压力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农业到了今天这个水平，从价格的角度来看，大宗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因此就守不住自己的国门，国际农产品就有可能会进来。我一直讲，适当的进口，我们应当欢迎，因为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环境的压力太大，但是进口过多却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从经济上，对产业对农民的就业和收入会有影响，从政治上讲会涉及粮食安全、经济安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怎么想办法去努力扭转这种局面，是我们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4.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增幅在降低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总人口，说大数是13.6亿，其中常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7.3亿，常住在农村的人口已经降到6.3亿以下，因此去年的城镇化率是53.73%。从常住人口的角度看，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人口总数是9.6亿，和现在相比，35年增加了4亿人，有了很大变化。9.6亿人口的时候，在城镇居住的有户籍的居民就是1.7亿多，所以当时的城镇化率不到18%，现在的城镇化率超过了53%，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农村出现了大量劳动力向城镇、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现象。说大数，农村的总的劳动力大概在5.4亿到5.5亿之间，但是到今年6月底，农民工包括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和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这两个数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2.75亿。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已经有一半离开了土地，转向了二、三产业和城镇去就业，其中外出务工离开本乡镇，到外地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是17567万人，数量还在增长。但是这些年来，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的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趋势大概从2010年开始，2010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和上一年相比是增长5.4%，2011年这个增幅降到了4.4%，2012年降到了2.9%，2013年降到了2.4%，今年1—9月，增长幅度只有1%。这就说明整个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城市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农民工就业的增长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当然还得看，但是总的来说，持续五年来，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增长幅度是年年下降。这里面当然有更深刻的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等原因。同时有关部门测算，今年前9个月，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平均每个月的收入是2797元，这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增长还是明显的，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降低了三个百分点，去年增长13%。这也说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和农民工外出就业工资收入的增长，这两个增幅都在下降。未来到底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对农民的收入、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会有些什么影响？这些年来已经形成的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靠外出就业、主要靠来自工资收入的增长，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变化？这需要去认真研究。
5.农业的生产成本与农民的收益遭受挑战
最近这些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益的变化非常明显。有关部门对去年包括大豆在内的四大粮食品种的成本收益情况作了调查分析，得出的结果是这样：2013年四大粮食品种，亩均产值是1039元，没有扣除成本，和前年相比增长了0.2%，基本是持平。但是亩均费用去年是357元，和前年相比增长了4%，费用增长4%，产值增长0.2%，所以亩均收益是682元，这个收益包括他本人的人工和他的利润，和前年同比下降2.4%，每亩纯收益是下降的。这就意味着农民经营粮食生产，在目前这种价格和投入背景下，纯收入的增长非常艰难。其中小麦的纯收益是508元，稻谷的纯收入最好，是844元，玉米是728元，大豆只有433元，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农民不愿意种大豆。357元的亩均费用中，257元是用于购买物资投入品，这个和前年相比增长了2.1%，100元是用于购买的各种各样的生产服务，包括购买人家的机械服务等，这部分支出的比重和前年相比增长了8.8%。表明农民的生产服务费用的支出，当前正处在一个快速上涨的时期。对这个调查，我还跟有关部门的同志讨论过，我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算进去，就是土地的租金。大家都知道，各地土地租金的水平现在都不低，去年粮食生产一亩地（当然是一季）的纯收益682元，但是不少地方一亩地的租金就已经高于它了。很多地方一亩地的租金是600斤稻谷， 600斤稻谷的价格已经高于682元的纯收益，所以除非第二季的收益好，或者租了地不种粮，去种别的，才能保证生产持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这个情况。过去我们对农民的生产成本投入、收益等等这些统计不算人工，但是现在不行，因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已经出来了，农民大忙季节雇人工的价格一点不比城里便宜，也是100元、150元、200元。农业生产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了变化，还会持续。未来会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这需要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正是这种变化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结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我把去年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叫作带有标志意义的变化。这里头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就是去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8896元。在这个8896元中，占第一位的比重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就是去年首次出现了农民务工的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因为是农民，但是他的收入主要不来自家庭经营，这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标志性的变化。2012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7917元，在这个7917元里面，工资性收入3347元，占43.6%，家庭经营收入3533元，占44.6%，家庭经营收入比工资性收入高一个百分点。2013年的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13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889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是4025元，占的比重是45.3%，家庭经营的收入是3793元，占的比重是42.6%。今后的趋势也可能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会进一步降低，那么农民的收入将更多的来自于工资性收入。
第二个标志性的变化是种植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2012年农民来自种植业的收入人均是2017元，占全部纯收入的比重是26.6%，但是去年的种植业收入人均是2191元，在纯收入的比重中只占24.6%。说这个变化是标志性的，是农民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在他的人均纯收入中已经不到四分之一。我觉得这个变化反映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运用补贴、价格等手段去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因为无论你使多大的劲，对农民整体来说只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收入，所以政策的调整必须朝着更具指向性、精准性转变。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我感觉到当前中国的农业发展，既因前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但是同时引发的种种复杂情况，也使我们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三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们至少面临着六大方面的挑战和压力。
第一大压力就是面临着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倒挂的压力。在价格上顶破国际市场价的天花板，这个情况我们可能会长期面对。农民对现在的农产品价格是不满意的，他有理由不满意，因为农民的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但即便不考虑别的，不考虑消费者承受能力等因素，仅仅从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看，再往上提高国内农产品的价格，无非是对国际市场打开更大的门，这是一大压力。
第二大压力就是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挑战。农业生产成本在快速的上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费用的支出，年均增幅达到8%到9%。以这样一种速度增长，当然对农产品成本上涨的推动力很大。这与前一个压力结合起来看，相当于天花板在往下压，地板在往上升，于是中间的空间就越来越小，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第三大压力就是中国是WTO成员国的挑战。WTO成员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要受到WTO规则的约束。我们在入世之初，经过激烈的谈判承诺，中国农业微量许可的补贴是8.5%。这个8.5%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对农业的全部补贴不能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8.5%。第二个含义是对敏感农产品的补贴。粮棉油糖这些被定为敏感农产品，对这些敏感农产品的补贴，每一种农产品的补贴数量不能超过这个品种自身生产总值的8.5%。坦率地说，我们在谷物、大豆方面的补贴，按照WTO规则的算法，基本上已接近8.5%的边缘，我们对棉花的补贴，甚至已经超出了棉花生产总值8.5%的上限。最近美国的棉商棉农在纠集其他国家的棉商棉农，准备向WTO起诉我们对棉花的补贴突破界限。这就是说，国家即便有能力想给农民更多的补贴，但是有WTO规则限制，很难办。于是我们就必须想办法调整补贴政策，因为WTO既有黄箱补贴，又有绿箱补贴。黄箱补贴就是这么一个8.5%的量。我们的农业去年占到整个GDP的10%左右，去年GDP总量56万多亿元，农业的GDP大概是5.6万多亿元。但WTO口径不包括林业、渔业，把这些扣除的话，就没有这么大，大概是不到5万亿的农业生产总值，按8.5%计算，整个补贴就是4000多万亿。那么对于粮食的补贴（实际上补贴包括大豆在内），也可以算，一万两千亿斤粮食，生产总值加在一起，算1.2元—1.3元一斤，大概生产总值15000亿元左右，按补贴8.5%，整个补贴额就是在1300亿元左右。去年我们实行的四补贴（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现在已经达到1700亿，当然这里头还要扣除对棉花和糖的补贴，这说明粮食补贴再增加的空间也很有限。
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到底采取什么措施？国际上一个通行的办法就是把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转化成对农民的收入补贴，转到收入补贴之后，就进入绿箱，就没有限制。我们现在也正在考虑这个，为什么要在新疆对棉花、在东北对大豆实行目标价格补贴？就是想把补贴从价格中分离出来，让价格根据供求由市场来决定。对农民卖的农产品价格低于目标价格的这块差额，由政府进行直接的补贴。当然这里有很多博弈的东西，因为各国的利益都纠结在这里。美国希望能够打开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你要守住现在的关税配额，而他还要让你进一步压下去，我们现在在这方面也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同时，国内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之后，财政收入的增长也进入新常态。过去财政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每年都拿出这么多钱来用于各个方面的支持和补贴。2003年国家的三农支出是2300多亿，今年我们对三农的总支出达到13700多亿，这几年来，每年的增长是很快的。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减缓，整个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之后，这方面也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