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古老程度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也有无数政治家、先哲、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和圣人，他们留下的遗产仍能丰富我们的认知，并深化我们的人性。公元一七五〇年左右，法国思想家狄德罗（Diderot）在写到中国人时曾说：“中国人在古文物、艺术、知识、智慧、政策及哲学品味上，比其他亚洲人要优越得多；不，据某些作家评断，在这些方面，甚至和欧洲最文明的民族相比，中国也略胜一筹。”孔子在约公元前五百年时就写过“古圣先贤”一词，多么发人深省啊！显然，在比孔子早一千年的时候，中国就有哲学家了，更早于佛祖、以赛亚（Isaiah）、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及苏格拉底。
一如我们的祖先，上古中国也用一些传奇故事来解释中国人的起源。其中有一个是说盘古穷一万八千年之力，终于在约公元前二百二十二万九千年时开天辟地，打造了宇宙。当盘古在工作时，“他的气息变成风云，他的声音变成雷鸣，他的血管变成河流，他的肌肉变成大地，他的头发变成草原树林，他的汗水化成雨，而攀附在他身上的昆虫也蜕变成人类。”就像我们被告知的，起初，“人类有如野兽，身披动物皮革，茹毛饮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或以时髦的说法，他们穿貂皮大衣，吃带血的生牛排，（女人）还免费为男人提供性服务。
这则传奇故事又说，这种野蛮的自由，在一连几位天帝的统治后结束。每位天帝各在位一万八千年，同时帮助盘古把社会败类感化为顺民。公元前约二八五二年，伏羲氏教人结婚、作乐、写字、作画、用网捕鱼、饲养家畜，女人驯服丈夫并养蚕吐丝。伏羲氏的继任者神农氏则引进农业，发明耕犁，尝遍百草，发展了医学。之后继任的黄帝发现了磁铁，建立了观象台，修正了皇历，并重新分配了土地，这也是史籍中最早提到的政府将集中的财富重新分配。因此，正如十九世纪苏格兰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卡莱尔（Carlyle）所言，传奇往往认为历史是一连串英雄缔造的，它们把好几代人共同努力获得的进步，归功于少数几位特别杰出的个人。
三皇五帝创造的繁盛时代，结束于商纣王的暴虐无道。纣王发明了筷子，但却纵容人民荒淫无度和暴动。据记载，当时的男男女女均在王后妲己的后宫花园里裸裎嬉闹。约公元前一一二三年，纣王的无道，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并一举推翻了纣王。而中国的大半块领土也陷入混乱，这种半独立的混乱状态，就像十八世纪的德国，反而促进了诗词歌赋、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孔子搜集了三百零五首在这个混乱时代流传的诗，将其汇编成《诗经》。
其中最具当代色彩的两首，是写士兵被迫远离家园、在面对难以预料的死亡时无尽的哀思的：
肃肃鸨羽，
集于苞栩。
王事靡盬，
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苍天！
曷其有所？……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独为匪民。
我们也从《诗经》中选出最快乐的一首，它描写的是解甲归田的士兵：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涌现出了中国第一批最有名的哲学家。老子约生于公元前六〇四年，他在传世之作《道德经》中，抵制中国新兴的城市文明。他所提出的道德概论，比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著有《忏悔录》及《社会契约论》）和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美国第三任总统）的道德概论早了二千三百年。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要避开知识分子的作品和伎俩，过安静的田园生活，和大自然、古老的习俗及理念和谐共存。
老子认为，不畏政府阻止，人民发乎自然的本能——他们要面包和爱——将充分推动生命之轮简单而完整地转动。这将使创新发明减少，因为创新发明只会使强者更强，富者更富。这个世界应该没有书籍，没有工业，也没有国际贸易，只有乡村交易。
老子严格区分自然和文明，一如卢梭在所谓现代思潮那一系列回应老子想法时所强调的。大自然是自然界的活动，是万事万物的默默流动，是季节和天空的壮丽前进和秩序；也是每一条河流、每一块岩石、每颗星星所体现和包含的道，更是公正和去个人化但充满理性的事物法则。一如十七世纪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Spinoza）所说，如果我们希望活在智慧与和平中，我们的行为法则就不能悖逆理性的事物法则。这种理性的事物法则，就是宇宙之道，而行为的法则就是生活之道。对老子而言，两者合而为一。至于人类的生命，从出生到生活再到死亡这一重要的循环运动，就是世界循环运动的一环。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静默是一种哲学上的无为，指拒绝干预万事万物的自然之道，它也是各个领域的智者的标志。如果国家混乱失序，最适当的做法不是强行改革，而是自我修身，以井然有序地履行责任。如遇阻力，较明智的做法不是争吵、抗争或宣战，而是悄然引退。即使要赢得胜利，也要通过让步和耐心，消极被动往往比采取行动更常获胜。在这方面，老子和基督教的观点几乎一致：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报怨以德……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以柔克刚。
所有这些学说的最高点，在于老子对圣贤的看法。中国思想的特色，在于它所谈并非圣人而是圣贤，不在善行而在智慧。中国人的理想，不在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而是获得心灵的成熟平静。即使是道和智慧，老子这位智者也不愿多谈，因为智慧永远无法言传，而只能靠实例和经验获得。如果智者比其他人博学多闻，他会试着做到大智若愚。“他会韬光养晦，让自己隐于芸芸众生之中。他认同简单而非渊博，对于初学者的冲撞，也不会觉得受伤。”他不看重财富权势，并克制自己的欲望，几乎达到了佛教徒一无所求的境界。
可以想见，对这种退让无为的人生观，充满企图心的年轻孔子有多么的不以为然。孔子在三十五岁这个不够成熟的年纪，曾想问礼于老子，并听取他对历史某些细节的建言。据记载，老子简短的回答显得严厉又高深莫测：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中国历史学家指出，孔子了悟出这些话的智慧，却并不觉得被冒犯。他重新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最终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