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人力资本的常用标准，上述地区的国家看起来发展势头就很好，它们很多已经实现解放，摆脱了动荡。斯洛文尼亚（仅有200万人口，因此对区域平均水平上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影响）是最富裕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三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等于2.9万美元），人力资本排在世界第十九 (人类发展指数为0.84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调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指数，如果我们也跟着调整，斯洛文尼亚的排名会上升到第10位，在瑞士和芬兰之间。塔吉克斯坦是最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排名在一百之外，人均GDP仅为2，100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0.607。如果放眼世界，人类发展指数排在最前面的是挪威和澳大利亚，分别为0.943和0.929，排在最后面的是刚果和津巴布韦，分别为0.239和0.140。
从2011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调整了人类发展计算的方法。如今的计算方法更复杂，结果更准确。之前使用的简单的数值组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根据识字能力和毛入学率得出的受教育指数、平均寿命估算出的健康指数，三部分数值各占1/3。从理论上讲，这种计算方法得出的最大值等于1。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以下列方法计算，最大值还是1。
（1）百分之百的入学率，无文盲；
（2）平均寿命83.4岁，根据1980—2011年记录的数据得出的最高值；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7，721美元，也是根据1980—2011年记录的数据得出的最高值23。
现在的人类发展指数还是由这三部分构成，但不再是简单的加减平均值，而是几何平均值（或立方根）。
此外，为了调整收入分配不均，又得出了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在完全平等的情况下，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是相等的。在现实中，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越严重。因此，尽管在主张人人平等的瑞典，人类发展指数为0.904，而在考虑到分配比率的情况下，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是0.851。总体上来讲，韩国的发达程度比瑞典低，韩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和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分别是0.897和0.749。波兰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到了0.813，智利人类发展指数增长到了0.805，波兰和智利的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分别是0.734和0.652，因为智利的收入分配比波兰更加不均衡。人力资本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类似，但考虑到收入的关系，总的来说，瑞典的生活质量比韩国好，波兰比智利好。
值得一提的是，利比亚是非洲人类发展指数（2010年为0.755）最高的国家，这个国家也是“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中，斗争最激烈的国家之一，这很值得思考。希望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不会使这一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下跌。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人类发展指数和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在评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上，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准确，但是这些指标仍然不够完善，忽略了很多决定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因素，或者说不是忽略而是缺失。
很多经历过前社会主义变革的经济体与高度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小，尤其是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获得解放的机会比其他地区的国家更大，世界上还有很多落后的国家。欧盟中有很多高度发达国家，这种组合让人们对欧盟的经济发展充满了希望。自2013年年中，算上克罗地亚，欧盟高度发达国家达到11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会更多。抛开苏联加盟共和国不说，所有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加入欧盟。区域跨国一体化和前社会主义体制的变迁，是欧洲大陆同时发生的历史进程。
充分融合本身就是消除发展差异，追赶他人的好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融合。虽然一体化加快了融合的过程，但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要数代人之久。美国北方比南方富裕的情况持续了很久，在内战结束之后，花了150年的时间，才缩小了南北差距；与此同时，意大利为缩小南北差距所做的努力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成功加入欧盟的巴尔干经济体，比那些到21世纪30年代才加入欧盟的经济体，会更快实现解放，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一体化进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体化已经视作解放世界其他地区的一种工具。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和中东，再到南亚和东南亚，加入区域一体化的国家越多，经济体的竞争力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各自承担的发展成本越低。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主动而不是被动解放的经济体，市场制度会变得更加完善，有利于开展规范的经济活动。因此，这样的解放进程能提高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让人民过上高水准的生活，大大提升社会满意度。
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正在努力获得自主权的国家而言，解放的过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多年之后经济才能走上高速增长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量没有大幅增加，就不会有发展和进步。“高速增长”具体是指什么？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0美元的富裕国家相比，自主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这些国家高两三倍，这就是“高速”的定义。这就意味着，这种动态增长速度已经是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从生活质量上来讲，经济的高速增长能让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赶上高度发达国家的脚步。用相同的时间，让欠发达国家有机会达到中等水平国家的发展高度。
在此需要强调复利的力量。如果要实现十年内收入翻倍的目标，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2%就足够了。要在二十年内使产量翻倍，年均增长率只需要保持在3.5%就能实现。如果收入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2%，50年之后，人民的收入会是原来的32倍（真是惊人）！如果年均产出增长率保持在3.5%，50年后的结果同样惊人，会达到现在的460%。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实践中，收入年均增长率7.2%可以实现，但是不可能保持这么长时间。如果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50年内产量翻五倍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让全世界都保持50年的高增长是不可能的。一些正在解放过程中的国家，可以在十年内收入和消费同时翻倍，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且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比如过去的台湾地区和最近的越南。
波兰在1994—1997年推行了“波兰战略”，波兰战略是一个中期改革和发展计划。在此期间，波兰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4%，后期高达7.5%。这种强势的增长足以使得2007年的国民收入翻倍，到2017年翻四倍。波兰不应该继续作为“新兴经济市场”存在，应该转变成自主经济体。可惜，根据错误的经济理论制定出的错误经济政策，提出的错误目标，使得波兰的转型没有实现。虽然外部客观环境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不得不说，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错误倾向确实让我们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更可恶的是，有时这两种错误倾向会携手阻碍经济正常发展。尤其是1998—2001年团结工会当权期间，2001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了0.2%。事实证明，当制定经济政策的人犯下足够多的错误时，他能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四年内从7.5%下降到0.2%。
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会继续用相同的词汇描述全球化，过去和将来使用的词汇虽然一样，但是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与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同一个词汇描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状态。有些人梦想着重回自由主义体制的怀抱，全球化也比地理大发现时期强调自由发展的过程，但是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未来的几十年一定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特征。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因为人类已经经历过全球化发展的多个阶段，比如15世纪末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以及从18世纪中期到1914年的科技大发展时期，那段时间全世界涌现了无数伟大发明。1989过后，全球进入了强势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如下：
（1）高速——产量增长速度翻倍——全球贸易活动增加，国际贸易中传统的进出口贸易，成为产量增加的驱动力之一；
（2）全球资本流动增速，甚至呈现出了爆炸性的增长态势，尤其是动态混乱的金融资本；
（3）新生产技术和新分销技术的快速传播，从发达国家到自主经济体的技术转移；
（ 4 ）劳动力跨国迁移的规模增加，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控管力度下降；
（5）前社会主义国家成功转型为民主、市场和公民社会；
（6）国际文化和国际政治关系发生质的变化。
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中的大部分特点会一直保留。与此同时，还会有新的发展。已经存在的特点会继续加强，不断累积，形成更强大的力量。综合考虑这些情况，我们就能总结出全球化发展下一个阶段的特点。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将会具备如下特点：
（1）全球贸易量始终处在高位，国际贸易额高于产值；
（2）资本流动快速、不规则地增加，试图布控全球；
（3）发明和技术进步的快速传播；
（4）大规模的跨国人口迁移，可能会导致冲突；
（5）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监管机制更加完善，农业和服务领域的市场保护逐渐减弱；
（6）国家概念弱化；
（7）经济和政治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剧；
（8）高速发展的国家获得自主权，与富国之间的差距缩小；
（9）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机制（全球税、全球范围内的财政转移和支出），并成功推行；
（10）扩展多元文化。
就像过去和现在一样，跨国公司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会继续设法逃避国家、一体化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监督。关于全球化的理想规模以及应该实施哪种形式的监管，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争辩永远不会结束，因为他们的基本观念存在分歧，主要是关注点不同。努力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将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方向。
将来，我们会经历多次全球化发展速度大幅放缓的时期，虽然全球化的发展脚步会变慢但是绝不会停止。世界经济的运作方式一直在变化，无论是经济学解释，还是影响未来的社会经济关系，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全球化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博弈，其中伴随着非常大的利益冲突，总的来说是对人类有益的。全球化并不是零和博弈，是有风险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任由全球市场自由发展的原因。尽管很难，但是全球化是需要被监管的，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逐渐成型，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有能力的实体机构和有效机制，可以规范和协调全球经济政策。今后的全球化过程，将会不断受到自由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对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