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来看，并没有可以扭转乾坤的理性出路，只能让大家尽量将眼界放在区域甚至全球目标的高度，这一点在未来更加重要。换句话说，政治家不能再只是国家的政治家，必须着眼更大区域、多国利益，甚至全球。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并会一直持续，但是全球化是阶段性的。21世纪初，全球化已经出现端倪，但是即便到了本世纪末，也很难达到期望的目标。以前的政见和政策都是服务国家的，将来会慢慢演变成超越国家，为全世界甚至可以说为整个文明社会服务，到那时，国家的概念会变得非常微弱。换个角度来看，全球化会让国家政府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虽然不是很尖锐，但是非此即彼，只能选择一个。除非加强政府的权力，不再顾及民主的问题，不再单纯考虑国家的利益，放眼全球，做出独裁决定。德国可能会拍手欢迎，中国或许也不会反对。换句话说，巩固全球化会弱化民主政治，增加政府机构的权力。
无论是未来的一二十年里，还是接下来的几代人，关于这两个方向的争辩将会一直持续。一方面是，国家的“规模”，主要是看财政再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干预对市场进程的影响，这些争议永远不会结束。能促进资本形成，还能实现有效分配，提升社会凝聚力，能达到这种效果的体制，才是理想的经济体制，虽然永远不会实现，但我们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分属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党派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定义这个理想体制，虽然是相同的内容，但是科学界也会给出不同的定义，在政治领域，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绝对的最佳状态并不存在，关于效率和凝聚力的问题，如果将最少消耗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视为最佳状态，设定一个标准模型，这么做就是在浪费时间。这种所谓的最佳机制是社会和政治的理想状态，目的不只是赚钱和生存，而是社会的繁荣和享受生活。这种理想状态并不是一个数值，而是一个范围，而且这个范围也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将来还会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包括区域一体化（普遍存在，且规模较大）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任意国家（缓慢发展，不够大胆，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内的新兴超国家体系，采取干涉手段时涉及的范围、形式和方法等方面也会出现很多争议。从长远来看，区域一体化的结构日益成熟，将促进全球性解决方案的进步和完善。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政治经济学将来必须面对管理和经济政策这两方面的问题，经济增长和政治全球化的有限融合是人们将要面临的巨大挑战，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全世界的民主政治都要制度化。达尼·罗德里克将之称为“全球化悖论”，提出这是一种特殊的三元悖论，你必须从三个不同的选项中选出两个：
（1）限制民主，全球化程度加深，强烈的国家自主权继续发挥作用；
（2）限制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让各个国家发展自己的民主政治；
（3）以限制国家主权为代价，实现民主全球化21。
“全球化悖论”说明我们不能同时拥有全球化、民主和单一国家。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们应该如何抉择？
我认为最合理的选择是加强全球化和民主，放弃单一的国家概念。前提是，全球化必须是注重分享且包罗万象的，民主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由所谓的世界精英统治的假民主。不过，没必要非得在三个选项中做出明确的选择，并不是非要选A和B舍弃C，或者选择B和C舍弃A，再或者选择A和C舍弃B。
三个元素都不完全接纳，各取出一部分重新融合，这样做就能解决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A+B+C的组合，而是A、B、C各选一部分。要选择哪部分，保留多少，这些才是21世纪以及今后的日子要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会使民主思想不断蔓延，逐渐覆盖全球，国家会继续存在，但是和目前的状况相比，国家的权力和主权都会被削弱。
现在的世界由将近200个国家(联合国有195个成员国)组成，再加上，还有70多个领土和主权不受国际法认可的私自宣告独立的国家，如果世界不是这么复杂，而是由日益庞大的一体化集团组成，到那时候，处理国际事务就容易多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为全球化进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原则上来讲，十几个主体比200多个主体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政策协调也会更容易。以十几个国家和国家经济体组成的民主同盟为基础，更容易实现全球民主化。但是，国家经济体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家的概念将会逐渐弱化，由更大的区域或全球概念取而代之。
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我们能因此克服很多目前遇到的障碍，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平衡发展。克服欧盟眼下的危机至关重要，因为欧盟危机不仅会影响28个成员国，还会引发更大范围的严重后果。虽然欧盟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7.2%，产值约占全球产值的20%，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一体化的成败。如今，欧盟不再是14世纪的欧盟，也不是世界的第五个组成部分那么简单，欧盟承载了更多的意义。欧盟必须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证明这个组织能应对巨大的挑战，借此给其他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注入发展动力。欧盟一定能做到。
不要忘了，除了知识，我们还需要想象力。那么，如果，只是如果，欧盟最终没能证明自身适应性和先进性，彻底崩溃了会怎么样呢？虽然没人愿意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应该针对这种假设展开讨论，毕竟凡事皆有可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说明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的进程是可逆的。在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全球化还是会出现再次加速的那一天，但在这之前，会白白浪费掉很多潜力巨大的发展机会。就像1913年之后的三代人一样。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仅欧盟不会崩溃（当然，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任何一切都会走向终点，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世界范围内还会出现很多追随者。虽然没有大大方方地承认，但是追随者其实已经出现了。
如果我们成功解决了全球化、政府、民主之间的三元悖论，那么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演变呢？现在的贫穷国家和过去的富裕国家差不多，也就是将来的贫穷国家可能会和现在的富裕国家差不多，抛开这些不讲，富裕国家依然是富裕国家，贫穷国家依然是贫穷国家吗？声名显赫的“新兴市场”会如何发展？
有趣的是，2000年四分位(将世界人口四等分)中的第三等级，也就是地球上人口中倒数第二穷的25%（约十五亿人），比100年前最富有的25%（那时约五亿人）收入高。2100年与2000年相比，也是这样的关系吗？几乎可以肯定，确实是这样。经济增长会保证这样的目标得以实现，2100年的时候，处于第二收入等级全球25%的人口（预计有25亿人口，比1900年的总人口还多）收入会超过现在最富有的25%的人口，甚至第三等级以及最贫穷的人口收入都比现在最富有的人收入高。与此同时，收入差异还是会存在，不过差距会比现在小。
至于所谓的新兴市场，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看似不错的概念就兴奋不已，可悲的是，很多经济学家也是提到这个词就兴奋，我们不仅不应该兴奋，还应该鄙视这个概念。“新兴市场”的概念与社会的资源分配关系不大，而是与金融市场相关，金融市场只是经济活动中一个狭义的类别。客观来讲就是：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手里的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会拍手叫好，但倾向于发展社会市场经济的人一定会反对。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那些试图缩小发展水平差距的国家，认真研究他们的发展轨迹，在数钱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些人。
因此，我建议放弃“新兴经济体”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放开手进一步分析那些金融市场已经十分开放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走向国际舞台，蕴藏着无限的投机机会。这些市场的兴起带来了无限商机，但是获益的不一定是当地的人民，有时反而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让那些投机者满载而归。
从经济学和未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自主”经济体。“自主”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存在很大区别，自主经济体是个主体定义，而新兴市场是以其他市场为主体的客体定义。在“新兴市场”中，经济活动围绕投机、金钱和利润展开，社会的概念不是很重要，但是在“自主经济”中，社会的概念尤为重要。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资源的分配。在当今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中，自主经济不会转去投机市场追求回报，也不会屈服于体制的权威。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全球各个国家集团的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之前提到的“三个世界”之间的界限会完全消失吗？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新兴市场”，这“两个世界”的划分会逐渐消失吗？全球化进程造成的这些差异将来会慢慢消失吗？
欠发达国家必须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才能减少全球化现阶段的潜在冲突。不同的群体组成了我们的世界，如果我们拿生产力和生活标准进行极端对比，会发现最富裕国家比最贫穷国家能高出一百倍，这样的世界是无法持续发展的。如果这种失衡状况持续下去，整个世界不但无法发展甚至会出现衰退。社会会因此变得不稳定，还会爆发革命和战争。换句话说，之前只能说人类的未来可能是一片黑暗，如果长期保持目前的情况，我们就一定见不到光明。
无论是正在摆脱“第三世界”的国家，还是来自“第二世界”的国家，大多第二世界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并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只有国家和社会得到解放，我们才能理性应对这一挑战。第二世界的国家中，经历过前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更容易实现解放获得自主，因为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50%，人力资本水平也相对较高。人类整体平均收入在大约1.2万美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时候，苏联解体后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加入欧盟，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总共1.26亿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是1.76万美元，其余2.8亿苏联国家人民的平均收入大约是1.24万美元（俄罗斯人口有1.38亿，年人均收入1.7万美元）。也就是说，生活在中部、东部欧洲以及苏联地区的4亿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年收入略高于1.4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