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会用到“相对”这个词，因为从绝对数字来看，公共开支可能与经济增长持平，但是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如果一个“大”政府，把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纳入预算，几年后货币数量会增加，但国民收入百分比会减少。举个例子：某国的国民收入是1000个单位，税收是500个单位，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于安全、教育、医疗、行政、外交和其他值得称道的用途。那么，我们受益的指数就是50%（500/1000）。再过十年，随着经济增长，平均产出增长率是4.1%，这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00个单位（这个假设，考虑到了实际情况、固定价格、通货膨胀的因素）。公共支出也以3.4%的年均增长率不断增加。现在是700个单位，实际比十年前高出了40%。绝对值是增加了，但同时相对值却下降了，因为现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7%（700/1500）。
政府规模相对缩小是两个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是将政府负责的部分任务移交给私营机构的过程。至于具体是哪些任务、移交到多大程度、以什么速度移交，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纷争永远不会停止。以研发任务为例，以利润为导向的私营机构已经接管部分研发工作。事实证明，研发工作捕捉利润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很多领域为人民和公司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虽然从宏观视角来看，民营企业依然不是很重要，近几年才开始入侵国企和央企的领地，比如太空探索，但是民营企业正在大放异彩。私营机构将会为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领域提供资金，控制资源的分配，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再补充一句，未来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模式一定会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不会走向统一。其实这样更好。
另一个过程是指精简公共开支，这个任务至关重要，但是在实践中会遇到重重困难，与第一个进程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这个任务的预期目标是，在不缩减服务范围，不降低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更高效、更快速地完成任务，花费也要更低。这样做可以裁减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中的冗余员工（有些地区人员不足，也要及时增配），公共服务的成本也会因此而降低。
精简公共开支选择下手方向时，要慎之又慎，因为新自由主义也喜欢“削减开支”，我们一定不能犯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新自由主义通常会减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结果很多人因为享受不到这些服务，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我们在“缩减”政府规模的时候不要一刀切，可以“修剪”，比如，通过更好的管理降低运输成本，学生上下学、职员上下班的交通费就可以省下来。如果直接削减交通补贴，家庭的交通开支会增加，家庭只能通过削减文化或体育开支抵消这部分多出的费用。人们需要上下学和上下班，因此第一种方法对于家庭来说，在交通上的支出更高。这是以其他方面的支出为代价的，例如文化或体育。第二种方法，也就是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降低运输成本，不会对民众的购买力造成影响，因为这种做法已经节约了公共资金，不会出现转嫁到家庭的情况。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提高管理水平可以通过更合理地规划工作时间实现，但是也可能引发裁员。我们还要寻找更多的工作岗位安置这些人员。能源消耗可能会下降，能源销售商要寻找其他客源，生产商可能不得不降低产量，生产商的收入自然会降低。从短期来看，提高管理水平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好消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坏消息，但是，从长期来看，提高管理水平、精简开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
不考虑公共财政支出，直接减税也可以“缩减政府规模”，但是这种方法是最不可取的。不降低支出，一定会增加预算赤字，增加公共债务。要偿还债务，就要削减其他方面的预算，结果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为社会和政治危机。借债虽然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是到期就要还，还了债可能就没钱资助学校了。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债权人得利，变卖家当的总是捉襟见肘，怎么也回不了本，只有收废品的能赚到钱。
美国目前的表现就是最好（也许用“最坏”合适）的例子。这个伟大的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比任何国家都丰富，不是“新兴市场”，竟然把公共财政搞得一团糟，真是让人诧异。美国人更喜欢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往事，那时候的拉美经济还是一团糟，现在的美国虽然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很多国家的典范，但是如今的日子并不好过。现在的结果，一方面是放松管制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共和党执政时期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做出了减税的错误决定。更荒谬的是，201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共和党的两位竞选搭档承诺要继续减税。当然了，如果真的大幅度削减了“冗余”支出，我要强调一下这种假设非常不切实际，如果这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变成现实，削减的通常是用于社会贫困阶层的开支，一定会因此降低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水平。需要补充的是，根据美国官方的说法，超过15%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没办法通过民主方式削减公共开支，就给民众和政客们摆出事实：花钱太多导致国库空虚，除了削减开支没有别的选择。这种简单的推断是引发非理性行为的原因。支持削减支出的人常常在计算中走极端，政府当局想再找一条出路，就会选择增加税收。新的悖论就此形成：本来是为了缩小政府才削减开支，一来二去政府反而变得更大了。美国目前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约3000亿～3750亿美元）中，至少有四分之一必须通过提高税收带来的额外收入弥补，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自主经济体的发展会走向多元化。在前面提到的图表中，来自“第二世界”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高度发达国家的运动轨迹相似，处于左（相对较低的公共支出）上（强大的政府机构）方。来自第三世界的自主经济体会出现在图表中的右上方。政府强大，财政再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政府不仅要为行政、军队和执法部门提供支持，也会为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支持。孟加拉国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超过16%，秘鲁约为17%，埃塞俄比亚不到20%。公共开支只占国民收入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这样的经济系统怎么能高效运作？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成功使他们的收入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话，公共开支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增加一倍。
发展水平越高，政府就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支付公共开销，如果分配得当，更多的支出有助于经济更快增长，这就形成了一个积极的循环。许多语言中，都存在“税负”这个概念，是指向政府缴纳的完税，政府也会以此为名收取贡品。将公共资金用于满足权贵的自身利益或者被挥霍的情况，现在依然存在。如果能合理利用税收，税收就不是一种负担，而是支付费用换取公共物品和服务。税就是物品和服务的价格，特别是自由市场没有的，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未来，全球性的公共服务覆盖的范围会越来越大，主要是自然环境、和平、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担保等领域，全球性的财政收费会日益增加。
税收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我们还在学习当中，国家也在努力精简内部支出，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强行将部分问题移交区域或全球组织解决呢？如果在国家范围内都不能平衡税收与支出的关系，想要通过区域组织或全球协调完成公共资金的收取和分配工作，是不是太草率了呢？即便相关财政机构的技术足够完善，在操作的过程中，能克服文化和政治障碍吗？这些不是单纯的问句，而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与其等待讨论结果（遥遥无期），不如现在开始尝试，以便改善将来的操作方法。在某些领域，我们不但算不上提前，其实已经落后了。征收适当的环境税，能督促各个国家控制引发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早几年开始推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