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经济活动多大程度地加剧了全球变暖的激烈争论仍在继续，但是，全球变暖导致了气候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科学论文还是政治文章，所有否认全球变暖的言论，背后都有特殊利益集团的身影，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来自传统能源领域。有些自然灾害可能是由人为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导致的，如灾难性的飓风、洪水、山体滑坡、火灾、地震和海啸，这些自然灾害不仅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而且灾难才不会在乎国界，过境之处无不遭殃。即便灾难带来的恶果只影响了一个国家，事情也不会因此变得简单，有时受灾国家会无力应对巨大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组织会出面提供援助。国际组织不仅援助了大地震后的巴基斯坦，也援助了遭遇海啸的日本、遭遇飓风的危地马拉、发生严重火灾的西班牙。遗憾的是，未来人类还要面对更多的灾难。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社会必须井井有条，要有专门用于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组织，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大笔的资金支持。如果为印度尼西亚、乍得，也有可能是澳大利亚或俄罗斯受灾群众提供人道援助的所有资金，都靠各处募捐筹集，这个过程不仅会造成资金浪费，还会让很多人因为得不到救助失去生命。如果建立一个全球基金为相关援助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只要该基金组织管理得当，救助工作的效率会大大提高，还能变得更经济、更方便。如果每个高于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一，对于各国的负担都不是很重，但是基金会每年募集的资金总量就能达到约400亿美元。
托宾税主要是针对全球市场的现货外汇交易征税，作为更广泛干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有些国家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实施托宾税制度，虽然没能完全阻止之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但是确实缩减了危机的影响范围。如果我们从过去就开始适当地征收国际商品贸易营业税，假设税率是1%，这点税收不会影响出口动力，也不会影响贸易扩张，但是总的来说也不是小数目，大概2000亿美元，我们可以用这笔钱消除饥饿，在我们广袤的地球上，还有很多人因饥饿失去宝贵的生命。
我们应该立即让大家认识到，对社会和经济活动进行“合理的”全球性协调，更容易实现目标，还能带来多重收获。各个国家一直都是靠税收支付开支的，当然，征税也是统治子民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时刻小心。我们前面提到过，放弃以前的做法，通过跨国组织或者全球性组织进行有条理的再分配，防治全球变暖和自然灾害，不仅不会提高，还会节约公共开支，现在大家应该更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对金融交易征税，旨在降低风险进而降低世界经济活动的运作成本。如果这种方法得以应用，虽然有些人要支付部分以前从未征收过的费用，但是全球财政支出的总量（并非绝对值，而是占总产值的比例）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大大降低。相应的（相比于产出价值）的财政支出会降低，而不是增加。
所有这一切，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从经济方面来讲也很合理，也是全社会希望发生的。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可行，至少现在是这样。原因在于，国家事务几乎全在政治家的操控之下，但是他们不是在努力赢得民主选举控制国家的统治权，就是在清缴有可能将他们推下权位的对手，简而言之，不是在争夺权力就是在保护权力。他们哪有时间和意愿来处理全球事务呢？按理来说，将来，全球化与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这两个问题是政治家们最关心的，在这种前提下，他们应该会放眼全球。要想成功地发展包罗万象的全球化，就要有远见、有战略、有协调政策。作为全球性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也要收取和支出资金。
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有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我们才能应对自如，但是我们知道熟能生巧的那一天终将到来。现代的很多国家和跨国集团已经开始在不断学习中成长，学习的过程将来也不会停止。单一种族的国家越来越少，很多社会中，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些地方几乎看不到外国人，有些地方到处都是外国人，比如伦敦，居住着来自300多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使用的语言有270多种，他们都向英国政府交税，公共开支也会为他们服务。我们没必要按照这个模式重塑整个世界，但是我们要整合各个组成部分，纳入统一的协调机制。
在联邦国家的复杂结构中，成功地制定出了一套实用的财政系统，这套体系也可以一步一步扩展至全球，当然迈的步子可能会很小，我们不要期待一举成功。从体制上来讲，联邦国家更先进，比如美国、德国、俄罗斯，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印度和巴西虽然困难不断，但也应对得越来越好了。虽然尼日利亚比墨西哥的问题还多，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种族问题逐渐显露了出来，而且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乃至联邦国家或多国集团，财政收支在很多人脑海中都只是抽象的概念，将来可能会在脑海中浮现生动的收钱、分钱的画面。对比分析表明，富裕国家的种族越单一，政府规模“越大”。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那些没有太多“异族”的社会，更愿意提供共同支出。这个结论有待商榷。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支持这种说法，但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法国反对这种说法。也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多民族国家可能会提高支出，消除种族隔离，这又是政府变“大”的另一个原因。那么，二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没有明确的答案。总的来说，文化因素、传统、社会偏好的差异，也会让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如此多元的世界中，将钱收集到一个全球性的财政部门，再分发给全世界，一定比任何国家的财政收支过程都要困难得多，即便那个国家很不稳定，由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构成，像尼日利亚一样有500多种语言。将来，如果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政，全部通过区域组织或区域发展银行统一管理，到那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全球财政支出只会占全球总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也就百分之几。即便只是1%，不说全世界，单单欧盟总收入的1%，就已经是很大一笔资金了。
顺便说一句，我们应该说“全球总收入”，不应该说“全球国家总收入”，正如我们会说“全球总产值”，不会说“全球国内生产总产值”或“世界范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我们既然站在全球的高度，就应该抛弃国家和国内的概念。
考虑到上述所有情况，世界如此之大，如何才能不被压垮呢？世界的协调工作越来越复杂，如今人口已经有几十亿，将来还会越来越密集，人们不断交换价值万亿美元的货物和信息，这样大规模的活动，真的能被人力控制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个打算，让所有的进程自由发展呢？别忘了，即便在未来推行全球化管理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每年都会出现新的挑战。工作任务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们可以要求引入一套简单的全球控管制度，代替200多个国家复杂的治理程序，但是如果全球控管制度真的形成，很有可能无法取代目前的管理体系，只能做到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套管理制度而已。所有的条例和法规全算上，美国的税法总共有七万页！如果我们不理会全球税法是否不够成熟，硬要推广，会引发什么后果呢？如果最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国家元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都难以控制现在的局面，将来的管理程序和政策要变得多复杂才能面面俱到呢？其实，很多组织的经历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体化集团；一直作为全球协调员的联合国，至少在安全问题上联合国一直起着调停的作用；以及在协调发展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是可供参考的例子。
提供尽可能多的调控，保持市场平衡发展，同时为市场的蓬勃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实现有效管理，采用尽可能简单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放弃较早的国家法规。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就能攻克所有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