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社会主义政权在宣传中也使用了相似的手法，拿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夸大资本主义的缺陷，贬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如今，资本主义当道，资本主义政权又开始拿理想的资本主义(民众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因此根本不会买账)与现实的社会主义进行比较，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个人的感受和价值观各不相同，对个人感受和价值观造成影响的不只是别人灌输的思想，主要是自己的生活经历。时光荏苒，能根据自身经历对比两种价值体系的现实情况和价值观的人越来越少。在人类历史上，能经历两种体制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如果你赶上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谣传遮盖事实的今天，不应该保持沉默。
价值观的演变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曾经整个世纪保持不变，如今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改变了两次。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更确切地说，是这些社会的某些部分，这些社会先是对现实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之后又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但是这些社会并没有被两次沉重的打击压垮，而是将苦难转化成了一种力量。新价值观的失败，一度让社会被失望、沮丧、厌恶新生事物的气氛笼罩。大概二十年前，随着社会变革的发生，中欧和东欧产生了一股乐观主义思潮，很多时候，这种乐观是非理性的，之后又形成了一股悲观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时期，那些了解其他体制现实情况的人会讽刺性地评论道，资本主义虽然腐败，但是闻起来挺香。如今资本主义已经蓬勃发展，没人再提起这个笑话，因为已经不好笑了。
最糟糕的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悲观情绪往往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周期性的悲观情绪是暂时的，拿经济低潮期来说，虽然难熬，但是会过去。一旦经济衰退期结束，产量会再次增长，收入会增加，幸福感会重新回归，悲观情绪越来越少。结构性的悲观情绪更持久，更难以克服，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信念，对自己刚刚接受的价值观感到失望。这并不是小问题，因为和悲观主义者共创美好未来会增加任务难度。此外，如果群众情绪悲观，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和专业人士全是失败主义者，未来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
尽管支撑国有经济的潜在意识形态在崩塌，人们对曾经崇拜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非常失望，好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如果全都放在一起，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其中一些国家占主导地位和受人推崇的价值观，肯定是更接近于奥地利或西班牙的标准，而不是苏联的价值观。很多人都在抱怨现实，很多时候，现实确实值得让人抱怨，很多人开始怀念过去没有统一价值观的时代，在民意调查中总是有人表达“希望回到过去”的心声，不过这是典型的周期性悲观情绪。如果是结构性悲观，如果你提出“你想恢复旧制吗”，会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愿意恢复旧制，大家宁可在现在的社会抱怨现实，也不愿意恢复旧制。
人类的世代交替，使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发生了改变。所有类型的国家都是如此，对于年轻人居多、人口变动大的社会来说，尤其显著。波兰人口增长已经停滞，24岁以下人口占30%，二十年来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之所以以24岁为基准线做了区隔，是因为这些人是在波兰圆桌会谈之后出生的。波兰圆桌会议在1989年初召开，是波兰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坐在了那个注定会被历史铭记的圆桌旁边。半数左右的民众对这件事是没有记忆的，即便知道也只是听说而已。因此，他们的价值观没有背负历史的重担，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那些历史事件不过是父辈或祖辈口中的故事。
阿拉伯国家世代交替和价值观变化的过程更快。如今在埃及，大家顶多能回忆起穆巴拉克时代，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他在当政。埃及的邻国利比亚也是一样，几乎没有人记得卡扎菲统治之前的时代，和穆巴拉克一样，很多人只记得他的统治。 在叙利亚，民众只记得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如今，多年来强加在民众身上的价值结构一旦开始崩塌，新的价值体系就会出现，整个过程是非常快速的。问题是，新的价值体系到底是怎样的？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还是自由主义价值观，抑或是伊斯兰价值观呢？谁会在旧的废墟中脱颖而出呢？
个人和集体的价值体系、理想和喜好，都深深植根于历史、传统、文化和宗教之中。经验教训和失望痛苦对价值观影响很大。比较、与异己的对抗、接受或拒绝别人的偏好，也会产生影响。与天主教徒、新教徒、印度教徒和犹太人相比，穆斯林不太认可“竞争是好事”，“应该增加在商业和工业中的私有财产范围”，以及作为“对个人努力的激励”收入必须多样化，这类亲市场的表述。
2011—2013年阿拉伯地区爆发了革命，这也是一场文化革命，彻底重塑了当地的价值体系。我们不知道随后还会发生什么。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地区将更加尊重公民自由和民主，但是不应该完全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社会。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悖论，找个范例能节省时间，比如莫斯科参考了巴黎的发展模式，北京参考了东京，如果多哈能参考贝鲁特，利雅得能参考伊斯坦布尔，将会大大节省发展时间。这些地区市场的自由程度会进一步加深，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参与会越来越少，在这方面，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比阿拉伯国家更进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近9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国有企业，而波兰是25%左右。
某些方面的转变是必然的，但是也会存在很大的质疑。中欧和东欧在很大的程度上被灌输了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中很多国家曾经做好了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准备），部分苏联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价值观，但是让阿拉伯世界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几乎是不可能的。阿拉伯国家自己的文化根深蒂固，所有的进一步探索都是有前提的，即任何人不得将所谓“更优越”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西方价值观不能强行在阿拉伯国家及其他类似国家推广，你在这些地区旅行时，就可以听到人们的这种心声。要想摆脱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使多元文化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包容，还要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我们要明白，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都可以引导高效的经济活动。要记住，即便理想世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司和经济体也可以拥有强大的竞争力。
民主是有特殊价值的，将来也是一样。一方面，民主在各种文化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也是值得尊重的；另一方面，民主不一定非要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甚至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将西式民主强加在伊拉克身上似乎不太成功，因此，除了在欧洲-大西洋文化中备受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外，只要能达成共识，其他形式的民主也是值得尝试的。为了达成协议，通过长老会进行决议，如果这件事放在比利时或荷兰，大家肯定觉得荒唐至极，但是如果放在伊拉克或阿富汗，不通过长老会才叫荒唐。
自由选举、媒体独立，才称得上真正的民主。事实是，大众媒体可以独立于民主选举的政府，但是一定会依附于不通过任何选举产生的特殊利益集团。但是真正的民主并不能起到提升经济的作用。如果其他条件都满足，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拉动经济，抛开一次又一次的政府选举不说，能保证一直依法治理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法治，就只有名义上的民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对于很多问题的解决是弊大于利的。不只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发达国家，见利忘义的政客们和特殊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牺牲民众的利益为己谋利，自己还假扮成一副为人民服务的样子。无论民众为什么目的而投票，这些所谓的精英们都处于有利位置，对于他们而言，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将来，我们一定要和这种背离民主本质的现象对抗到底，从这方面来讲，历史也是没有尽头的，只要有民主就会有偏差。
如果我们真的想在全球化的框架内、在法制世界中，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无论是原则问题还是现实原因，都应该更加重视法律健全的问题。健全的法律应该能起到保护社会免受侵袭的作用，给社会带来危害的一切事物都应该受到谴责。健全的法律不应该只是字面上的解释，应该能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律的制定应该以促进增长、提高社会凝聚力为目的，而不是增加官僚习气，也不应该变成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法律一旦开始为官僚或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真正的法治就会消失，能为某些人获取特殊利益的行为会被合法化，即便对社会无益也要强加给社会。这和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总的来说，民主化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趋势。由于一些国家在处理社会和经济危机方面犯下了严重错误，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2010年爆发了“阿拉伯之春”，民主开始回归，在此之前，当地社会貌似与民主渐行渐远。民主越是无处落脚，民主主义的势力越弱，中央集权就越来越强。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欧洲和美国也没处理好危机，但是这些地方的民主并没有陷入窘境。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你的看法决定着民主的表现。就像足球比赛，双方都希望自己的队员更占优势，但是双方的上场名单并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都希望自己的球员胜利，然而，确定谁是自己的球员、谁是他们较量的对象，还是有点困难的。观众、赞助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专家。我们也迫切需要诚实、专业的经济学家来指点迷津。如果没有他们，民主就没有立足之地。
我们无法从数学运算的角度证明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1960—2001年期间，民主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3%，而非民主国家是1.6%。在之后的十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几乎消失了，主要是因为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在从容不迫地渗透，任务还很艰巨。
西方富裕国家之所以富有，不一定是因为蓬勃发展的民主和公民自由权的普及。民主和公民自由是后来才出现的，出现的时间也不尽相同，而且并没有覆盖所有地区，西方富裕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民主和自由。人们普遍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民主才能全面启动。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今最发达的几个国家，民主确实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如果我们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也视作民主政权，那么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25的经济体都是民主制。
未来的发展也很明确。随着经济的增长，民主制度的优势会越发明显。与此同时，如果某些附加条件得以满足，尤其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机构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将来，民主在经济扩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民主的隐含价值会日益显现。如果我们拥有了足够的金钱和物资，金钱和物资的增加再也无法提高生活中的满足感，这时我们不会再向往加薪，而是向往更大程度的民主，即便实现了地方性的民主还会渴望实现全球性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宁可牺牲潜在的产值和收入，也要让自己的政府最大限度地听取民众的意见，来提高人民满意度。从环境问题到收入差距带来的挑战，富裕国家越早加入重视民意的行列，对自己越有好处。不可否认，将来，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忙碌，经济学家的任务也少不了。但愿不会。
有些固有的价值观必须摒弃。不适用于当代的、将来更显无用的价值观，我们必须放弃。那么，哪些价值观需要增强，哪些需要放弃？这是需要一定智慧才能处理的问题。从天性上来讲，人只会接受自身形成的价值观。如果别人的价值观比自己的更优秀，应该在没有压力的前提下去吸纳并内化，这样一来，那个优秀的价值观就不再是别人的，而变成你自己的了。这就等于你接受了新的价值观。
经历政治转型的国家，价值观的转变速度非常快，前社会主义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与塞尔维亚相比，捷克共和国价值观转变得更快、更多、更好；与沙特阿拉伯相比，突尼斯价值观转变得更快、更多、更好；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期待价值观发生质的变化，还为时过早。虽然俄罗斯价值观的转变称不上迅速，但是比土库曼斯坦快得多。虽然这些变化只覆盖了全体人类的百分之十几而已，但是在地理政治学方面的意义非常重大，给未来的整个世界都会带来影响。价值观与全球化之间有两重关系：二者互为彼此形成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互相影响彼此未来的发展。
正在努力摆脱各种殖民或后殖民影响的国家，也在经历政治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体系变革。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持续进步，有些国家经历一段急速发展之后，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最近在津巴布韦和南非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然而，民主还是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