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期间冒出的一个提议也不能采纳，这个提议指出退休年龄应该按照平均预期寿命进行调整。这又是一个用常规甚至机械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例子，实际上，退休年龄不仅牵涉到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提议确定退休年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退休年龄越来越靠后，但是退休后的时间还和之前一样。如果到2050年人类寿命真的会延长10年，按照这个提议，退休年龄也要延长十年。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个提议毫无道理可言，但是人们还是总拿出来进行各种讨论。当人到了一定年龄，接下来的日子就像爬山：越向上爬难度越来越大，人的年龄也是一样。可能会晚于2050年，不管是什么时候，如果人类的平均年龄真的又增长了十年，并不等于就可以在现在65岁退休的基础上再工作十年。
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枯竭是人类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再经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代会站在选择经济还是选择自然的十字路口。这一次，老龄化问题把我们推到了选择经济还是选择社会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老龄化是经济进步的标志，经济能够创造更多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老龄化又带来了很多问题，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目前的经济活动方式和收入分配制度，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老龄化社会需要对价值观、制度和政策进行深刻改革，只有经过改革，未来的经济制度才能勇敢面对不断增加的困难。
如今，大家一直在掩盖道德层面的问题，甚至禁止公开讨论，道德真的是个微妙的东西，将来一定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现。这几十年内，暂时不需要担心道德问题的大规模爆发，可能在更遥远的未来才会显现，其中最敏感的应该是，人是否有权利确定自己的生死。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制定了相关立法，当然，标准非常严格。瑞士1942年就推出了相关法规，但是至今安乐死只占死亡人数的0.5%。荷兰安乐死的比例最高，占总死亡人数的3%。在欧洲，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立法是最开放的。在美国，安乐死只在几个州是合法的，即便在合法地区，这种做法也非常少见。俄勒冈州，安乐死的比例是0.2%。其他一些州也在考虑放宽这一问题的立法，比如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
超过了一定年龄限制的社会老龄化，让大家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目前，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因为过于绝望，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主要是包括贫穷在内的个人命运悲剧引发的。虽然从道德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自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安乐死还是自杀，对经济造成的影响都非常有限。眼下，我们还没有为讨论这个严肃的问题做好准备，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未来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得而知，但是人口老龄化一定会是一个新的决定性因素。
老龄化给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公共财政带来了严峻挑战。未来，人们的寿命会越来越长，而过去采用的养老金制度只适用于寿命较短的情况。如果工作员工比例和退休员工比例达到1：1，目前的体制都无法承担起养老的义务。这种极端的情况真的可能发生，如果下面这三件事同时发生：最年轻的人口占社会的三分之一，这些人正在享受童年、上学；正在工作，养家糊口、承担社会责任的占三分之一；正在担心退休生活如何实现收支平衡的占三分之一。还有更糟的，只要下面这四件事同时发生：社会中的四分之一人口正在接受教育，第二个四分之一的人在工作，第三个四分之一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剩下的四分之一正在领养老金过日子。如果你曾经遇到过这样结构的家庭，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模式会是什么状态。那不是未来，简直是噩梦。
无论是美国医疗预算的调整方向，还是欧盟的退休年龄，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所有讨论和政治斗争，只不过是两代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针对如何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所持的理念碰撞而已，而现在的讨论和斗争还只是个开端。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通过混合养老金制度鼓励大家养成储蓄的好习惯，将来的养老问题，一方面政府定期支付养老金，另一方面靠合理分配自己的资产，政府也要参与其中对再分配过程进行干预。养老问题不能丢给市场。当然，医疗保健领域需要公共医疗和商业私营企业共同参与。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表示，医疗服务也应该和其他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单就这一观点，基本可以认定他不是个务实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完全理想化的观点，而且在经济方面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如果医疗服务完全市场化，很多人都无力负担，会迅速削弱社会的人力资本。这样一来，不仅人类寿命无法延长，由于缺乏劳动力以及合格的人力资本，经济也会受到影响。人类的寿命无法延长，资本家的利益也无法增加。这种观点真是无知和短视到让人惊奇，一幅漫画中，有个人坐在树枝上锯自己正坐着的那根树枝，罗姆尼的观点和这幅漫画简直异曲同工。
养老和医疗问题会变成滋生右翼或左翼思想的完美温床，这才是最大的风险。最常见的状况是，民粹主义不考虑现实的财政状况跳出来蛊惑人心，政治家们在各种选战中利用这些问题讨好选民。当然，有关养老和医疗的问题不能完全交由政治家决定，即便是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权利的政治家也不能独自做出决策。这些问题也不能完全交给技术专家，不管他多么优秀，也只能考虑到自己专业领域内的问题。完全交给市场上的投机者就更不可能了。关于这些问题，没有简单、明确的解决办法或最终决定。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对话也不能没完没了，因为时间不等人。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引发消费模式变化。虽然所有女性都会花钱买化妆品，但是18岁的女孩还会把钱花在教育、买网球拍、iPad、比基尼、看电影上，她们还想尽快拥有自己的跑车，但是80岁女士的需求结构和小姑娘们完全不同。日本和太平洋对岸的墨西哥的区别不只是相差数倍的国民收入，年龄结构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各自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结构也存在很大差异，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在阿拉伯地区，如今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正在反抗现状上街游行，只是希望几十年后，退休时的经济状况和现在变得完全不同。
在技术方面，我们可以轻松应对生产和服务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这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科技和组织结构的进步也能起到很大帮助作用。社会老龄化进程中，文化、社会和政治发生变革时最容易爆发严重的冲突。也就是说，社会将进一步分层，根据不同年龄层的轨迹朝多样化发展。如今四世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见，但是只要女性生育年龄提到30岁之前，就很容易实现。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充分准备。在一些富裕国家中，四世同堂开始出现，因为国家能负担得起老年人的生活费用，所以他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毕竟，只要活着就得花钱，活得越久花得越多。
在正在走向解放自主的国家中，如今还是年轻人居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有一天中年人、老人会变成大多数。有些年轻国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老年人能活到七八十岁，发展最快的要数韩国。也有特别糟糕的，比如一些非洲国家，甚至活不到五六十岁，半个世纪之前，韩国也是这种水平，只不过韩国迅速发展，非洲却没有进步。各个地区的机会确实不同，但是世界各地都有抓住机会获得发展的成功案例。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在半个世纪前也曾经像韩国不久将要变成的那个样。
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年轻人又不愿意努力孕育下一代，就只能靠移民挽救这种局面了。这不是假设或建议，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在富裕的加拿大，整体人口增长率是0.9%，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就是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只有0.3%。宽松的移民政策造就了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在美国，人口增长率是0.9%，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6%。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外国移民，这些国家的经济不仅无法增长，甚至无法维持，会走向衰退。在加拿大，有三分之二的“新”加拿大人，所谓的“新”加拿大人指的就是移民，在美国有三分之一来自海外的“新”美国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因为引入了合理规模的移民，各自实现了繁荣。
大部分移民都是年轻人，不但精力充沛，而且都很勤奋，个个雄心勃勃。唯一的问题是，这样的人只会涌向固定的几个国家。他们来自某个地区，抛弃了那里，虽然残酷，但这就是移民的本质。人才外流通常会对当地的人力资本和经济扩张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移民不是所有人的出路。引入移民也不是所有国家的出路，虽然有些国家确实通过引入移民解决了很多问题。
在民主社会中，比如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移民主要是单向转移。有时，某人只是想在某个国家暂居，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想在此定居。抛开周期性驻扎的外国劳工不谈，一个人到一个地方住的时间越久越愿意在此长住。他们会在这个地方找到归属感，有些人一直生活在这，但是彼此对这个地方的感觉不同，这种差异就成了引发冲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