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个流行术语“硬着陆”，这是和“软着陆”相对应的一个词。软着陆指的是经济经过一段高增长之后，平稳回落到适度的增长空间，特别是经济增长过热之后最需要软着陆。硬着陆是指遇到不寻常的现实问题，导致经济急剧下滑，就像飞机大角度倾斜降落一样。经济增长不一定要下降到最低或者变成零增长，指的是跟以前的高速增长相比，增长趋势要大幅下降。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很多西方国家都经历了硬着陆，导致经济受创。受这场灾难影响最大的国家，首先是美国，然后是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最近蔓延到了整个欧元区，这一地区的生产总值，从2010年2%的增长水平，到2012年只增长了区区0.5%，到2013年，变成了0.3%的负增长。
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听到中国经济要出现“硬着陆”的声音。这些声音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变成现实，这些谎言不过是恶毒的胡乱猜测罢了。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春季首脑会议上的预测。在他们的预测中还存在其他错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大发展中国家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著名的投行高盛公司五年前的预测，高出了75%。高盛公司在做预测时第一次使用了“BRIC金砖四国”这个代号，BRIC是这四个国家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如今已经变成了被频繁使用的单词。这些错误的判断不仅低估了中国的动态增长势头，也低估了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的潜力。
软着陆和硬着陆中的“软”“硬”不是根据数学运算和物理定义而定的，而是一种惯用的方法论。波兰的经济经历了硬着陆，在两年之内急剧下滑，2007年一季度的时候还保持7.4%的高增长，到了2009年一季度，增长速度瞬间跌落到了0.8%。产出增长在短时间内下降了6.6个百分点，如果这不叫硬着陆，什么样的情况才算硬着陆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进行了模拟，假定中国的投资增长率下降2%代表软着陆，如果下降3.9%就算硬着陆。如果这种假设在2012年真的发生了，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中，韩国受到的影响最大。如果中国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软着陆，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3.6%的增长，会变成2.3%，如果出现硬着陆，会下降至原来的1/3，变成1.2%。另外两大区域合作伙伴日本和澳大利亚，受到的影响比韩国低，对巴西（实际增长3%，如果中国软着陆下降至2.8%，硬着陆下降至2.6%）和德国（实际增长0.6%，如果中国软着陆下降至0.4%，硬着陆下降至0.2%）的影响更低，但是还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切只是因为中国投资水平下降了2%或4%而已。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伏、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影响最显著，因为储蓄和投资通常被视作防止激烈消费变化的缓冲器。
大家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真的正在“硬着陆”吗？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欧洲、美洲的富裕国家应该期待中国硬着陆吗？中国继续繁荣，同时带动其他国家，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还是说，中国经济占尽优势地位，因此让经济发展失去平衡，应该放慢脚步？
答案很明确：中国经济维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益。但是这个结论，是有前提条件的，中国必须更加爱护环境，调整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中国提高对中部和东部欧洲10亿美元进口额度，就能明显提升波兰的就业率，增加乌克兰的收入，提高捷克共和国的利润；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游客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多花费10亿美元，对当地经济复苏的作用一点不比“对外援助”差。
但是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能被完全排除掉，中国面前有很多难题，也有很多机会。放眼未来，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经济后果是最严重的问题。半个世纪以前，退休金系统中，五个正在工作的人供养一位退休人员，如今是三个供一个。如今工作的人和不适合工作赚钱的老年人的比例是5：1，到了2035年，这个比例就会变成2：1。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显著；供需结构的不匹配变得越来越明显；很多企业因为高额负债、缺乏流动资金濒临破产；腐败猖獗，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相互勾结的问题尤其严重。目前的状况，与我们期望的公共与私营之间的伙伴关系完全不符。公共采购体系是腐败最大的可乘之机，所有的现代化道路建设和高速列车项目中，都会出现官员贪污受贿的现象，数额之巨大，情况之复杂，简直就像是贪官之间在举办竞赛，互相攀比看谁贪得多。尽管中国的环保事业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比如造林、城市废物处理，以及太阳能的应用，但是眼前的景象还是会让人觉得惆怅。
正如大家所料，中国试图通过调整经济政策解决日益严峻的各种问题，比如进一步下放权力，调整财政系统，继续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然而，需要做得还很多，要确保经济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是陈词滥调。但是在西方国家，这样的声音太少了，没有人适时地发出这样的提醒，我们的发展就要失去动力，虽然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中国的快速增长至少还要持续两年，很有可能超过十年（有人认为能坚持几十年，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的增长率是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富裕国家的三倍。如无意外，中国已经无法回到之前那种两位数的增长水平，但是国民收入还是会迅速提升。那么，会维持多久，提升多少呢？
这个问题的对象可以更广泛一点，中国不是唯一正在经历高速发展的国家。这一年来，大家一直在谈论“亚洲经济奇迹”的话题，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这些小而精的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最近崛起的越南这类相对较大的国家，都创造了奇迹。印度也是亚洲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口众多的印度，经济增长率也很高。假设这些国家都不会犯低水准的战略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的经济增长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吗？
我们需要知道的，不只是亚洲范围内的增长预测和相应的政策，应该放眼全球，增长维持“多长时间”“多少年”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会达到什么水平。换句话说，收入达到什么水平，产出增长开始失去动力？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可以冒昧预测一下，各个国家用多长时间能让收入达到那个水平。
根据过去经验做出的比较分析显示，增长速度放缓的临界值，是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6，740美元上下。为了表达更准确，按理说我们应该添加一份2005年的综合价格标做对比参考。事态在变化，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大致推算一下，应该约合现在的2万美元左右。撇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1万美元的贫困经济体不说，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那些自1957年以来，七年增长率不低于3.5%然后急剧下降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达到16，740美元之前，七年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最不富裕的国家是5.6%。超过这点之后，增长率开始下降到平均水平，到下个七年就变成了2.1%。前后的差异非常大。增速在5.6%的时候，收入翻番需要13年，增速变成2.1%以后，收入翻番需要33年。此外，前一种环境下，收入翻四倍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后一种情况收入翻四倍则需要三代人。
韩国1997年的时候，就达到了16，740美元的临界值。在此之前的七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平均是5.8%，在此之后的七年，下降到了2.5%。澳大利亚比韩国提前了一代人的时间，1969年就到了分水岭，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从3.9%下降到了1.6%。日本更早一点，是1968年，七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从8.7%下降到了5%。西班牙是1990年，从3.8%下降到了1.6%。奥地利是1974年，从4.9%缓慢下降了一半至2.2%。
虽然举了这么多例子，其实也有例外，这个例外是要进一步确认还是质疑这个规律呢？美国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万美元之后。因为美国的强大经济是以创新和科技进步为支撑的，这正是强大经济体还能继续扩张的重要因素。另外，那一时期正好不断有移民涌入美国境内，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英国到达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向上的经济趋势正好赶上开明的结构改革，互相搭了便车。日本的繁荣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快速增长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是技术进步和出口扩张的互相结合，推动了经济发展。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快速增长轨迹也延伸得很远，主要与开放的国际经济往来有关。
目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很多国家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2万美元。不算附属领地在内的话，约有50个国家，包括波兰，以及一些前社会主义经济体：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根据前面的假设，到达这个临界点之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会不足2%，对于一些无力提高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政客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借口，但是事实果真如预测的那样吗？一定会那样发展吗？其实不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大国，以及各个中小型经济体的经验，都推翻了之前的假设。还是那句话，全世界不可能套用同一个模式。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刺激额外产出增长的关键因素，为实现高储蓄和高资本累积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做出了贡献。有利环境和好运气可能会起到帮助作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发展战略和政策。
为什么国民收入达到1.7万～2万美元左右，经济发展势头会停下来？什么样的机制能带领一个国家走出2%增长率的尴尬局面，恢复到之前的活力？这上上下下几个百分点对现实的影响可不小。很多国家，相当于经济增长率下降了50%。重要的是，心理学认为，收入每年增长2%，人的意识是感觉不到的，除非同时伴随有益的、显著的结构变化。从收入情况来看，这种水平的国家绝对算不上富裕社会。
如果经济结构调整，造成城乡差距、于技术引进无益、对境外技术型廉价劳动力的吸引力变弱，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
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从农业涌入工业以及近年来涌入高科技领域的劳动力，是推动劳动效率的主要动力。以中央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当一位乌克兰农民变成铸造厂工人时，乌克兰的经济增长率就会相应提升。当一位来自农村的孟加拉女孩变成缝纫工时，孟加拉的经济增长就会加速。但是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增长并不是没有极限的。一旦达到饱和，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都会放缓甚至停滞。匈牙利、韩国等国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已经完成，巴西、巴基斯坦等国还在进行中。不考虑其他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期待巴西、巴基斯坦等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匈牙利、韩国等国。
从国外获取技术是提高本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途径。俗话说，很多时候，你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只要你注意到别人正在用，然后学习、引进、应用，就够了。现代社会我们要学习和引进的不再是轮子，而是机械工程、电子、 数字化、 纳米技术、 电信、 生物技术以及其他生产活动中的高新技术。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越高，引进境外技术能起的作用越低。换句话说，如果A国和B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相似，通过双方互相引入技术，自己得不到明显的提升。但是，对于相对落后的C国而言，引进技术能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等到C国发展到一定水平，技术引进就无法转化成强劲的动力了。当C国与A、B两国发展水平相当时，他们的增长机会会逐渐趋同，因为之前推动增长的因素会自动消失。一些最近才开始迅速发展的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弥补技术差距，在这些国家中这种机制表现得最充分。但是，有时技术引进并不是实现高速增长的通路。欧洲的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通过技术引进也无法实现高速增长，但是爱沙尼亚和芬兰就有可能。亚洲的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通过技术引进就无法实现高速增长，但是中国和日本就可以。
第三个因素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型廉价劳动力供应缩减。如果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技术工人会往工资更高的地区迁移。劳动力的流入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后进的国家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这个刺激增长的因素也会消失。原理和国内经济中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