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友中举风波
咸丰八年（1858）的九月十六日，顺天乡试结果揭晓。顺天就是今天的北京，乡试是省一级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办一次，考中的人可以获得举人功名，离官场就近了一大步。所以，每次发榜的时候，都是北京城里的一件大事。
当天，早早的就有大群的考生和老百姓，聚集在那里等待榜单揭晓。名单公布的时候，现场可谓无奇不有，可热闹了。榜上有名的人是喜形于色，有人高兴得手舞足蹈，好像荣华富贵扑面而来了一样。有的考生却是脸色大变，呆在那里像根木头一样，被打了都没有感觉。九月十六日放榜这一天，围观的人群对着榜单指指点点，几乎所有考生都情绪激动，痛骂考试不公。这是为什么呢？
人们情绪激动的原因是，这一次名列前茅的新科举人，很多都是平日里庸庸碌碌甚至不学无术的人。最离谱的是，高中乡试第七名的是一个名叫平龄的镶白旗满族人。这个平龄，平时不好好读书，整天泡在戏园子里喝茶听戏，肚子里墨水没有几滴，戏文倒是装了不少，是个出了名的“票友”。
平龄在北京四九城，也算是能叫得上号的梨园人物。如今他榜上有名了，围观的人群炸开了锅。很多人就说了：“平龄整天唱戏，怎么可能考场高中呢？”还有人质疑平龄有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
原来，科举考试规定，考生必须“身家清白”。乞丐和妓女的子孙是禁止参加考试的。此外，还有三类人也不能参加考试。一类是家奴，第二类是皂役，也就是狱卒、刽子手、捕快差役等。比如《新白娘子传奇》中的许仕林，其实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因为他名义上的父亲是钱塘县的衙役。皂役的子孙，只有脱离父辈的行业三代以上，才能参加考试。第三类禁止参加科举的人是优伶，也就是演员、歌手等曲艺工作者，在过去被人蔑称为“戏子”。古代人认为这些职业最低贱，从业者道德恶劣，所以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当官。平龄是京城出了名的“唱戏的”，难怪很多人要说“戏子怎么能参加考试呢”？
当然了，这些都是古代的偏见。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曲艺表演也是高尚的职业。但问题是，平龄泡在戏园子里的时间远远多于花在书本上的时间，他是怎么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呢？有人说，平龄可能是在考试的时候超水平发挥。那么，更大的问题就出来了：在乡试的那几天，很多人看到平龄坐在戏园子里听戏，听得不过瘾，还亲自上台唱了几出。他根本不可能参加完所有场次的考试。一个根本没有参加考试的人，再怎么超水平发挥，也不可能考中！因此，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场考试有黑幕。
这些流言和议论，传到了御史孟传金的耳朵里。孟传金对科举考试的现状不满，就四处搜集本年顺天乡试的种种传闻，准备上奏揭发。另有一种说法是，参与当年顺天乡试的一位考官，在阅卷的时候发现不少水平很差的考卷纷纷高中，觉得其中定有蹊跷。放榜后，这位考官把这些情况，私下里告诉了孟传金。
十月初七，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指出这次乡试存在舞弊行为。孟传金主要提到了四大考场违规的情况：
第一，主考压令同考官呈荐。
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主考”和“同考官”。科举考试有主考官和副主考官，对考试负主要责任。乡试主考一般是一正一副。参加考试的读书人数以千计，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两个人不可能一一阅读、评判所有考卷，所以就有许多官员协助他们阅卷，就是同考官。什么是“呈荐”呢？考生被分到不同的考舍考试，每个同考官负责一片考舍的阅卷。他们相当于第一层的评判，把所负责考舍的优秀试卷推荐给主考官，由主考官决定录取与否。主考官和同考官的关系是独立的，主考官不能强迫同考官推荐或淘汰某份考卷。但是，孟传金指出，在这次顺天乡试中，主考官命令同考官必须推荐特定的考卷。
第二，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就是同考官请求主考官录取特定的考卷。
第三，同考官彼此互荐。同考官之间也是独立的，每个人只负责各自考舍，不能插手其他区域。但是在这次顺天乡试中，同考官之间相互打招呼，让对方录取自己的人选。
第四，已取中而临时更改。监考和阅卷应该是很庄严、很公正的。但在这次顺天乡试中，考官串通一气，随意更改录取名单，把考试变成了相互交易的大暗箱。
孟传金在奏折的最后，把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平龄搬出来作为证据，指出新科举人平龄“朱墨不符”。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那么，什么叫作“朱墨不符”呢？为什么这项指控非常严重呢？
要明白这一点，得从科举考试防范舞弊的措施说起。
隋唐时，考官们评判原始试卷。这上面不仅是考生的真实笔迹，而且卷首写有考生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个人信息。考官阅读的时候，不可能不受这些信息的影响。哪怕他想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多多少少也会受到考生平时的文章、名声，甚至家庭背景的影响。因为，这份试卷是谁写的，考官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到武则天的时候，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规定考卷一律“糊名”。也就是把考生的个人信息糊上，考官评判之后才能撕开糊名，抄录考生信息。
糊名制度，希望完全凭考卷的质量高低决定考生胜负。这就有点类似于“中国好声音”之类的选秀节目：考官不看你的长相，不看你的气场，不看你的舞台表现，只听你的声音，听你的声音能不能打动人。糊名则是看你写的文章，看文章能不能打动考官。
但是，糊名也有一个问题。它不能掩盖考生的笔迹或者考卷上的记号，考官和考生之间还是可以通过笔迹或者记号来内外勾结。针对这个问题，到了宋朝，朝廷又建立了誉录制度。
誊录是这样的：考生用墨笔作答的原始考卷称为墨卷。考试完毕后，专门人员将墨卷糊名、编号，交给抄写人员用红笔重新抄写一份答卷，新卷子叫作朱卷。
为了保证试卷的真实性，在誊录过程中，誊抄人员抄写的朱卷必须与考生的墨卷完全一致，即便墨卷中出现错字、别字甚至涂抹，也必须完全照抄。朱卷抄写完毕以后，又有专门的校对人员将墨卷和朱卷进行校对，确认无误后分别封存。墨卷存入档案，朱卷交给考官审阅。考官们评判朱卷后，再根据朱卷上的编号调出墨卷，撕开糊名，查看考生信息。这个过程要当众开封，当众填写姓名，当众放榜公布。
科举考试还有事后的检查制度。名单公布后，礼部还要调取试卷进行复查，称为磨勘。种种制度设计，为的就是尽可能地杜绝舞弊，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所以，孟传金说平龄“朱墨不符”，就意味着誊录、放榜和磨勘制度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难道，平龄的试卷被调换了？或者有人替他作答？或者平龄干脆就没有参加考试？
当时在位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之前就多多少少听说过科举考试的黑幕传闻，对此非常反感。这次接到御史的奏折后，咸丰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一个字：查！
咸丰皇帝下令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组成专案组查办此事。这个专案组的层次相当高，怡亲王和郑亲王是清朝的铁帽子亲王，怡亲王载垣是雍正皇帝的十三弟胤祥的子孙。胤祥是雍正皇帝最亲密的兄弟，最铁杆的政治支持者，也就是当今影视剧中非常红的那位“十三爷”，被封为第一代怡亲王。
郑亲王端华的祖先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侄子、皇太极的铁哥们济尔哈朗。郑亲王这一支血脉，是清王朝最古老的藩王宗室之一。
可见，咸丰皇帝非常重视这次考场舞弊的举报。他指示专案组，全面调查孟传金奏折中提到的所有问题，不准有一丝一毫的徇私舞弊；专案组可以调查本次科举考试的所有考官。
有了皇帝的鲜明态度，案子查起来非常快。专案组很快查明，平龄的墨卷不全，不能证明他是否完成了考试。奇怪的是，平龄的朱卷却是完整、清楚的。孟传金揭发的“朱墨不符”属实。更奇怪的是，平龄的朱卷上原本有七个错别字，竟然被人改正了。
专案组很快就逮捕了平龄。平龄这个人，平时在舞台上演惯了英雄好汉，现在一进专案组，一点英雄气都没有了，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问他什么，他都支支吾吾。办案官员们没有办法，把平龄关起来再说。不幸的是，清朝的监狱“黑幕”太多，大白天都要打灯笼，里面什么样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平龄进了监狱后，很快就传来消息：平龄暴毙，死因不明。
最关键的线索就这么被掐断了。就在大家懊恼的时候，有一个人主动跳了出来。这个人叫作邹石麟，身份是翰林院编修，另外一个身份是当年顺天乡试的同考官。邹石麟向专案组自首，承认自己改了平龄的朱卷。他说，他看到平龄的朱卷时，以为上面的错别字是抄写时笔误，就擅自提笔改了过来。
案子发展到这里，嫌疑犯已经死了，又有人自首认罪，提供了一个讲得过去的说法。如果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案了。事实上，有很多案子就是这么了结的。很多人也希望，顺天乡试的案子最好也到此为止。
案子调查到这一步，专案组拿捏不好咸丰皇帝的真实意图，就向咸丰汇报了初步的结论：第一，平龄登台演戏，纯属个人爱好，不必治罪，更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但读书人登台演戏，有辱斯文，要宣告其他读书人，引以为诫；第二，平龄的试卷中多处出现错别字，可以证明他才能平庸，没有达到举人的水平。专案组通过这么委婉的说法，指出了平龄中举存在舞弊。按大清律，平龄应罚停会试三科。考虑到平龄业已身故，可以免于处罚。第三，考生舞弊，同考官应该连坐，降一级调任。同考官邹石麟又擅改朱卷，知法犯法，罪上加罪，建议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本次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是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副主考有两位，分别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庭桂。他们三人应该承担领导责任，罚俸一年。
咸丰皇帝接到报告后，面临两条选择。他完全可以照抄专案组的意见，结案了事。他也可以抓住报告中的漏洞，进行彻底调查。咸丰皇帝到底会选择怎么做呢？此时，咸丰皇帝的脾气禀性就起到了决定作用。
咸丰皇帝，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清王朝加剧衰亡。其实，大家误解咸丰皇帝了。咸丰皇帝不是千古明君，但也不是一个昏君。他的庙号是“文宗”，咸丰就是清文宗。“文”是对皇帝非常高的评价。《清史稿》说咸丰当皇帝时期，“无一日之宁”，天天都面临内忧外患，压力“山大”。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哪个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葬送祖宗的江山社稷。我们不能说咸丰皇帝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但起码他都挺过去了，没有让清朝葬送在自己手里。
咸丰是经过激烈竞争，才当上皇帝的。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是出了名的聪明能干。很多人都以为奕訢会是新皇帝，结果咸丰战胜了奕訢，成了一匹黑马。不管咸丰耍了什么手段，他都在皇位竞争中，战胜了奕訢。每一匹黑马的出现，都有它自身过硬的地方。咸丰就是如此。
咸丰刚当上皇帝，就雷厉风行，处置了一批老官僚，其中就有闽浙总督刘韵珂。刘韵珂是一个典型的官场老油条，鸦片战争时期担任浙江巡抚。浙江沿海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刘韵珂“恰好”生病了，向道光皇帝请病假一个月，把巡抚大印交给浙江布政使代理。过了一个月，战斗还在继续，刘韵珂的病没有好转，又向道光皇帝申请延长一个月病假。第三个月，他依样画葫芦，又要求延长一个月养病。过了十几天，得知中英双方开始在南京谈判了。刘韵珂的病马上好了，不等道光皇帝允许，就把巡抚大印从布政使手中抢过来，自行掌印视事。狡猾的刘韵珂是鸦片战争期间，沿海封疆大吏中结局最好的，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谁让他“有病”呢？到1850年，刘韵珂升官当了闽浙总督，当时爆发了外国人要求到福州居住的棘手问题。刘韵珂却在这个时候，不幸“旧病复发”了，向咸丰皇帝请病假。咸丰皇帝虽然当时只有19岁，但处理得很巧妙。你不是有病吗？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也不用请病假了，直接“病退”吧！于是，刘韵珂被免去一切职务，回家养老去了。他就这么戏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刘韵珂这个级别的官员去留，必须由皇帝亲自决定，其他人不能出谋划策，也不敢发表意见。咸丰皇帝对刘韵珂的处置，是他自己独立做主的，体现了一个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又不失血性。他对人情世故有相当深的了解，又懂得政治技巧。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咸丰皇帝首先是一个年轻人。他当皇帝的时候只有19岁，驾崩的时候年仅31岁。他的整个皇帝生涯就是自己的20岁时期，正处于血气方刚的青春岁月。顺天乡试爆发出舞弊丑闻时，咸丰皇帝28岁，当了八年多的皇帝，正是既有动力又有经验，干一番事业的时刻。可是此时的咸丰皇帝已是内忧外患，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而大清朝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各自固守自己小圈子，不思进取，暮气沉沉。科举取士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挑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在咸丰皇帝看来，无论是考官还是考生，所有徇私舞弊的人无疑都是在一点点吞噬着国家的根基，这对年轻的咸丰皇帝来说绝对是无法容忍的。所以，他没有选择大事化小，而是抓住暴露出来的舞弊线索不放，下令重新磨勘所有考卷。
二、科举舞弊指南
十月二十四日，在专案组成员的监视下，朝廷组织官员在圆明园核查了全部试卷，发现有问题的考卷超过50本。
这50份试卷可以分成两类：38本试卷中错字、别字、谬称等比比皆是，另外12本试卷，尽管错得五花八门，但事后都经过了涂改。核查官员还发现了一个和平龄一样疑点重重的考生。这位考生叫作余汝偕，他第一场试卷和第二场试卷有天壤之别，一个文理不通、错误百出，一个却文采飞扬，前后判若两人，很可能是请了枪手。最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份试卷，错误高达三百多字。要知道，一篇八股文的总字数才700字，这份试卷的错误率将近50%。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份试卷竟然被选中了。那位白字先生考中了举人！
调查问题需要勇气，面对暴露出来的真相，更需要勇气。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涉及50个考生，肯定还涉及更多的官员和相关人等。怎么办？咸丰皇帝在核查的当天，就知道了结果。他在震惊之余，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大骂本次考试的考官“荒谬至极”，严厉处分了主考官柏葰。
咸丰皇帝给柏葰的处分是：革职。
所谓革职，套用现代行政法的术语来说，是对官员的行政处分，而不是刑事处罚。清朝文官的行政处分有三级，一级比一级重。第一级是罚俸，就是扣发工资，罚俸的时间长短不同，从扣发一个月到两年不等。第二级是降级，就是降低官员的级别，又分为降级留任和降级调任两种。第三级就是革职，撤掉官员所有的官职，是清代官员处分中最重的。所以革职的处分，对柏葰来说，非常没有面子，而且很重。柏葰可是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在舞弊事件爆发出来之前，咸丰皇帝还认为柏葰主持考试有功，把他从协办大学士提升为了文渊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品级是从一品，文渊阁大学士是正一品。柏葰以掌握实权的军机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真正实现了名实相符、位极人臣。想不到，自我感觉没有好几天，所有官职一下子就被撤掉了。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本案的主角：柏葰。
柏葰，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进士。清朝科举，主考官从科举出身的官员中挑选，是一种惯例。当年，大权在握的和珅想当全国会试的主考官，就因为没有进士功名，不能如愿。和珅很不舒服，但也没有办法。柏葰是正儿八经的进士，所以有资格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
柏葰的资历很深，在中央担任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兵部尚书、内大臣、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等等，在地方上担任过江南乡试主考官、蒙古都统等，算得上是履历完整、经验丰富。到乡试舞弊案发的时候，柏葰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32年。
柏葰其实并不坏。柏葰年轻的时候出使朝鲜，朝鲜国王要巴结清朝，就给柏葰送了厚礼。这是朝鲜的外交惯例，按说柏葰收了也就收了，并不算违规。但是柏葰委婉谢绝了，可见柏葰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柏葰管理过朝廷的三库，也就是银库、颜料库和缎匹库。这可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职位，一旦负责人有一点的贪念，手稍微松一点，就能出现重大经济犯罪。但是柏葰没有，可见柏葰贪欲并不强。此外，柏葰在主持江南乡试的时候，还上奏朝廷，指出南方的漕粮征收有问题，豪门大户把压力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同时八旗子弟敲诈勒索普通老百姓。他奏请朝廷严禁这些弊端。可见，柏葰体恤百姓，品德并不坏。
随着柏葰进了军机处，又当上了内阁大学士，他逐渐不是一个人了，而成了一群人的代表。根据他的资历和身份地位，柏葰想不成为一个官僚群体的代表，都不可能了。那么柏葰代表的是哪一类官员呢？他代表的是沿着传统的升迁途径，按部就班得到提拔或者即将得到提拔的那一类官员。他们倾向于维护现有的规章制度，保持既得的利益和游戏规则，反对进行激烈的变革。
在顺天乡试出现问题后，柏葰作为主考官，是最紧张的人。咸丰皇帝成立专案组调查的第二天，柏葰就请求觐见皇帝。咸丰皇帝拒绝见他，传递出了一个鲜明的态度：顺天乡试舞弊案要彻底调查，绝不讲情面。
咸丰皇帝要彻查考试舞弊，专案组全力以赴。案件的彻查，就从那份错了三百多个字的试卷开始。这份试卷的考生，名叫罗鸿绎。
罗鸿绎不是普通书生，而是现任的刑部主事。他的这个官，不是考来的，而是花银子买来的。清朝的官员选拔，科举考试是主要渠道，是当官的“正途”，此外还有诸多的“杂途”。其中一项就是“捐纳”，也就是朝廷在财政紧张的时候，公开卖官，允许有钱人花钱当官。罗鸿绎是广东肇庆人，家里有钱，就花银子捐纳了个主事的官职，被分配到刑部。
当上官以后，罗鸿绎没高兴几天，就发愁了。他因为没有科举功名，在官场上被人看不起。这也就算了，谁让自己是花钱买官，毕竟来路不正。问题是，罗鸿绎发现自己的职业前景非常有限。说白了，就是在官场上没有前途。
原来，明朝和清朝的文官制度，优待科举正途，倾向有功名的人。比如，在职位安排上，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等等清要的官职和地方上的要职，明确规定只能由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担任。此外，官员在职位升迁、考核上，有科举功名的人都占尽优势。比如，官场惯例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优秀的进士十几年就能当上封疆大吏。很多杂途出身的官员，比如罗鸿绎这样花钱当的官，一辈子都在原地踏步。再比如，同样是工作散漫，上司会认为进士出身的官员是“宽厚爱民”，而杂途出身的官员却会被认为“荒废政务”，要受处分。文官考核中有“才”这么一项。进士出身的官员轻易就能通过，杂途出身的官员却很容易得到“才学不济”的评语。所以，罗鸿绎觉得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受到了歧视，而且没有发展前途。
让罗鸿绎妒忌的还不止上述这些。科举考试能让读书人形成科举网络。比如，考官和录取的考生之间会形成师生关系。考生每通过一级考试，就多了一位恩师，多了一圈人际网络。要知道，这些老师，可都是高官，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是有利的。这种师生关系，可不是名义上的，还是实实在在的，有诸多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比如，老师对学生在仕途上有提携和帮助的义务，学生在政治上要服从老师。如果学生弹劾老师，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欺师灭祖。考虑到这层关系，清朝文官制度中的“回避”，特意将“师生”关系也列为必须申报和回避的要素，和“亲属”关系并列。师生不允许有直接的上下级隶属关系，防止他们结党营私。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和珅大权在握，为什么还吵着闹着要当会试的主考官了。因为主持一次考试，就能收一大群的学生。
除了师生关系外，同一个考官录取的学生之间有“同门”关系；虽然考官不同，但是考取的年份相同的学生之间有“同年”关系。每通过一次考试，就多一圈这样的各种关系。所以，每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员身后，都站着一圈圈的人。一层层人际关系圈子保护着他、烘托着他，让罗鸿绎这样的杂途官员羡慕不已。
罗鸿绎感觉自己被正途出身的官员排斥了，在刑部自己就是个“独行侠”，很孤单、很寂寞、对前途很失望。他也想要一个科举功名。遗憾的是，银子可以买到官职，却买不到功名。科举功名是“非卖品”。罗鸿绎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回炉”考试，自己也去考一个科举功名去。之前，罗鸿绎已经买了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有了这个资格他就可以直接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了。
有人就会说了，至于吗，放着好好的官不做，还去参加竞争激烈的考试？要知道，很多人考中了进士，还当不了刑部主事呢！有人可能会觉得罗鸿绎“回炉”考试的举动很疯狂。其实，官员“回炉”参加科举考试，为自己谋一个更好的前途的情况，在清朝很多。不要说刑部主事，一些人当到了员外郎，甚至是军机章京，还义无反顾地重新考试，宁愿从翰林院重新做起呢！这也可以看出科举的魅力，看出功名的诱惑。
那么，罗鸿绎考得怎么样呢？那份错误率高达50%的试卷，就是罗鸿绎的“杰作”。他错得实在是太离谱了，专案组的成员不相信，连咸丰皇帝也不相信。再加上罗鸿绎是在职的官员，为了慎重起见，咸丰皇帝让他当着大臣的面，重考一场。结果这场考试，对考生罗鸿绎和监考的大臣来说，都是一种折磨。罗鸿绎写得满头大汗，才勉勉强强交上一份答卷；监考的大臣看得也是满头大汗，因为答卷写得文理不通，要连蒙带猜才能看懂。最终，咸丰皇帝断定罗鸿绎在顺天乡试中作弊。
科举考试防范措施那么多，考试纪律那么严密，罗鸿绎是如何作弊的呢？
最原始、最方便的是夹带资料。从考试这种形式发明开始，就有人写小抄作弊。这种方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字写得越来越小，只有借助放大镜才能看得到；抄写的地方越来越意想不到，从腰带鞋带到内裤都有。但是夹带资料，很危险，也很不实用。因为考生入场要有搜身，连下体都要搜，夹带很容易被发现。而且，你带的资料不一定在考试中用得到。就算你带的资料和本次考试的题目有关系，怎么把这些资料整理成文章，还是要考验一个人的真才实学。罗鸿绎很快就把这个作弊手段给否决了。
第二个常用的作弊手段是“冒籍”。冒籍类似现代的“高考移民”，因为各个地方的教育发展程度不同，但分配到的科举功名却是固定的。一些考生就假冒籍贯去竞争不激烈、名额较多的省份应试，增加自己的录取几率。一般是东南沿海文化昌盛地区的读书人，去考生水平比较低的西北省份，或者录取名额很多的北京。但是，罗鸿绎已经取得了参加北京考试的资格，没有必要冒籍了。
第三个常用的作弊手段是找枪手。这个手段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当时没有指纹验证或者照片对比，冒充成功的机会很高。不好的一面是，枪手本身的水平有高有低，可能发挥失常，不能保证就能考中。而且，枪手的收费很高。不管有没有考中，都要事先付费。这可是一笔不菲的银子，罗鸿绎思考再三，觉得找枪手不靠谱，这个手段也放弃了。
第四个作弊手段是“换卷”，就是准备质量高的卷子，把自己文理不通的卷子给替换下来。这个手段成功的几率最高，但要打通的关节也最多。不仅要找一个高质量的枪手，而且要买通保管试卷的官员。有一个环节没有打通，就可能前功尽弃。罗鸿绎考虑后，觉得不仅花费多，还容易留下漏洞。不行，这个手段也被否决了。
剩下的手段，就是关节“条子”了。所谓关节条子，是“通关节”和“递条子”的合成。通关节就是事先考生和考官打招呼。条子就是长条形的纸片，考生和考官在条子上约定暗号，说明试卷内某行某处用某字作为标记。考官记在心上，阅卷的时候留心搜索符合暗号的试卷，找到后录取。这个手段，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三者知道，成功概率很高。当然了，条子的花费也不低。考生往往要在条子上画圈，三个圈就是300两，五个圈就是500两。不过这笔银子不是事先支付的，而是在录取后再支付。反正录取后，考官和考生之间就有了师生关系，本来就应该来酬谢的。到那个时候，考生支付约定的贿赂，虽然金额巨大，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因为“条子”的种种优点，它逐渐成为清朝后期最时髦的作弊手段，超越了夹带资料、找枪手、换卷等手段，成为最常用的手段。每次考试之前，考生们四处奔波，找各种关系和路子，想方设法与考官搭上关系、递上条子。很多考生没有复习功课，一点都不在意，没有递出去条子，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考生着急，考官如果收不到条子，也很着急。很多考官以收到条子为荣，收不到条子为耻，似乎条子越多，自己的地位就越高，别人就越重视自己。他们不仅被动地接受条子，甚至主动索要，或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京城每到科举考试的时候，不仅从各衙门抽调官员当考官，考生也挤到各个衙门门前递条子，蔚为壮观，官员们都见怪不怪了。综合比较之后，罗鸿绎决定采取这个手段来作弊。那罗鸿绎怎么才能把条子递上去呢？
三、还原内幕操作
咸丰八年（1858）七月，也就是顺天乡试开始前的一个月，罗鸿绎找到了同在京城做官的老乡李鹤龄。罗鸿绎说自己想参加这次科考，请李鹤龄帮忙。为什么找李鹤龄呢？因为李鹤龄是进士出身，有科举功名在身。清朝的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都在北京举行，参加的人数很多，监考和阅卷的考官的需求量就特别大。每次考试，都要从北京各个衙门有科举功名的官员中抽调人手。几乎每个衙门，每年都有人出去当考官，有些部门甚至被抽调得“十室九空”，没几个人能正常工作。罗鸿绎就觉得老乡李鹤龄很可能被抽调为今年的考官。李鹤龄也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选为同考官，就满口答应下来：“罗兄，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定给你好消息。”
考官名单一出来，李鹤龄傻眼了，他并没有被抽调为考官。可是，自己已经答应别人了，而且把话给说死了，怎么办？不帮忙吧，怎么和罗鸿绎相见，以后怎么在同乡面前抬头。要知道，古代人，尤其是官员，是非常重视乡情的。李鹤龄只好去找关系，帮罗鸿绎跑这件事。他找了自己的“同年”、被抽调为本年度同考官的浦安。浦安是翰林院编修，和李鹤龄关系不错，而且觉得在考场上“关照”一下，也没有大不了的，就答应尽力帮助。罗鸿绎就通过李鹤龄，给浦安递了一张条子，双方约定了暗号。就是这个暗号，帮了罗鸿绎的忙，让他这个白字先生考中了第238名举人。
本来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罗鸿绎都开始享受科举高中的美妙感觉了。谁知道这一次的考试，被御史给揭发了。先是平龄出问题了，一般人都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很快，罗鸿绎打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大家发现，在科举考试方面，没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
这个罗鸿绎，不仅文章写得不好，心理能力也不好。专案组一审问，罗鸿绎就把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地全招了。李鹤龄、浦安都被他供了出来。
浦安马上被专案组叫过来“喝茶”。他的文章写得比罗鸿绎好，但心理能力和罗鸿绎一样差，甚至更差。浦安把舞弊的事情一五一十都招了出来，而且把前因后果、所有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给后人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案情”描述：
浦安在批改考卷时，看到一张试卷上有和罗鸿绎约定的暗号，就把这份试卷推荐给了主考官柏葰。柏葰读了文章后，觉得质量太差，让在考场中帮忙的家丁靳祥转告浦安，不录取这个考生。浦安急了，跑过去向柏葰当面求情，说自己推荐的其他试卷都可以淘汰，但是这一份卷子请中堂大人务必录取。柏葰见浦安说得这么绝对、这么恳切，不好拒绝。但是，当时阅卷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录取的名额已经满了，怎么办呢？家丁靳祥就建议，从已经录取的试卷中，抽一张出来，替换成浦安推荐的这份卷子。柏葰没有反对。就这样，另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的十年寒窗苦读瞬间化为乌有，而文理不通的罗鸿绎却榜上有名。
柏葰为什么答应浦安，违心录取了罗鸿绎呢？这要谈到官场的人情世故了。
柏葰虽然是主考官，有最终决定权，但他毕竟不是唯一的考官，他要照顾到同僚们的感受。当考官是一时的，宦海沉浮却是一辈子的事情。柏葰不能不给同僚面子。这种官场中的人情世故，也浸染到科举考试的录取中来了。如果有一位考官，像浦安那样，坚持一定要录取某位考生，宁可放弃其他的推荐人选也要保住这一个。其他考官不可能生硬地拒绝他的要求。不然大家关系坏了，考试结束之后还怎么相处呢？
柏葰主要就是从同僚关系的角度出发，卖给浦安一个面子，决定录取罗鸿绎。另外一个促使他这么做的人，则是家丁靳祥。清朝官员日常事务繁杂，有很多事情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或者以自己的身份地位不方便去做，就需要有家丁来帮忙处理。一些官员的得力家丁和心腹佣人，借机分享了官员的权力。靳祥就是这样的人。柏葰因为年纪大了，事情太多，越来越多地把事情推给靳祥处理。本来科举考场是不允许闲杂人等进来的，考官们必须被封锁在里面。但主考官携带亲信家人入场，在清朝后期成为了惯例，家人就分享了主人的录取大权。
在顺天乡试中，柏葰过分仰仗靳祥的协助。浦安得知罗鸿绎被淘汰后，就拜托了传递消息的靳祥，拜托他帮忙。靳祥在法律上是一个仆人，根据后来的审讯资料来看，很可能是柏家的家奴，身份很低。虽然他狐假虎威，分享了主人的权力，但难免有自卑感。当朝廷命官、翰林编修浦安低下身段，主动求自己帮忙的时候，靳祥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满口答应了下来。靳祥不仅带浦安来向柏葰求情——这是明显违法乱纪的行为，考官在场内禁止串通消息，而且靳祥还帮浦安说话。最后还是靳祥提出了替换已经录取的试卷，把罗鸿绎填补上去的方法。在浦安和靳祥两人的求情之下，柏葰默许了。
考中后，罗鸿绎去感谢浦安。浦安告诉罗鸿绎录取他的细节，强调：“你被录取，中堂大人的家丁靳祥出了不少的力。”浦安对整件事情的判断，还是相当客观的。
以上就是罗鸿绎乡试舞弊的具体过程，这几个人还招供了录取后的“利益输送”情况。
按照递条子的潜规则，放榜后，考生应该向考官送钱了。这个时候，与整件事情关系不大的、罗鸿绎的同乡李鹤龄主动跑上门来了，从罗鸿绎那里要500两银子。罗鸿绎给了他500两纹银。李鹤龄财迷心窍，想把银子全部据为己有，迟迟不分给浦安。浦安等得不耐烦了，就主动跑到李鹤龄那里，借口说急需钱用，拿走了300两银子。这笔交易，罗鸿绎是不知道的。十月初，罗鸿绎去“谢师”。他先去拜访“房师”浦安，只按照一般的行情，送了10两银子作为孝敬。浦安因为已经拿了300两，所以也没说什么。
接着，罗鸿绎又去拜访主考官，也就是自己的“座师”柏葰，表示感谢。他孝敬了柏葰16两银子。没有舞弊、正常录取的考生，一般也就送这个数目给自己的老师。客观地说，柏葰没有收到罗鸿绎的条子，也不知道罗鸿绎和浦安等人的交易。他就当是一个正常录取的考生，来感谢自己，送了一笔正常的酬谢银子而已。大家都这么做，几十年来都这么做，柏葰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16两银子。从内心里，他可能怀疑罗鸿绎和浦安有猫腻，但没有在言行上表现出来。在政坛上摸爬滚打几十年，柏葰早已经练得心如止水，遇事不惊了。
但是，社会上通行的惯例，大家见怪不怪的事情不一定是正确的，甚至不一定是合法的。当有人要彻底调查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情的时候，柏葰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甚至危险的境地。从逻辑上说，罗鸿绎科举舞弊，柏葰是最后，也是决定性的一个环节。正是柏葰的默许，罗鸿绎才能中举。他已经深深陷入了罗鸿绎的舞弊案，难以自拔了。
罗鸿绎被迅速革去举人功名、革去刑部主事的职务，李鹤龄被革去兵部主事的职务，浦安的翰林院编修也被革职了。三个人被关入刑部大牢。柏葰之前已经被革职，如今就方便多了，直接关入大牢。当朝一品、乡试的主考官都锒铛入狱了，这意味着顺天乡试舞弊案必将是一桩大案。
柏葰的家人靳祥，是关键证人，他之前已经被柏葰安排去甘肃，跟随柏葰在甘肃当知府的侄子。朝廷发出了加急通缉令，在陕西潼关将他抓捕归案，押进刑部大牢。
这个时候，清朝的监狱再一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一点都没有辱没自己已经负面得不能再负面的形象。作为科举舞弊案关键环节的关键证人，靳祥是如此重要，竟然也很快在监狱里“暴毙身亡，死因不明”。他的死，给试图还原乡试舞弊案的真相和相关人员的定罪带来了麻烦。案件的审理蒙上了阴影。朝野内外，很多人都在嘀咕：这个惊天大案，该怎么收场呢？
就在大家犯难的时候，本案的另一个关键人物肃顺出场了。
肃顺，从血缘上讲，是出身郑亲王一脉的宗室。专案组成员郑亲王端华是他的哥哥。肃顺是小儿子，祖宗传下来的爵位被哥哥世袭走了，肃顺只能自己奋斗。他作风强硬，敢闯敢干，深受咸丰帝的信任和重用，逐渐升迁为户部尚书。他和哥哥端华、怡亲王载垣等人，组成了倾向变革的王公集团。
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看出肃顺的思想倾向。比如，满族人在清朝有铁杆子庄稼，国家养着八旗子弟。国家繁荣的时候，没有问题；在清朝后期，这就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肃顺作为贵族大臣，却是最早提出拔除铁杆子庄稼的人。他对不学无术、愚昧迷信的满族同胞非常不满。肃顺常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就知道伸手要钱！”对于汉族人，肃顺没有民族偏见，主张选贤用能，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在朝廷中的援手。据说，肃顺对满族人常常恶语相向，对汉族官员却尊称字号，不叫名字。就连敲诈勒索，肃顺也只对满族人动手，对汉族人不取一丝一毫。所以，当肃顺最后在辛酉政变中失败，押赴刑场的时候，很多八旗子弟在两旁围观，拍手称快，还向他扔石头或鸡蛋。可见，当时多数满族人是反对肃顺的变革主张的。
柏葰和肃顺，他们两派人，很自然地产生了矛盾冲突，双方明里暗里地斗了好几回。咸丰四年的时候，肃顺一帮人抓住柏葰当镶白旗蒙古都统的时候，在办理爵位世袭方面的失误，迫使柏葰受到了处分，被免去了内务府大臣，降为左副都御史。不过总的来说，柏葰一帮人的势力还是占据优势。起码从官职上，柏葰等人的职位要比肃顺等人高。
所以，顺天乡试舞弊事件爆发，怡亲王、郑亲王等人又是专案组成员，肃顺一帮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顺天乡试舞弊案，在正常的案件审理之外，又多了一层权力斗争的色彩。专案组之所以迅速推进案子的审理，迅速把柏葰抓进大牢，认定案情清楚，很多人认为这一切是肃顺在幕后用力的结果。在整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肃顺虽然不是专案组成员，却是最活跃的“编外”成员。肃顺一心要扳倒柏葰。他们这帮人加班加点地审案，一心要把案情往柏葰身上引。很多人认为，出现问题的试卷那么多，专案组之所以抓住罗鸿绎不放，就是因为肃顺做了大量工作，分析各条线索后，发现只有这一条线索能够把柏葰直接拉下水。
现在，关键证人靳祥死了，肃顺就淡化靳祥的作用，认为只是少了一个直接证人而已。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等人招供的内容，相互参照，相互补充，完全可以勾勒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专案组认为，整个案子“事实清楚”。
四、宰相殒命
难题来了：如何给主考官柏葰定罪呢？
狡猾的专案组耍了一个花招，自己不下定论，而是发了一道公函，咨请刑部协同商议。毕竟柏葰是正一品的高官，他的门生亲信遍布天下，且是守旧派官僚集团的代表。更何况，“定罪”这种得罪人的事情，专案组的四个大臣才不会独立做主，自加压力，自添烦恼呢！他们决心把刑部拉来当垫背的。
清朝的司法实权，其实掌握在刑部手中。审讯、定罪原本是刑部的职责，更是他们的专长。但面对柏葰，刑部不敢贸然下结论；而其中一个案犯罗鸿绎又是本部门的官员，刑部觉得这事情相当尴尬。可是这事又推不掉。好在刑部的笔杆子们，天天和公文打交道，很巧妙地把这个皮球给踢回了专案组。
刑部在答复中说，柏葰“听受嘱托，但查例并无仅听嘱托，不知交通关节，且向来亦未办过似此成案”。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需要仔细分析。首先，“嘱托”是《大清律》中有明文规定的一项罪名。《大清律例》规定：“乡会试，考试官、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柏葰在阅卷时，的确接受了浦安的求情，算是“听受嘱托”。
接着，刑部马上用了一个转折词“但”。刑部搬出了“例”，也就是案例来。清朝的法律往往只规定了大的原则，并没有定罪和判刑的细则。之前的案例就成了补充，成了定罪时更可操作的准则。刑部说，之前的案例，听受嘱托都是和交通关节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官员接受了他人的嘱托，往往之前有过交结、密谋。在柏葰的案子里，刑部并不认为柏葰和浦安、罗鸿绎等人之前有“交通关节”。
刑部的第三层意思是，柏葰的这个案子是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没有办理过这样的案子。所以，怎么定罪，还是请专案组的各位大人决定吧！
刑部又把皮球踢给了专案组。专案组其实并不是真的需要刑部的意见。肃顺一党已经有了决定，咨询刑部，只是表面工作。一方面是表示自己工作细致周到，尊重了刑部的司法权，一方面是把刑部拉到了这个案子里来，免得他人说专案组独断专行，单独承担“严刑酷法”的指控。接到刑部的皮球意见后，专案组也不客气，把柏葰往死里定罪。
柏葰的罪名还真是不好定。他事先的确不知道罗鸿绎等人的私下交易，更没有接受条子，更没有和他们有过往来。刑部说他只是“听受嘱托”，其实是准确的，但又不好定罪处罚。专案组最后是“比照”交通嘱托关节例，对柏葰“斩立决”。
什么是“比照”呢？比照是古代司法的常用词，就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比附其他相应的条文进行处理。专案组给柏葰“比附”的罪名就是“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专案组的证据就是，罗鸿绎事后送了柏葰16两银子，而这就是贿赂。为什么罗鸿绎要行贿呢？就是因为之前他和柏葰通关节、走后门，商量好了徇私舞弊。柏葰辩解说，这是学生向考官的正常孝敬。专案组马上义正词严地反驳：孝敬？什么是孝敬？表达敬意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单单送银子？你说是礼尚往来，我说就是贿赂！柏葰顿时哑口无言。
那么，什么是“斩立决”呢？清朝的死刑分“斩”和“绞”两种形式，马上执行的叫作“立决”，缓期执行的叫作“监候”，意思是关在监狱里等候复核。所以清朝的死刑判决有斩立决、绞立决、斩监候、绞监候四种形式。其中，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是最重的一级。专案组给柏葰判的就是斩立决。
柏葰身份特殊，判决不能按一般的程序审核执行，而是先上奏皇帝，由咸丰皇帝决定。这就是中国古代司法的“八议”制度。王公贵族定罪前，要请示皇帝圣裁，以保护权贵们的法律特权。“八议”的对象是八种人，分别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分别指皇亲国戚、皇帝的老朋友、道德高尚感动全国的贤人、才华出众的人才、立过大功的民族英雄、有很高官职或者爵位的人、无私奉献特别勤劳的人、前朝皇帝的后裔。一般来说，八议的结果往往是减刑，甚至是免刑。清朝继承了八议制度，柏葰够得上其中“贵”的标准，专案组需要把乡试舞弊案的案卷和建议的刑罚，详细地报告咸丰皇帝，最终如何处罚还是要由咸丰皇帝决定。
九年二月十三日，咸丰在勤政殿召见各位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如何处置柏葰。咸丰皇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绝大多数大臣马上把头压得低低的，一个字都不敢说。
就在大家沉默的时候，户部尚书肃顺站了出来，最先发言。他的观点非常鲜明，就是请咸丰皇帝将柏葰斩首。
肃顺的理由是科举考试不仅关系朝廷信义，还关系到天下读书人的切身利益。套用现在的流行语说，一个人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肯用功、肯努力，就能用知识改变命运，获取声誉、地位和财富。科举考试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地域、年龄等等因素，只看这个人的学问，让所有人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自由竞争。所有人，只要能通过统一的考试就能做官；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通不过考试也只能做一辈子平民百姓。
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哪个国家，一个人要想从社会的下层上升到上层，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付出常人难以接受或者想象的代价。少数人实现了身份地位的飞跃，但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甚至出卖了灵魂，最后偏离了最初的梦想。但是，科举制度不需要你用一生去交换，也不需要你出卖灵魂，在理论上是自由、开放、公平的，相对其他制度来说，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得益于科举考试，从社会底层上升到了社会上层。举个例子。安徽黄山地区是著名旅游景区，在古代是徽州。徽州是科举重地，出了很多科举才俊和朝廷大臣。走在深山野地里，动不动就看到一座“尚书第”或者“翰林门楣”。实际上，古代的徽州是一个物产贫瘠、交通不便的山区。现在黄山地区的很多乡镇，交通还不方便，经济也不发达。如果没有科举考试，那么多徽州先辈是走不出大山，成就不了一番事业的。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古代徽州的教育文化不会发展到很高的一个程度。
如今北京长安街建国门段，路北边是中国社科院，在清朝时期是北京贡院，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就在这里举行；路南边有一条胡同，叫作鲤鱼胡同。当年有许多贫寒考生，在这条胡同里投宿。科举放榜的时候，这条胡同就热闹了。不断地有穿得破破烂烂、操着南腔北调的穷酸书生，接到喜报。昨天还没人搭理，今天就被人围着叫老爷了，真的是“鲤鱼跳龙门”。这条胡同也就得名“鲤鱼胡同”。
科举制从诞生直到1905年废除的1500年间，在中国可谓是雷打不动。皇帝可以换，王朝可以变，甚至统治的民族也在变，但开科取士的做法很少有人变过。一个野心家，或者心怀不满的人，要造反，也会说：“等我大事成功，我也开科取士去。”你看，他反对的是现有的王朝，而不是科举制度。
千百年来，科举制度以开放的姿态，高举公平公正的旗帜，给所有人希望。希望在，梦想就在，就有大批人支持这项制度。
科举考试的最根本优点是保证了社会流动性，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而它的精髓就在于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一旦有权有势的人，走关系、通关节、行贿舞弊，就破坏了科举的精髓，践踏了其他人的梦想。下层的人才，不能顺畅地流动到上层来，这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失去平衡，最终危及到政权的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科举舞弊是在挖清朝的墙角，会动摇清朝的统治根基。因此，肃顺认为，对顺天乡试负有领导责任的主考官柏葰“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
肃顺论证的角度，恰恰是咸丰皇帝当时最担心的事情。清朝已经内忧外患，咸丰皇帝看到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再看看周围的王公大臣们，各自守着自己的小圈子和既得利益，暮气沉沉，不思进取。皇帝科举取士的直接目的，就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挑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想不到，官僚集团只顾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后果只会是当官的人家世代为官，普通老百姓世代为民，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社会板结，后果只能是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造反的太平天国那一边，王朝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想到这里，咸丰皇帝简直恨透柏葰了：“我给你高官厚禄，你不但不干正事，还给我捣乱！”他大笔一挥，批准了专案组的意见，将柏葰斩立决。咸丰的圣旨是这么写的：
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大小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轻犯刑章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至于如是。柏葰身任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有年，且系科甲进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求请，辄即撤换试卷……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
柏葰这就被推到菜市口，准备开刀问斩了。每次死刑行刑，都有监斩官员，一般由刑部官员担任。这一次，咸丰派出了豪华的监斩阵容。监斩官是由户部尚书肃顺、刑部尚书赵光担任，足见这是一桩大案。
清朝从建立以来，极少有一品高官被判斩立决。即便有被判处斩首的，也在临刑之前颁布赦免诏书，改斩首为流放。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上看到类似的情景：一个装好人的文官，一手提着官袍或者拉着马缰，一手高举着圣旨，高喊：“刀下留人！”跑过来结束一段虚惊一场的表演。这是清朝自立国之初就沿袭下来的惯例。柏葰被绑赴菜市口开刀问斩之前，也以为到时候咸丰皇帝一定会刀下留人，赦免自己死罪，改为流放边疆。于是，他叫家人开始给自己打点流放的行装，准备圣旨一到就启程去外地。
监斩的肃顺，其实早就拿到了咸丰皇帝下达的死刑判决圣旨。但他就是不拿出来，还在刑场上装好人，和柏葰寒暄：“中堂大人，委屈你了，再委屈半个时辰就好了。”“中堂大人，家里可都安顿好了啊？”肃顺这是在享受胜利的喜悦。可在柏葰看来，这只是“刀下留人”一幕的前奏曲而已。他向四周看看，发现一个门生或者亲信都没来。柏葰就想：也对，一会儿我就要流放外地了，他们没必要到刑场来围观，说不定正在我家里帮我收拾行李呢！
柏葰一直等到午时三刻，期待中的赦免圣旨并没有来。肃顺却拿出了早就藏好的圣旨，大声宣布：“将人犯验明正身，开刀问斩！”
柏葰这才明白，肃顺刚才是在调戏自己呢，门生亲信们并不是没有必要来刑场，而是不敢来刑场。柏葰这才明白，自己即将创造一个历史。大刀落下，柏葰成为清朝唯一一个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大学士，也是中国历史上在科举案中被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柏葰堂堂一品宰相，最后死在了16两银子上。当初，柏葰坦然承认自己收了16两银子，说：“向系如此，随即收下。”清朝后期官场盛行送礼，各种“孝敬”满天飞，令人目不暇接。
清朝官场送礼首推“三节两寿”礼。三节，分别是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分别是官员和他夫人的生日。遇到这五个日子，平常人家也要相互送礼，官场中人更是逮住机会，大张旗鼓地送起来了，只不过金额大得惊人。比如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集馨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是800两白银；给八旗都统的礼物，每节是200两白银。这些人是有业务往来的。而陕西巡抚是粮道的直接上司，“三节”扩展到了“四季”，粮道每个季度送巡抚1300两白银。“三节两寿”礼对地方官来说比较实用，因为他们下属多，又管事管钱，能收到厚礼。对于京官来说，最在意的是“两敬”。一个是冰敬：夏天送钱，名义是买冰降温祛暑；一个是炭敬：冬天送钱，名义是买炭保暖御寒。时节一到，地方衙门纷纷派人往京城各个衙门和相关官员家里送钱。对于利益相关的京官，地方官还多送一个“瓜敬”，顾名思义就是送钱让京官买些瓜果蔬菜吃。京官的另一个重要收礼途径就是“别敬”。新官拿到委任状离京赴任之前、地方官在北京办完公事离京之前，都要给相关衙门官员和熟悉的京官送礼告别。此外，地方官府因为公事找中央部委，也要送礼，称为“部费”。部费的金额，从几十两到几万两不等。
柏葰才收了16两银子，完全是一个小数目。在银子满天飞，你收他收我也收的大环境下，柏葰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和清醒。他的死，是罪有应得，又是社会腐败风气的牺牲品。当一个社会面对违法行为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时，人的道德水平会被拉低，社会将陷入混乱。大家都既是违法者又是牺牲品，任何人都不能幸免。
五、条子满天飞的后果
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柏葰被斩首示众，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因为科举考试舞弊被杀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创造了一项历史纪录。但是，顺天乡试舞弊案并没有因为柏葰的被杀而结束。因为，考场里舞弊的考官并非柏葰一个。要知道，在圆明园复核所有试卷的时候，有问题的卷子高达50份。
还记得向柏葰求情录取罗鸿绎的同考官浦安吗？浦安这个人的心理素质非常差，入狱后不仅对伙同罗鸿绎考场作弊的事情供认不讳，而且还把自己在考场内外的所见所闻都招供得格外仔细。其中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浦安供称目睹了副主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在考场中收到很多条子。而且，程庭桂对收到条子，非常自豪。据说在考试开始之前，他就拿着一大叠条子，公开炫耀说：“哎，今年收到的条子太多了，这可让我怎么办呢？”于是，副主考程庭桂也被专案组请过来“喝茶”了。
程庭桂承认在考试期间收到很多请托的条子，都是儿子程炳采转送的。这些条子自己看过之后，当场烧掉了。条子上的人，自己一个都没有录取。按照程庭桂的这个说法，他非但没有错，而且坚持原则，有功。
程庭桂为官多年，老练得很，看起来是很难突破了。好在他说条子是儿子程炳采送的，于是，程炳采也被专案组拉来做客了。
这个程炳采，年轻得很，完全不像父亲程庭桂那样有心机，嘴巴也不像父亲那样严。一进专案组，程炳采就把收到的舞弊条子的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供认，刑部侍郎李清凤的儿子李旦华、工部郎中潘曾莹的儿子潘祖同、湖南布政使潘铎的儿子潘敦俨等人都给他塞过条子，拜托他父亲在乡试的时候多多关照。而塞条子舞弊的考生包括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国子监学录王景麟等，他们“回炉”参加科举的目的，和罗鸿绎是一样的，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途。此外，塞过条子的一般秀才，就更多了。程炳采供认出来的打招呼的人几乎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事态越来越严重。他每多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专案组成员就皱一下眉头。
最后，程炳采抬头看看专案组里的兵部尚书陈孚恩，小声说：“陈大人的公子陈景彦，也送过条子。”这一下，陈孚恩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专案组成员也牵涉科场舞弊，这案子还怎么审下去？
条子满天飞，把考生和考官都牵涉进来，再加上当事人背后的人际关系网络，让科举考试完全变味了。这是科举制度发展到清朝后期的一个特有现象。
科举那一年的五六月间，是确定正副主考官、同考官的时候。北京城和各省省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纷纷出动，或拜访、或贿赂已经或可能成为考官的官员。考试还没开始，考官们计划录取的亲戚朋友、暗中答应录取的考生，再加上达官贵人们塞条子打招呼要求录取的考生，条条块块、方方面面，已经占去了大部分的名额。考官们与其是在阅卷，不如说是在权衡各方关系。关系户很多，录取名额有限，考官们必须反复推敲，比按照真才实学来评定高下更难更辛苦。他们先按照打招呼的人的官爵高低来录取嘱托的关系户，其次是按照贿赂的多少来录取关系户，如果考生给的钱一样多，那就兼顾一下名声的高低、答卷的优劣。最后的录取名单，写上那些必须录取的考生之后就没有几个名额了，再挑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没有背景的普通考生，把名字写上去，当当花瓶，应付舆论。顺天府是首都，考试的问题最多。顺天府的主考官和同考官们，一般是京城里的高官显贵，不用皇帝公布名单人们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有能力者早早地就有针对性地做这些人的工作，拿着金银财宝，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几乎没有失手的。
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人情关系、权力网络。它们比赤裸裸的贿赂更厉害，考官未必会收贿赂，但他如何怎么样都摆脱不了人情和权力的罗网——事实上，高官子弟往往不需要向考官行贿，就能在考试中受到照顾。权力因素始终影响着科举考试，扼住了官场准入的咽喉。科举制度原本想尽可能地刨除掉家庭背景、权力因素和财富等等的影响，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舞台，让贫寒子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们有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到清朝后期，贫寒子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们又一次成了弱势群体。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条子，就是条子背后的达官显贵和人情世故网络。
当专案组成员之一的兵部尚书陈孚恩，得知自己儿子涉案后，马上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他在奏折中说，自己回家后，马上好好教训了不肖之子陈景彦，得知陈景彦的确向考场内送过条子，自己感到万分震惊，请求将儿子陈景彦革职，同时申请回避此案，并请求皇上处分自己。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陈孚恩的儿子陈景彦是刑部候补员外郎，而李清凤的儿子李旦华是工部郎中。他们都是有官职的人。中国古代有任子制，或者称为恩荫制，就是高官的儿子可以直接当官。清朝继承了这种做法，规定一品高官的子孙可以授予五品级别的官职、二品高官子孙是六品、三品高官子孙则是七品，而四品官员子孙对应细末小官或者免试进入国子监读书。清朝官员只要做到四品以上，也就是地方官道台、京官副卿等以上，就给儿子赚到了一顶乌纱帽。像陈孚恩、李清凤这样级别的官员，儿子当官是很容易的事情。清朝皇帝召见高官，寒暄的时候常常提起的话题就是：“你儿子是否当差？在什么地方当差？”这样当官的人，虽然只是杂途官员，比不上正途出身的进士们，但毕竟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
话说回来，陈景彦等人给人传递的条子，不是请求考官录取自己，而且辗转给其他考生传递的。这些考生也不知道拐了几道弯，才搭上关系让陈景彦这样的公子哥儿把条子递进去。同样，陈景彦等人也是拐了几道弯，才认识这些拜托自己办事的考生。他们很可能从中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但在条子满天飞的环境下，见怪不怪了。没有想到，咸丰皇帝下定决心要整顿科举考试。他们就只能怪自己撞到枪口上了。
咸丰皇帝对陈孚恩积极主动的态度还是满意的。下圣旨将陈景彦革职，审理彻查。陈孚恩并不知情，应该受什么处分，按照正规渠道办理即可，但是不用退出专案组。舞弊案有关陈景彦的部分，陈孚恩必须回避，其他内容相信陈孚恩会秉公办理，不用回避。
有咸丰皇帝的鲜明态度，有柏葰的前车之鉴，舞弊案继续推进。相关递条子的人，纷纷逃出了北京，很快就被得到通知的当地官府捉拿归案。程炳采被斩首，成了舞弊案中死的第7个人。副主考程庭桂按律也该斩首。咸丰皇帝看到他儿子刚刚被斩首的分上，法外开恩，将程庭桂革职，发配到新疆去效力赎罪。据说发配的当天，陈孚恩还来给程庭桂送行。陈孚恩哭着拉着程庭桂的手说：没有保住你儿子的命，很对不起你！程庭桂回答：我的命能保住，就已经很不错了。
传递条子相关的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陈景彦都被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同考官邹石麟为平龄更改朱卷，被革职、永不叙用。磨勘查出试卷有问题的举人余汝偕等十二名，并同考官徐桐、钟琇、涂觉纲、何福咸，对读官鲍应名等人，都按照程序先后受到处理。最终，顺天科场舞弊案总共惩处91人，其中斩首5人、流放10人、革职7人、降级调用16人、罚俸38人。
如此严重的处罚，让满朝官员都大惊失色。柏葰死后多年，他的门生故旧，没有一个人敢去祭奠他。很多官员在考试前还因为没有被委派为考官，觉得可怜，觉得委屈，案发后都暗自庆幸没有被选为考官。的确，在普遍违规违法的大环境下，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顺天科场舞弊案惩处后，科举考试立刻纪律严明起来。这个案子一直拖到咸丰九年的上半年，才陆陆续续处理完所有案犯。当时正是全国的会试，考官们再也不敢携带家人进入考场，凡事亲力亲为，严格按照规定来执行。考场纪律立刻严明起来，考生入场时，监考的官员格外认真地给每个人搜身，一个纸片、一个字都不让携带进入考场。通关系、走后门的情况不能说绝迹，也变得非常隐秘。考官们都亲自阅卷评判，看到条子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躲得远远的。《清史稿》评价这个案子说，“科场清肃，历三十年”。从咸丰九年到清朝灭亡，再也没有爆发过大的科举舞弊案件。柏葰的死，换来了三十年相对公平公正的科举环境，也算是死得其所。
之前我们说到，科举制在中国雷打不动。皇帝可以换，王朝可以变，但开科取士的做法很少变过，可见科举有它存在的理由。
但是现在，科举制度的名声并不好。很多人批评科举考试有许多僵化规定，非常不好，尤其是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科举刚开始的时候，考试文章允许自由发挥，没有固定要求。但是由于考生的观点、文章的体例、行文的习惯不同，考官们的标准也不同，考官阅卷的难度很大，改得很累，落榜的考生还很不服气，总之是大家都不满意。这种局面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发生了改变。朱元璋是从社会最底层打拼上来的皇帝，讲究实用且带有浓厚的平等思想。据说他主持科举考试和听取大臣汇报的时候，总觉得大家写的文章华而不实、言之无物，词语太华丽、典故太多，就是重点不突出。朱元璋就想统一天下文章的体例格式。同时，之前的科举考试有利于有钱有势的世家子弟出头，他们熟悉政治话语、家学基础良好，而朴实无华的贫寒人家的子弟就吃大亏了。朱元璋于是规定，大家必须用同样的参考书，写同样规格、同样内容的文章，尽可能地去除家庭基础对考生的影响。朱元璋规定的标准文章就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很多硬性要求。比如，考试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必须根据程朱理学的精神作答。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全文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怎么写、用什么句式，哪一句话亮出观点，哪一句话是引用都有规定。
朱元璋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高度规范文章的要求遇到现实的中国人就变了样。八股文很快堕落为刻板、保守的牢笼。读书人聚精会神地研究八股文的格式、句法，将四书五经和朱熹文章从头背到尾，什么唐诗宋词、什么民间疾苦都抛之脑后了。八股取士录取了很多背死书，只会写八股文的书呆子。
清朝有这么一个笑话，说有个书生在读《史记》，本乡一位前辈进士过来问他：“你在读什么书？”书生说：“《史记》。”进士问：“谁写的？”书生回答：“司马迁。”“司马迁是哪年的进士啊？”“司马迁是西汉太史令，没有功名。”进士马上不高兴了，说：“原来没有功名啊。那我拿他的书来看看。”他拿过《史记》翻了几页，扔在一旁说：“此书于科举无益，看它做什么？”
顾炎武曾愤慨地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焚书坑儒活埋的只有数百人，而八股取士禁锢的是五六百年读书人的智商和精神。发展到最后，连皇帝本人也看不下去了。光绪皇帝有一次亲阅进士考卷，发现大多数考卷雷同，毫无用处，不禁感叹说：“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也难怪学非所用。”
科举制度更大的问题是，助长了读书人的功利心和官本位思想。读书人只知道有科举功名，不知有天下和百姓，只知道要当官要升官，不知有人格和善恶，全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官本位思想。功名和官职成为评判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腐蚀了社会的道德良知。
古代朝廷很早就用高官厚禄来吸引士人。科举制强化了这种做法，放大了读书人的功利心。科举制度给予有功名的读书人极大的利益和虚名，让社会错误地在“荣华富贵”“科举功名”和“读书考试”三者之间画上等号。“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书中车马多于簇。”面对诱惑，读书人一头扎进四书五经中去了。
科举制度的确有许多问题，越到后来问题越多。但是，一项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项制度发展几百年后，人们回头再看，总会发现它和最初的设计并不吻合。科举制度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挑选，试验了多种人事制度后设计出来的成果。它并不完美，但却是我们祖先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人事制度了。
科举考试，培养出来了范进、孔乙己这样的怪胎，但也选拔出来了王安石、张居正和曾国藩。可见，许多真正的人才并没有被科举的问题打倒，而是走出科举的羁绊，凭借科举的平台实现了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