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十，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的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死时，葛品连的母亲、妻子毕秀姑和房东都在场。母亲亲手为葛品连换了衣服，当时尸身正常，并无异样。夜间，葛品连的尸体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葛母遂对儿子的死产生了怀疑，便在十一日黎明叫上地保，赴县衙报案。她在呈词中亦说儿子死因不明，请官府侦查，并无涉及任何嫌疑人。知县刘锡彤带上仵作、衙役一并去查勘尸体。
刘锡彤在去验尸的途中，富有“八卦精神”的幕僚和衙役们听说死者的妻子是毕秀姑，开始议论起她的传闻来。
毕秀姑，年轻貌美，水灵得很，因为常常穿件绿衣服围条白裙子，人送绰号“小白菜”。葛品连、毕秀姑夫妇都是最底层的小老百姓，全靠在豆腐坊帮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连房子都没有一间，婚后租住了本县举人杨乃武的房子。杨乃武夫妇对毕秀姑很好，常邀请毕秀姑同桌吃饭，杨乃武还曾教毕秀姑识字。坊间就传闻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羊（杨）吃白菜”。葛品连个矮貌丑，本来就担心妻子年轻美貌，听到传闻后信以为真，一度和毕秀姑发生口角打斗，后来干脆搬离了杨家，另外租屋居住。如今，葛品连夫妇搬入新居没几个月，丈夫就暴亡，人们很自然联想到杨乃武与毕秀姑的“绯闻”来。
恰巧，刘锡彤和幕僚、衙役们都很讨厌杨乃武。刘锡彤早就恨死杨乃武了，决定抓住杨乃武若有若无的嫌疑，置他于死地。刘锡彤为什么这么恨杨乃武，杨乃武又是怎么得罪官府众人的呢？
杨乃武的女儿在《我父亲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真相》中回忆：“我父亲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他总是好管多说，又常把官绅勾结、欺压平民等事编成歌谣。官府说他惯作谤诗，毁谤官府。”
余杭仓前镇，距县城十余里，地临苕溪，舟运畅达，当年是漕米集中的地方。百姓完粮，陋规极多，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量米时还要用脚踢三脚，让米溢出斛外，溢出的米不许农民扫取。受欺的都是一些中小粮户，他们叫苦连天。我父亲代他们交粮米，又代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粮胥克扣浮收，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积弊，减轻粮户额外负担。当时余杭县官刘锡彤，为官贪暴，见我父亲写状子告粮吏浮收舞弊，认为是多管闲事。仓前镇收粮官何春芳更反咬我父一口，说我父鼓动农民抗粮不交，代农民包交漕米，从中牟利。刘锡彤根据何春芳的反诉，传我父去讯问。我父据理辩白，刘锡彤说我父吵闹公堂，目无王法，面加斥逐。钱粮之舞弊如故。我父亲愤恨不过，于夜间在县衙照墙上贴上一副对子：“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因为大清曾有明令，量米不许用脚踢，抚台也有布告，溢米准由粮户扫取，但余杭却仍是不改。由于此事，县官、胥吏都怨恨我父亲。
后世有人说杨乃武是余杭县的“讼师”。此说没有确信，但是杨乃武即便不是职业讼师，但实际上也替老百姓向官府争取权益。杨乃武有举人功名在身，拥有见官不拜、不受刑罚等特权，他就用这些特权来为民办事、打抱不平。在清朝地方官眼中，部分“不良生监”，“包揽词讼”，煽动百姓抵抗政府，是控案纷繁、地方难治的重要原因。清朝对这些地方读书人的争权行为，尤其适合生监与百姓联合、生监与生监联合的集体行动，极为厌恶。
杨乃武的所作所为，在知县刘锡彤看来就是挟制官府的“领头羊”。漕粮一事，涉及多少食利者，涉及多大的利益啊，局外人避犹不及，杨乃武偏偏在这个问题上“奋不顾身”杀进去。他先是批评官府的陋规权力（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量米时还要用脚踢三脚），后来“变本加厉”地代百姓交粮。因为杨乃武是举人，官府很难从他身上榨取陋规收益。他坚持不缴纳火耗、折耗，不让衙役踢米，官府也拿他没办法。最后，“大胆”的杨乃武发展到帮助老百姓告官，要求县衙废黜陋规，一切按法律规定的来办。刘锡彤批评他几句，他竟然敢在衙门口前写“大字报”攻击政府，这不是激化矛盾吗？
上至一把手刘锡彤，下至指望陋规养家糊口的底层差役，都讨厌杨乃武。如今听说杨乃武涉案，刘锡彤等人心中反而觉得舒坦。一个案子，现场还没查看，尸体尚未勘验，父母官内心就已有倾斜了。
正式验尸时，刘锡彤看到尸身已经开始膨胀，上身作淡青色，肉色红紫，口鼻里血水流入两耳。当时是十月，南方气温还比较高，加上葛品连死前胸闷挣扎，尸身的确有些失常。刘锡彤等人将此认作“服毒身亡”，在验尸报告上写葛品连七窍流血、肌肉发黑。
刘锡彤马上把毕秀姑带回县衙，坐堂审讯。所谓审讯，先是诱供，然后是逼供。刘锡彤先百般劝诱毕秀姑“毒药从何而来”“曾与何人通奸”“是否与杨某有过奸情”，已经把案子认定为杨乃武与毕秀姑合谋毒杀葛品连了。毕秀姑虽然对丈夫“服毒身亡”感到诧异，但也坚称杨乃武除教自己识字读经外，两人并无奸情，更不知道是谁毒死了丈夫。马上就有人逼毕秀姑说是她谋杀亲夫，这个罪名一成立，就要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要想活命，只有说是杨乃武叫她下毒，这样她就不用死了，而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也不会被处死。经过一天一夜的引诱催逼后，毕秀姑在第二天“承认”本月初五从杨乃武那里拿来砒霜毒死了葛品连。
刘锡彤随即申请上司，革去杨乃武的功名，将杨乃武“逮捕归案”。
杨乃武和杨家人也同时展开了申诉活动。堂弟杨恭治、妻弟詹善政到县衙申诉，说本月杨乃武的丈母娘病逝，杨乃武初五那天在城外南乡老丈人家守灵，并没有外出，不可能在城里交给毕秀姑砒霜。有数以十计的人可以为杨乃武作证。刘锡彤置之不理，将来人赶出去了事。
刘锡彤将案卷呈报杭州府，请知府陈鲁定罪。刘锡彤和陈鲁的关系很好，刘锡彤又亲自到杭州将杨乃武的种种“不法行径”一说，陈鲁也对杨乃武破坏泛权力体系深恶痛绝。他一开始审问，就严刑逼供，给杨乃武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杨乃武几次晕厥，熬刑不过，只得承认给毕秀姑砒霜，毒死了葛品连。陈鲁按律定罪，判“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并上报给浙江按察使。
按察使承担核查重任，但在实践中流于形式，不问案犯与证人，不看证据，翻翻案卷就认为原审无误，照原拟罪名上报巡抚。
浙江巡抚杨昌濬按照规定接到死刑案件，必须进行全面审查。杨昌濬的做法是派了一个候补知县郑锡滜，到余杭去密查。说是“密查”，郑锡滜到了余杭后住在县衙里，刘锡彤盛席招待，又贿赂了一笔钱。郑锡滜找了当地衙门安排的几个证人一问，就以“情况属实”回去交差了。杨昌濬大笔一挥，核准了杨乃武的死刑，呈报刑部。
一场有意陷害的冤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经过了四次审讯、走完了县府省三级手续，眼看就要成定案了。只要刑部批复一到，杨乃武就要人头落地了。
幸运的是，朝廷有一套完整的司法纠错制度，杨乃武可以不断上告。一开始，杨乃武对于上诉洗刷冤情抱有很大的希望。姐姐杨菊贞入狱探监，与杨乃武商量京控。杨乃武自拟呈词，历数冤情及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杨乃武的女儿说：“同监的犯人很多，也鼓励我父上控。”“写呈词没有纸笔，有个监视我姑妈探监的狱卒，很同情我父，设法弄来纸笔。我父将呈词拟好，交给我姑妈带出。”
清朝司法不允许女子告状，如果实在要告也必须找个代理人，称为抱告。于是，杨菊贞以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作抱告，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带着刚刚出生的儿子杨荣绪，身背黄榜（冤单），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多月到达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投递诉状。杨家充满艰难辛酸的洗冤过程正式启动。
在之前的“京控自戕案”中，我们简单介绍了京控制度。随着京控事件增多，朝廷对此项制度内心是抵制的，可又不能废除，只好设置了种种的“软障碍”。
都察院给上诉者设置的一大“软障碍”就是“挑错”。先不管案情是否真有冤枉，都察院先给申诉设置程序上的、文字上的、个人称呼上的乃至纸张尺寸大小上的毛病，将申诉驳回，拒之门外。一般百姓哪里清楚司法公文的种种门道，很难递上完全符合都察院满意的诉状。那就对不起了，都察院以诉状“不合格”为由，将你赶走。好在杨乃武毕竟是举人出身，经常替百姓写诉状，程序性文字性的刁难难不倒他。他交给杨菊贞递上的诉状，完全合格，让都察院的老爷们挑不出毛病来。
都察院就执行了第二套方案：发审。清朝晚期，绝大多数的京控案件已经到不了御案，直接发回案发地审理。案发身份几乎都维持原判，而且会借机绞尽脑汁为案中漏洞弥缝，使之更为周密详致，让人更难从材料中找到破绽。都察院这么做，既免除了自己的麻烦，又向地方官员示好，客观上把申诉者“卖”给了地方官。
杨菊贞的上诉，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就是“押解回浙”，交巡抚杨昌濬审理。杨菊贞等人天真地拿着都察院的处理意见，辛辛苦苦返回杭州，到巡抚衙门要求重审。杨昌濬等人见杨乃武一家竟然不服判决，上京城告御状，这还了得。这不是刁民是什么？象征性的重审，变成了对杨乃武的第二轮迫害，“这些问官，恨我姑妈上控，提审时不待我父开口辩冤，即用重刑威吓”。杨乃武、毕秀姑两人再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再次对罪行“供认不讳”。浙江省维持原判，向刑部报告。
至此，杨乃武案走完了帝国司法制度的所有环节，没有一点程序上的问题。申诉制度非但没有厘清事实，反而证明了杨乃武“杀夫谋妇”证据确凿、原审得当。
二
杨乃武申诉无望，痛定思痛，得出了一个结论：法定的司法制度是拯救不了自己的，要想洗冤必须借助“法外之力”。杨乃武不是一般的市井小民，他冥思苦想，让姐姐杨菊贞去找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内阁中书汪树屏。杨乃武和他是同年关系，知道汪树屏祖父担任过内阁大学士，哥哥汪树棠则在都察院做官。第二个人是吴以同。杨乃武和他的关系最亲密，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同年。吴以同虽然没有官职，但在著名官商、东南首富胡雪岩家当家庭老师。依托胡雪岩的人际网络，吴以同的衍生权力不可小视。第三个人是夏缙川，是个武举，和杨乃武关系也不错。夏缙川的堂兄夏同善是浙江有名的才子，进士出身，获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夏同善担任过江苏学政、兵部右侍郎，杨乃武案发时正丁忧在家。
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胡雪岩为他饯行。吴以同作陪，将杨乃武的冤情向夏同善述说了一遍，夏同善表示同情，答应回京代为斡旋。吴以同又介绍杨菊贞见胡雪岩，胡雪岩赞助了杨家一笔钱，作为今后申诉和生活的费用。杨乃武的人际关系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了。有了这些基础，同治十三年九月，杨菊贞和詹彩凤、抱告姚贤瑞第二次上北京申诉。
到了北京，夏同善介绍杨菊贞访问了浙江籍的京官三十余人，争取了浙江籍京官的普遍同情，做好了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然后，夏同善又找了翁同龢。翁同龢与夏同善关系亲密，曾一起当过光绪皇帝的侍读。翁同龢友情难却，加之对杨乃武的遭遇也很同情，便答应替杨乃武说话。作为慈禧眼前的红人，他顺利地将案件面陈了两宫太后，请求重视此案。杨乃武的案子至此算是“上达天听”，连皇上、太后都知道了，下面的人就不能对此案马虎搪塞，胡乱处理了。
翁同龢和浙江籍京官愿意插手此事，其中有真心同情杨乃武的因素，更有权力斗争的需要。翁同龢是江苏人，和浙江籍的京官们一起组成了“江浙帮”。江苏、浙江一带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太平军占领，朝廷借湘军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二十多年，出身湘军系统的官员占据了东南各省的要职肥缺，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江浙一带的官僚士人早就对此不满了。杨乃武案发时，浙江上下就在湘军派系势力范围内。杨乃武冤案涉及湘系许多官员，翁同龢正好借此案，敲打敲打他们。如果能够扳倒一批人，还能填补空缺，所以江浙官员们开始起劲地在杨乃武案子上做文章。这大大出乎杨乃武的意料之外，他的案子开始从谋杀案变为了政治事件。话又说回来，一件小案子如果没有经过层层演化“加内容”，也到不了慈禧的耳边。
所以，当杨菊贞第二次京控递状，要求复审杨乃武案子的时候，状子很快到了慈禧的手上。慈禧迫于江浙官员和湘系官员双方的压力，答应了重审的要求，不过指定由浙江巡抚杨昌濬负责。她下谕旨叫刑部令饬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务得实情。
杨昌濬接到命令后，必须重审。开始，他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审问。许瑶光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之前审案的系列官员，又不能不认真审案。审问时，许瑶光没有动刑，杨乃武、毕秀姑都翻供，当堂呼冤，证据和证人也经不起推敲。许瑶光知道杨乃武是冤枉的，采取了拖延战术，审了两个多月不敢定案，也没有回复。
江浙帮官员忍不住了，给事中王书瑞奏请另派大员前往浙江审办此案。慈禧直接委派新任浙江学政胡瑞澜重审。胡瑞澜知道杨乃武是巡抚定的案子，翻不得，连忙借口自己不熟悉刑狱来推脱委派，奏请另请贤能。慈禧不准，胡瑞澜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了。杨昌濬得知胡瑞澜重审后，找胡瑞澜“交流感情”，说杨乃武一案已经浙江各级官员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变动。他借口胡瑞澜曾说自己不熟悉刑狱，推荐了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帮同审理”。边葆诚是杨昌濬的同乡、刘锡彤的姻亲，基本把持了审讯，架空了胡瑞澜。几次审讯都是边葆诚发话讯问，只要见到杨乃武和毕秀姑翻供，他就喝令差役大刑伺候。边葆诚展开车轮战术，日夜熬审杨乃武和毕秀姑，各种刑具都使用了。杨乃武两腿被夹断，毕秀姑十指拶脱，被铜丝穿入乳头。二人熬刑不过，再次“供认不讳”。画供时，杨乃武已奄奄一息，神志模糊，无法自己画供，由两旁差役拿起他的手，捺上指印。最后，胡瑞澜再次以杨乃武“斩立决”、毕秀姑“凌迟处死”的结果上奏。
慈禧两次谕令重审，都没有翻案成功，湘军派系大小官员都认为杨乃武案将铁案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江浙官员暂时败下阵来。
三
江浙官员总结经验，认为只要杨乃武的案子还在浙江审理，就不会得出公正的结论来。翻案的最好方法是将杨乃武案“提审”，拿到北京来审理。
主意已定，一场新的更大的申诉潮迅速掀起。夏同善、汪树屏等串联在京的浙江籍官员、翰林、举人，以杨乃武案涉及浙江读书人的脸面相号召，最终征得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等三十多人联名向都察院及刑部控告，揭露杨乃武案虽经府、县、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请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大众，以释群疑。官员联名申诉，在政治体制中是一件大事，都察院等不敢处理，马上转呈。刑部侍郎袁保桓、御史边宝泉也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直接审讯。在京的杨菊贞则反复向各衙门递呈，请求提京审问。
慈禧太后开始犹豫了。她考虑的不是杨乃武是否真的蒙冤，而是将此案提京审讯，本身就是对浙江地方官员的不信任，会打击地方官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挫伤整个湘军派系。加上京城的湘系官员也在暗中活动，以案情明了、罪犯已多次认罪为由，反对提京重审。慈禧一度借口提京重审劳累地方，流露出拒绝奏请的意思。
翁同龢、夏同善和翰林院编修张家骧三人有机会在两宫太后身边，他们就利用一切机会为此案游说，提升到了“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的高度。慈禧不是在意湘系人马的感情和利益嘛，可如果不提京重审也会伤害浙江所有士人的感情。权衡之下，慈禧再下谕旨，命将杨乃武案相关所有人证物证和案卷提京审问，交刑部彻底根究。
杨昌濬接到提解人犯的上谕时，大为不满，发了几句牢骚，说：“朝廷这么不信任地方，我们以后工作还怎么做！”牢骚归牢骚，他不敢公然违旨，只能将所有人和物，包括葛品连的棺材都押解进京。
朝廷组织了三法司会审。头一天大审可热闹了，刑部尚书桑春荣、皂保主审；都察院、大理寺派人参加会审；不少侍郎、御史和在京的地方督抚、州县陪审、观审，其中以江浙和两湖籍的在京官员为多。现场还有外国记者前来采访，杨乃武一案经上海《申报》大肆宣扬，已经成了当时新闻界追逐的热点。众目睽睽之下，所有人员都规规矩矩，不敢有半点差错。杨乃武的案子本来就很简单，没有证据，很快就审问清楚了，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杨乃武和毕秀姑毒杀了葛品连。第三天，刑部开棺验尸，司官验，堂官验，仵作验，验得尸骨牙齿及喉骨皆呈黄白色，没有服毒痕迹。刑部官员询问了多名有经验的仵作，大家都认为葛品连并非中毒身亡。于是，真相大白。有个法国记者听说验尸结果无毒，跑到关押杨乃武的木笼边大喊：“无毒，无毒。”
案情虽然大白，但离平反还有很大的距离。朝野对杨乃武案争论的幕后焦点不是案情如何如何，而是对浙江地方官员的信任与处置问题。杨乃武和毕秀姑蒙冤了，那造成冤案的数十名官员如何处理呢？京城出现了意见针锋相对的两派势力：“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张家骧、夏同善为首。因为翁同龢是江苏人，张家骧、夏同善是浙江人，附和的又以江浙人为最多，所以称为江浙派，又称朝议派，这些人多系言官文臣。另一派是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系湖南、湖北人，称两湖派，又称为实力派。因为这一派都是几个封疆大吏，掌握实权。”前者要求严惩，后者要求不处分。
四川总督丁宝桢正在北京，盛气凌人地质问刑部官员，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丁宝桢的依据是葛品连已经死了超过三年，毒气早就消失，毒消则骨白，怎么能够凭着骨为黄白色就断定葛品连不是被毒死的呢？因此，丁宝桢认为承办此案的浙江各级官员照章办事，没有错误，不应给予任何处分，认为杨毕二人仍应按照原拟罪名处决。针对丁宝桢的论据，刑部有人指出骨头表面的毒气的确可能消散，但深入骨髓的毒气不会消散，可敲断葛品连的骨头并无发现里面有暗黑色，可见并无中毒迹象。
听说刑部要参革杨昌濬及有关官员，丁宝桢竟然跑到刑部咆哮公堂，当面斥责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并威吓说杨乃武“铁案”如果要翻，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桑春荣的确年老颟顸，本无主见，凡事明哲保身，被丁宝桢一吓就不敢说话了。另一个尚书皂保（清朝六部各有满汉两名尚书）早接受了杨昌濬的贿赂，顶着江浙帮的压力，硬是不表态。结果，刑部在真相大白后的几个月里，迟迟拿不出处理意见来。无辜的杨乃武、毕秀姑等人在监牢里度日如年了好几个月。后来实在拖不下去了，刑部回复了一个奏折。在这个奏折里，我们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内容。
首先，刑部承认杨乃武和毕秀姑毒杀葛品连的“证据不足”，原审的确“不当”。对于之前历次审讯的徇私枉法、严刑逼供等事都抹去不提。尤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刑部回复说被打断了腿落下终身残疾的杨乃武是“皮肉伤”，已经基本痊愈了。
其次，对于核心的纠错处分内容，刑部认为杨乃武和毕秀姑虽然没有杀人，但两人之前同桌吃饭一起读书写字，有伤风化，还是要杖责处罚；认为杨昌濬、胡瑞澜等地方官员在此案上有失误，“应当处分”。至于怎么处分，刑部没有说，把皮球踢给了慈禧太后。这真的是一份“骑墙派”公文的范本。
可是别忘了，江浙帮也是朝议帮，清议的本事了得，里面不少是写奏折骂人的高手。在翁同龢的授意下，御史王昕出面上了一个奏折，弹劾杨昌濬、胡瑞澜等人。他先简略地说了一下杨乃武等人差点被诬陷致死，再说这已经严重伤害了浙江人民的感情，后果很严重。当然，这些理由慈禧太后也知道，不足以打动老佛爷。王昕的高明之处在于接下去就说某些封疆大吏“目无朝廷”，对朝廷发牢骚，说怪话。“比如”浙江的杨昌濬就说朝廷提京审讯的谕旨是给地方增加麻烦。这些年来，到北京申诉的案子没有一件翻案成功的。光绪皇帝登基不久，这种倾向很危险，希望太后老佛爷注意。
王昕的这一棒子打得又狠又准。慈禧太后对权力很敏感，对清朝中叶后地方势力坐大的倾向很提防。比如湘军收复江南后，慈禧就空降了一个并不能服众的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而不是湘系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目的就是监督、统帅江南的湘系势力。不想，马新贻上任不久就被人莫名其妙地用匕首捅死了，慈禧严旨追查了多次，终究还是一桩糊涂案。不过据说，马新贻死后，有湘军将军聚会庆祝，湘系人马还对刺马的刺客赞赏有加。慈禧已开始提防湘系人马在地方的坐大和跋扈。王昕适时地将杨昌濬等人的草菅人命和拖沓重审，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较量联系起来，慈禧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光绪皇帝刚刚登基，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正担心天下对其擅权专断不满呢！杨昌濬敢“目无朝廷”，正好撞到了慈禧那杆寻找惩戒目标的枪口上。
光绪三年（1877）二月，杨乃武案谕旨正式下达。冤案的始作俑者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发配黑龙江效力；浙江巡抚杨昌濬、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等人都革职，相关的官吏、幕僚、仵作和参与伪证的一干人等都统统惩罚。经手的浙江按察使已死，湖州知府许瑶光拖延没有回复，都免于追究责任。此案过后，浙江几十顶顶戴落地，湘系官员为之一空，势力大损。
而无辜的毕秀姑不避嫌疑，致招物议，杖八十；杨乃武不遵礼教，革去举人，杖一百。杨乃武拖着残腿遍谢为自己鼓与呼的浙江籍京官。有人见了，有人不见。有人原本就不是因为杨乃武这个人而加入与湘军派系的混战的，见不见杨乃武都无所谓。
杨乃武“出狱后，家产荡然，生活困难，依靠亲友帮助，赎回几亩桑地，以养蚕种桑为生”。依然有百姓找杨乃武写状子。杨乃武劫后余生，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胆气和锋芒，能够推掉不写的尽量不写，实在推不掉的就用水写在板子上让当事人赶紧抄录。目的是不留任何文字，以免再惹祸上身。经过血淋淋的打击，杨乃武虎口逃生后学乖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刘锡彤等人虽然没有害死杨乃武，但完全起到了杀灭一个泛权力破坏者的目的。1914年9月杨乃武因病身亡，年74岁。
毕秀姑出狱后，回到余杭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香火很不好，毕秀姑以养猪、养鸡了其残生，死于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