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江苏省江宁（今南京）保甲局破获了一起盗窃案，抓到一名叫李大凤的盗贼。这个李大凤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仅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还招供了许多同伙的罪行以及官府不掌握的情况。其中，李大凤就供出，四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年的年底，自己的表弟朱彪失踪了。李大凤后来从盗匪圈子里得到消息，说朱彪被两个小混混——周五、沈鲍洪，合谋杀死在了江宁。
官府得到信息后，迅速缉拿了周五、沈鲍洪两个人。这两个人稍微一审讯、一用刑，就承认了杀人的事实。他俩分别供述，光绪三年的十二月初九日的夜晚，两人在江宁府上元县三牌楼的竹园旁，将朱彪用刀砍死，然后弃尸潜逃。周五、沈鲍洪供词相互印证，时间、地点和作案手法完全一致，可以认定这是一桩可信的杀人案件。
但是，审讯的官员们一点儿都没有意外破获一桩人命大案的喜悦。按常理来说，轻松破获了这么大一个案子，大家应该高兴才是。可是，没有人高兴，负责记录供词的书吏甚至越往后写，手都开始哆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周五、沈鲍洪供认的这桩杀人案，和四年前的另一起杀人案，高度重合，极有可能是同一起案子。而那桩案子，当时就已经结案了，已经有两个人被当作杀人真凶，斩首示众了！
那一起案子发生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十，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当天上午，有人在江宁城内三牌楼的竹园旁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经地保报告上元县知县后，第二天，县衙门仵作来验尸。仵作验明死者身上有多处伤痕，发辫被砍落，无存，显然是被人所害。现场勘验，又发现了尸体旁遗落有表芯纸、石灰包、篾刀、草鞋等物品，地上并没有血迹和践踏留下的痕迹。这是一起死者身份不明，追查线索极少的杀人命案，侦破难度不小。
堂堂两江总督驻地、江南烟花繁华处，竟然出了如此恶劣的凶杀案。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接到报告后，很吃惊，也很愤怒！他命令营务处总办洪汝奎，专门负责此案，缉拿凶犯。
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营务处是什么机构。晚清末期，局势动荡，战乱频发，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就地招募军队，弹压地方，设立营务处负责军队行政、维持驻扎地方的治安等。总督、地方都很重视营务处，把它当作是扩张自己权力、绕开正常行政制度提高效率的利器。可以说，营务处是晚清地方势力膨胀、军队干政的一个例子。一般情况下，总督、巡抚都委任亲信的道台、知府一级的官员担任营务处的总办。
当时担任两江地区营务处总办的洪汝奎，就是晚清重臣沈葆桢的心腹干将。洪汝奎是道光末期的举人，早前仕途不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洪汝奎加入了湘军，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他在办理军粮军需、筹措资金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办事能力，由曾国藩保举升迁至道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两江总督的职位长期被湘军势力霸占。光绪元年，有着湘军背景的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委任同一派系的洪汝奎为营务处总办。
《清史稿》记载，沈葆桢和洪汝奎两个人，都是雷厉风行、重典治民的风格，沈葆桢非常器重洪汝奎。当时，沈葆桢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请病假的时候，就推荐洪汝奎代替自己处理两江的政务。洪汝奎如鱼得水，发挥得非常好，得到了朝野大臣的称赞，声望鹊起。可以这么说吧，洪汝奎是当时在江南地区徐徐升起的一颗政坛明星！
洪汝奎接到侦破三牌楼命案的任务后，立刻安排缉捕委员、候补参将胡金传捉拿杀人嫌疑犯。现在已经查不到胡金传的履历了，我们对他的情况了解不多。就一般情况而言，晚期因为军事行动频繁，大批军官立下了战功，但因为编制所限，只授予他们军衔，而没有相对应的实职。比如，参将是清朝绿营的高级军官，正三品，仅次于总兵和副将。但是因为升迁到这个级别的军官太多了，一些总兵、副将都没有办法安置，参将就只能候补着了。胡金传就是一个候补参将，平时在营务处办理一些上司交办的杂事。
候补官员众多，是晚清政治的一个特征。为了早日转正，谋得实际职位，他们接到交办的差事后，往往认真表现，希望能够吸引上司的注意。我估计，胡金传接到破案任务后，也有这样的心理。他希望尽快侦破三牌楼的案子，在上司、在同僚面前露脸争光。
接下来，根据当年的案卷记载，不久就有一个叫作左一良的乞丐声称，卖瓜子的小贩方小庚曾经见过死尸。胡金传很快抓到了方小庚。方小庚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根据方小庚母亲四年后的供述，方小庚这个人耳背，而且“人有呆气”，也就是反应有点慢，智商似乎有点低。就是这个低智商的小贩，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十二月初九夜晚，他曾路过三牌楼竹园附近，朦朦胧胧中看到有一个人躺卧在雪地上。方小庚一开始以为是发痧，上前摸着那人，脸上冰冷冰冷的，没有气息。这分明就是一具尸体啊！方小庚吓了一大跳，慌忙退后。这时候，他又看到尸体的旁边站着三个人，一高一矮，脸上都有麻子，还有一个人，秃头，像是个和尚。就在方小庚又吃惊、又害怕的时候，那三个人也发现了方小庚，其中一个人还斥责他，让他不必多管闲事。方小庚慌忙跑开了。
胡金传根据方小庚的供述，带兵先后逮捕了三牌楼附近的一座小山——妙耳山的僧人绍宗、屠户曲学如，以及在营中当火夫的张克友三名嫌疑犯。经方小庚指认，这三名嫌犯正是当天晚上他在尸体旁看到的三个人。
到现在为止，破案工作进展很顺利，嫌疑犯和证人都找到了。接下来需要解开的疑点就是：死者是什么人，嫌疑犯为什么要杀人，怎么杀的人，凶器又在哪里？解开了这些答案，此案就可以结案了。
胡金传把所有情况汇报给了洪汝奎。因为洪汝奎布置给胡金传的任务是捉拿杀人嫌犯，胡金传的任务基本完成了。而且，胡金传作为军官，没有司法权。他逮捕杀人嫌疑犯，严格来说，就已经有越权的嫌疑了。接下来的审讯环节，胡金传就更加不方便主持了。
洪汝奎听了汇报后，委派了候补知县严堃、丁仁泽，候补同知单之珩，会审此案。胡金传因为是侦破此案的负责人，所以也参与了之后的审理。这里又有一个程序上的瑕疵。清朝正常的司法程序，应该是案发所在的州县进行初审，经过知府、道台复审，然后再报告省里。洪汝奎借口三牌楼案案情严重、影响恶劣，由营务处接手此案，并凭借两江总督的官威，委派了候补官员来审讯。客观来说，晚清各省有众多的候补官员，省里也在千方百计想办法给他们委派差事，安排使用。但是这样一来，三牌楼案的审讯就绕开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话说被委派审理三牌楼案的官员虽然有三名官员，但是丁仁泽只审过一次，就奉江苏粮道的命令，去办理海运了；单之珩因为知道胡金传难以共事，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所以他借口自己另有公务，并没有经常来审理。三牌楼案实际上由候补知县严堃、候补参将胡金传两个人在实际负责。虽然后来的案卷列上了一系列文官的名字，但根据当事人的供述，真正坐在堂上审讯的，其实就严堃、胡金传两个人。
绍宗、曲学如、张克友三名嫌犯在审讯开始，都否认杀人。严堃的对策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打！经过严刑拷打，嫌疑犯张克友首先认罪，承认自己杀人。张克友招供说，三牌楼的死者是何春荣家的一个雇工，姓谢。死者和妙耳山的和尚绍宗，都和妇女高冯氏通奸，相互争风吃醋。绍宗恨死了谢某，就叫上曲学如、张克友两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谢某杀死在竹园旁。接着，绍宗和尚在拷打之下，也承认了此事。可是，当差役们把高冯氏、何春荣两个人传到后，高冯氏坚决否认通奸，她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谢某。所谓的“雇主”何春荣也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家里并没有姓谢的雇工。这一点，大家都可以作证。可见，张克友的口供是编造的。
严堃、胡金传再次提审三人，继续严刑拷打。这一次，张克友改口说，死者名叫薛泳洤，后来又改口说是叫作薛春芳。杀人的动机也从通奸改为谋财害命。张克友首先招供，接着绍宗和尚、屠户曲学如也先后供认，他们三人，看到从外地来江宁贩猪的客商薛春芳，贪图他携带的银两，就在晚上把他杀死，瓜分了银两。杀人之后，三人脱下尸体外面的血衣，带回妙耳山上烧掉。至于尸体身旁的表芯纸，那是曲学如拿来擦手的。石灰是绍宗用来塞住死者之口的，篾刀是张克友使用的凶器，草鞋是死者薛春芳的遗物。
对于这个案发经过，三名嫌疑犯都供认不讳，供述内容基本相同。随后，官府在妙耳山庙中找到一把屠刀，绍宗承认这是自己的杀人凶器；同时在山上发现一堆灰烬，被认定是死者衣服的灰烬。官府又在曲学如的雇主家中搜出一把镰刀，曲学如承认那是自己的杀人凶器。至于死者薛春芳的身份，在核实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时，清朝并没有准确的户籍登记制度和人口数据资料，差役们无法查证死者的真实情况。绍宗、曲学如两个人说，他们都刚刚认识薛春芳，并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张克友说，只听说薛春芳自称是和州人，不知道他的底细。最后，官府认定死者是来自和州的客商薛春芳，并没有深入查证。
至此，三牌楼案的凶手、人证、物证、口供一应俱全，可以结案了。胡金传、严堃向营务处总办洪汝奎作了汇报。
洪汝奎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客观地说，他接到案情后，认真做了核查工作。绍宗等三个犯人被押到洪汝奎面前，对案情都供认不讳。但是，洪汝奎还是不太放心。他又认真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洪汝奎提审了此案的关键证人方小庚，细问了他案发现场的情形，为什么在深夜能够看清楚嫌疑犯是和尚、麻子。方小庚说当时月光照到雪地上，视线还比较好。洪汝奎进一步检验方小庚的可信度。他让曲学如穿上号衣，打扮成官兵的模样，混在自己的十名亲兵之中，让方小庚指认。方小庚在十一个人当中，一下子就指出了曲学如。最后，洪汝奎认为方小庚基本上是可信的。
其次，乞丐左一良说自己之所以知道方小庚涉案，是因为方小庚曾经与三牌楼的老奶奶说过命案的事。洪汝奎就派人带着方小庚，到三牌楼把所有的老奶奶都叫出来，查明并没有人和方小庚说过话。方小庚也没有到三牌楼卖过瓜子。因此，洪汝奎判定左一良乱讲。
最后，洪汝奎亲自勘察了案发现场，还让方小庚将当时的情形演给他看。应该说，洪汝奎的核查工作比较负责任。晚清的时候，案件的复审、终审，已经流于形式。上司官员往往追认下级的审讯，按照报告上来的案情走走过程而已。但是洪汝奎不是这样，而是亲自做了审查工作。但是，也许是因为他太忙了，也许是因为他太信任胡金传、严堃等人了，洪汝奎并没有亲自查验尸体，看看伤口是不是和三个嫌犯交代的凶器的尺寸相符，他也没有追问三人瓜分的赃款的下落，更没有察觉严堃、胡金传对犯人严刑拷打的事实。
但是，洪汝奎并不是一个昏官。他知道自己签字对绍宗他们三个人意味着什么？那可是三条人命啊！洪汝奎决定还是慎重行事。所以，他在把案件呈报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时候，指出三牌楼案“案情重大”，禀请“另派大员覆讯，以成信谳而重民命”。也就是说，洪汝奎虽然通过了案件的审核，上报给了沈葆桢，但还是建议沈葆桢另外派官员重审一次，力求把三牌楼办成让人信服的“铁案”。
同时，洪汝奎在呈报案卷时，除了写上了严堃、丁仁泽、单之珩等会审官员的名字，还写上了当时江宁知县吴元汉、江宁知府孙云锦的名字。这是因为，发生在江宁的案子，按照正常程序，是必须经过江宁府、县各级审讯。尽管吴元汉、孙云锦并没有参与三牌楼案，洪汝奎出于惯例，随手写上此案经过江宁府县各级官员复审如何如何，等等。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官样文章、例行公事而已，并没有觉得不妥。
想不到，案子上报到沈葆桢那里。沈葆桢不但没有重新审核此案，反而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立刻推出去斩首了！
二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死刑案件必须经过地方各级官府和中央的层层复核，最终由皇帝决定。也就是说，所有犯人的生死大权，操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地方总督和巡抚，并没有死刑裁决权。在这样的制度下，死刑嫌疑犯要经过地方各级官府的审讯，连同案卷、证据一级级押解到上级关押核查，最后等待朝廷的最终裁决。这项制度保证了司法过程的公平、公正，防止草菅人命，但是有利也有弊。整个过程往往要耗费一年甚至数年时间，牵涉的官府人力、物力众多。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犯人劫狱、脱逃等安全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各地局势动荡。官府捉获的起义军、土匪、强盗的人数很多，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司法程序来办，效率太慢，而且官府忙于镇压起义，也没有人力和物力，更耗不起时间去走流程。所以，地方官府纷纷呼吁朝廷下放死刑判决权。结果，朝廷在咸丰三年三月，以咸丰皇帝圣旨的形式，明发天下，赋予地方官府“就地正法”的大权。
皇帝的圣旨是这么说的：“现在局势不同往常了，匪徒强盗纠伙抢劫，滋扰地方，如果不严办，怎么能保证社会安定？所以，各省总督、巡抚，要随时查访、用力缉拿匪徒。如果遇到匪徒聚集成群，肆行抢劫的情况，地方官逮捕审讯清楚罪行后，即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这样，皇帝就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下放给了各省总督、巡抚。但是，咸丰皇帝也说了：“至寻常盗案，仍著照例讯办，毋枉毋纵。”至于一般的案件，还是要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办。这是皇帝担心地方官员借“就地正法”的名义，无限地扩张自己的司法权。
应该说，就地正法的做法，效率高，威慑力强，对各地镇压起义，起到了帮助作用。但是，咸丰皇帝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各地总督和巡抚，果然纷纷以“匪徒骚乱”为借口，肆意杀戮，扩张司法权。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各地继续援引咸丰三年的圣旨，继续把一些犯人就地正法。一项权力，一旦出让了，就很难收回。所以，朝廷虽然很头疼司法大权旁落，但对各地督抚们的专权根本管不了。
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就是一个强势的地方大员。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是福建籍官僚的领袖；同时是湘军系统的重要人物，他本人又非常能干，作风强势。《清史稿》说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才三个月，就杀戮了近百人。这些人都是被沈葆桢借口两江地区局势不稳定，匪徒滋事杀掉的。
沈葆桢拿到江宁三牌楼案的卷宗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对得力干将洪汝奎的信任，他并没有对案件本身产生疑问。但是，案卷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沈葆桢的高度注意。嫌疑人曲学如的物品中，有一枚五角铜钱。这五角铜钱，有什么问题吗？
晚清时期，东南地区的秘密会党，往往私铸铜钱，作为凭信。而两江地区，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核心地区，双方征战十来年。战后，地方上不安宁，秘密会党风起云涌。历任两江总督，都把安定地方局势、惩办秘密会党，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曲学如的这枚五角铜钱，正好触动了沈葆桢的敏感神经。他不但拒绝了洪汝奎的建议，没有派人复审三牌楼案，也没有认可此案是“图财害命”，而是武断地判定，这次是会党土匪自相残杀。最后，沈葆桢援引就地正法的先例，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张克友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
这么决定之后，官府先把绍宗、曲学如、张克友三个人在江宁城的城厢内外游街示众，接着在光绪四年（1878）二月二十四日，官吏把绍宗和曲学如押赴南京水西门外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陪绑法场，看着绍宗、曲学如斩首，然后割耳示众，最后被赶出江宁。这在当年的南京城，甚至在整个江南地区，都是一起挺轰动的案子。
此案从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初九案发，到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案犯被斩首，前后只用了六十多天的时间。
可是，到了光绪七年（1881），出现大问题了！之前，江宁官府抓获周五、沈鲍洪二人，二人交代了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在三牌楼竹园旁杀死朱彪的罪行。周五、沈鲍洪交代的犯罪详情，和已经结案的绍宗、曲学如杀害外地客商薛春芳的案情，高度重合，几乎就是同一个案子！那么，是不是周五、沈鲍洪在撒谎呢？他们俩洪无缘无故，不会自己承认杀人。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也就意味着四年前已经审结的三牌楼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洪汝奎主导审结的三牌楼案。它是一起多处违背正常司法程序，牵涉众多官员的敏感案件。
说它违背正常司法程序，是因为三牌楼案并非由案发当地的府县官员侦破、审理，而是由营务处直接插手，委派参将胡金传侦破；侦破后，营务处又绕开地方官府，指派候补官员审讯，胡金传参与结案；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没有履行死刑审批程序，武断地将两名嫌疑犯就地正法。可以说，四年前的三牌楼案，在程序上漏洞百出，审理过程是不合法的。
其次，我们说它敏感，是因为此案牵涉了一位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政坛明星——洪汝奎，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朝廷重臣、湘军和福建官僚群体的首领——沈葆桢。沈葆桢在三牌楼案结案的第二年，光绪五年，病逝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朝廷给他上谥号“文素”，对他的生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树立为“中兴名臣”。而洪汝奎，在光绪五年升任广东盐运使，之后调任两淮盐运使。两淮盐运使掌握东南地区的经济命脉，是天底下“第一肥缺”。洪汝奎仕途行情看涨，距离封疆大吏就是一步之遥了。洪汝奎本来就是湘军系统的重要成员，近来又赢得了众多朝廷官员的称赞与支持。可以想象，要碰光绪三年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就不得不涉及到沈葆桢和洪汝奎，就不得不面临巨大的政治体制内部的阻力。此外，这案子还涉及到众多的参与官员，胡金传、孙云锦、严堃、单之珩、丁仁泽、吴元汉等等。这些人可都还在位呢！
就是因为这事情太敏感了，所以，当周五、沈鲍洪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时，负责审讯的官员脑门上却不断冒汗；负责记录供词的书吏们，手都开始哆嗦了。他们都清楚，如果把这个案子记录下来，进入司法程序，将意味着什么。
可是，人都已经抓了，罪行都招供了，事情想掩盖都掩盖不了了。而且，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光绪七年闰七月，江宁城内外都传开了，说四年前三牌楼命案的“真凶”落网了！“真凶”两个字，一下子刺激了围观者好奇的神经。消息像病毒一样，越传越广，连远在上海的《申报》都刊发了信息。审讯官员不敢隐瞒，只好一级一级，把周五、沈鲍洪的案情汇报上去，最后上报了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
另外一边，四年前被枭首示众的犯人曲学如的家族，听到“真凶落网”的消息，群情激奋，组织起来向官府诉讼喊冤。曲学如的哥哥曲学和，集合了家族五十多名亲戚，来到两江总督衙门呈递状纸，说曲学如当年蒙冤，惨遭枭首示众，现在曲家人要求申冤，要求平反！两江总督衙门在江宁城的繁华市区，他们这么一闹，围观者众多，场面相当壮观。总督衙门的官员，一开始似乎并不想接受状纸。眼看人越聚越多，不得不出来弹压。有个官员呵斥老百姓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想要冲击总督官衙吗？”但是曲家人一点都没有被镇住，七嘴八舌地喊冤枉，要求申冤。官员继续问：“你们都姓曲吗？无关人等，赶快散去！”结果，五十多号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我们都姓曲！”众怒难违，两江总督衙门不得不接受了曲家的申冤状纸。
所有这些情况，最后都汇总到两江总督刘坤一那里。刘坤一知道，案情重大，而且舆论已经哗然，自己根本掩盖不了这件事情。与其让老百姓无端猜测，各种流言满天飞，倒不如由自己出面，把四年前的三牌楼案和现在周五、沈鲍洪招供的杀人案，合并审理。这样，官府还能掌握此事的主动权，也好引导舆论的走向。
所以，刘坤一决定，委派江宁布政使梁肇煌、盐巡道德寿、江宁知府赵佑宸等官员，组成专案组，合并审理这两桩都发生在三牌楼的案子。
专案组成立后，确定了两项主要工作，或者说是案子的两个主攻方向，齐头并举，同时推进。第一，核实周五、沈鲍洪等人供述的真实性，进而确定他们招供的案子是否就是四年前的三牌楼案；第二，重新拘捕四年前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的相关人等，核查当年的案子是否有冤情。
第一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周五、沈鲍洪招供了更多的细节，官府按图索骥，拘捕了更多的人证，找到了更多的旁证。很快，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就清楚了。
光绪三年（1877）十月间，周五在江苏阜宁县西乡诱拐了王老头的女儿刘王氏，并带上和自己苟合成婚的刘高氏，乘船南下，想去江南讨生活。途中，周五遇到平时认识的朱彪、沈鲍洪二人。朱彪看到与周五同船的刘王氏年轻貌美，动了歪念头，就问他们要去哪里。周五回答：“我们想去江南，但是路费短缺。”朱彪高兴地说：“巧了，我也正要去江南。”他很爽快地替周五三个人代付了船费，并且和他们同船南下。当时，同行的还有被朱彪诱拐为妻的赵高氏和篾匠许嘉福一家人。他们几个人同船而行，到了江宁府六合县，都住进林三子家。
到了江宁，朱彪把年轻的刘王氏引诱到手，与之同宿，而后又把她拐逃了，两个人不知去处。周五特别生气，但他知道朱彪平时学拳、功夫了得，自己不是对手，就找沈鲍洪商量，邀请他一起找朱彪算账。沈鲍洪此时已经和赵高氏产生了奸情，而赵高氏是朱彪诱拐为妻的。沈鲍洪害怕朱彪知道了，自己会有血光之灾，不如先下手为强。他很快答应，和周五一起谋杀朱彪。
于是，周五偷了许嘉福的篾刀，携带篾刀和沈鲍洪一起到了江宁。沈鲍洪让周五买了几包石灰带在身上，准备行凶的时候用来迷朱彪的眼睛。
十二月初九日，二人在江宁城内找到了朱彪，并问出了刘王氏的藏身之处。当时，朱彪因为缺钱用，正打算去三牌楼的一家香烛店行窃。他招呼周五、沈鲍洪一起入伙行窃。周五、沈鲍洪假装同意。朱彪就买了草鞋、火钵、表芯纸等物品，带在身上。
当天夜里三更时分，三人行至三牌楼的竹园旁。因为天寒地冻，他们就蹲在地上用火钵取暖。过了一会儿，朱彪走到一边去小解。周、沈二人密谋后，决定趁机行事。两个人偷偷靠近朱彪。沈鲍洪突然从背后扭拉朱彪的辫子，朱彪惊慌之下跌倒在地，周五立刻上前，抓起篾刀就是一阵乱砍，期间把朱彪辫子砍落了。这时，沈鲍洪也拔出朱彪随身携带的小尖刀，帮着周五乱戳一气。朱彪当场毙命。周、沈二人确定朱彪死后，赶紧逃跑了。慌乱之间，篾刀、石灰包、表芯纸、草鞋等物，都丢弃在朱彪的尸体旁边。
第二天，周五、沈鲍洪两个人来到了刘王氏藏身的缪瘸子家，找到了刘王氏。两人托缪瘸子做媒，将刘王氏嫁卖给了余应昌。
官府顺藤摸瓜，拘捕了赵高氏、刘高氏、许嘉福等人。赵高氏、刘高氏都证明，她们都听到周三、沈鲍洪商量谋杀朱彪的事。篾匠许嘉福，指证三牌楼命案现场的篾刀是自己的。综合以上所有信息，周五、沈鲍洪供述的杀人案，无论时间、地点，还是现场细节，都与四年前结案的三牌楼命案一致。而案发当晚，三牌楼附近只发现了一具尸体，一起命案，怎么可能会有两个案情呢？
同时，曲学如的哥哥曲学和也作证，他曾经派侄子曲惠春到和州四处访遍，并没有查到薛春芳其人。当年，洪汝奎负责三牌楼案的时候，并没有核实所谓的“薛春芳”是否存在。现在，既然周五、沈鲍洪招供的案情和已经了解的三牌楼案高度重合，而原案的遇害者又被证明子虚乌有，所以，重审的官员们倾向认为，所谓的“薛春芳”就是朱彪，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就是如今重见天日的周五、沈鲍洪杀害朱彪案。
三
现在，问题就来了！四年前的三牌楼案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审结的？
要知道，当年的案子，也是人证、物证齐全，三名嫌疑犯对罪行供认不讳，这些都清楚记载在案卷中。当年审讯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案发时，缉捕委员、候补参将胡金传是根据卖瓜子的小贩方小庚的口述，才迅速破案的。方小庚说他在案发现场看到了绍宗、曲学如、张克友三个人。在后来的历次审讯中，方小庚都当堂指认了这三个人。所以，方小庚可以算是光绪三年三牌楼案的关键证人。
此次复审，专案组传讯了方小庚。方小庚交代说，案发时自己并没有到过三牌楼，他也是案发后听大街小巷的议论，才知道有这桩人命案子的。方小庚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方小庚比较傻，还叮嘱他不要在外面乱说。光绪四年（1878）正月十九日早上，方小庚像往常一样，上街卖瓜子。有个兵勇假装要买，把他骗到观音庵，关在一间房子里。方小庚很害怕，喊了一上午救命，结果也没人来搭理。中午时分，有一个高级军官打扮的人，走进房子。后来，方小庚才知道，这个军官就是此案的缉捕委员，候补参将胡金传。
胡金传来到房里，问方小庚：“你知道三牌楼命案吗？”方小庚摇头，说他不知道。胡金传呵斥他说：“胡说！有个乞丐声说你方小庚知道内情。”方小庚一下子就被胡金传的气场给吓唬住了。还没等方小庚反应过来，胡金传就叫亲兵把方小庚带到三牌楼附近妙耳山的庙中，引他见了绍宗和尚。回到观音庵后，胡金传让方小庚向官府供称，案发当晚亲眼看到尸体旁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绍宗。至于另外两人是谁，胡金传说等抓到后，再告诉方小庚。
方小庚不愿意诬告他人。他人虽然傻，但是非善恶还是分得清楚的。胡金传先是利诱方小庚，答应事成之后给他银子。方小庚还是不愿意。胡金传就恐吓他，说要对他大刑伺候。方小庚害怕了，退缩了，最后答应了。当天晚上，胡金传把方小庚带到了营务处，又把绍宗和尚也抓了过来。第二天，营务处总办洪汝奎提审，询问方小庚是否看到了案发现场。方小庚一开始还犹豫要不要按照胡金传教的话说。等他一抬头，看到胡金传手持马棒，也就是驯马用的大木棒，站在洪汝奎的旁边，方小庚心里害怕，便按照胡金传昨天教的话，鹦鹉学舌一样讲给洪汝奎听。
后来，胡金传又逮捕了曲学如、张克友。胡金传派人带方小庚从没有糊纸的窗口，看清楚曲、张二人的面貌。期间，胡金传又多次对方小庚威逼利诱，强迫他不能翻供。
洪汝奎复审全案的时候，把曲学如混在亲兵队伍中，让方小庚指认。方小庚指认时，看到胡金传又手持马棒站在旁边，他很害怕，加上已经看清楚曲学如的相貌，所以很快就跑过去把曲学如指了出来。而张克友是方小庚之前就认识的人。方小庚虽然指控张克友杀人，但没有和他对质过。案子了结后，方小庚就被释放回家了。
根据方小庚的供词，他事先根本不知道三牌楼案，更不是关键证人。所有的一切供词，都是胡金传教唆、强迫他说的。正是方小庚的假供词，最终导致了绍宗、曲学如的定罪斩首，张克友被割去耳朵，逐出江宁。死去的人，难以复生，但是张克友还活着。专案组四处搜索，最终找到了张克友。
张克友讲述了自己是怎么被卷入三牌楼案的。案发当晚，也就是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张克友住在熟人陈永卓家中，并不知道杀人的事。专案组传讯陈永卓到场后，陈永卓证明张克友当天晚上借宿的事情。这样，张克友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不可能参与了当天晚上在三牌楼的杀人事件了。
但是，案发后张克友莫名其妙地被抓进了监牢，方小庚一口咬定他杀了人。张克友当然要申辩了。他见到的第一个审讯官员是胡金传。张克友说自己是无辜的，胡金传根本不给他机会申辩，马上下令用刑。严刑拷打后，胡金传逼张克友诬陷绍宗与他人通奸杀人。张克友被迫答应了。
等到严堃正式提审时，张克友又不肯承认杀人。他本来就没有杀人，怎么会自己认下人命。但是，严堃认为张克友狡辩，下令用刑。参与审讯的胡金传又喝令加刑。张克友熬刑不过，不得不第二次承认杀人。他胡乱编了一个案情，说死者是何春荣家的谢姓雇工，绍宗和谢某都和高冯氏通奸，因情杀人。结果，何春荣和高冯氏到案后，都矢口否认，人们也都说没有谢某这个人，案子进展不下去了。于是，胡金传又私下威吓张克友，同时说什么“三人不能同抵一命”，意思是一条人命不需要三个人去抵，只要张克友配合自己，可以免他死罪。胡金传就这样软硬兼施，引导张克友改供。张克友最终编造出了“薛春芳”这个人，第一个承认自己伙同绍宗、曲学如图财害命，杀害了薛春芳。绍宗、曲学如两个人也熬刑不过，先后承认杀人。期间，只要有人不服，想辩白，或者招供的案情和其他两个人有所不同，胡金传就下令严刑拷打。最终三人供认不讳、众口一词的罪状，就是这么塑造出来的。
张克友说，他们三个人被押回监牢后，曲学如一直大喊冤枉，说薛春芳是他乱讲的名字，根本没有这个人，自己根本没有杀人。曲学如埋怨绍宗和尚先招供认罪。绍宗也说自己不知道死者到底是谁，这凶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责怪曲学如先招供认罪。绍宗、曲学如这两个无辜的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在恐惧和悲凉的绝望、迷惑和相互埋怨中度过的，然后被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斩首。
此外，专案组还传讯了当年参与三牌楼案的低级军官和兵勇。当年参与办案的把总姜志承认，自己亲眼目睹了胡金传与严堃严刑拷打曲学如的场景。可能是被打怕了，营务处总办洪汝奎复核案情的时候，虽然没有动刑，但三个人仍照前认罪。至于所谓的杀人凶器，是兵勇把绍宗的裁纸小刀，沾了鸡血，制造出来的。
至此，完全可以认定，已经结案的光绪三年的三牌楼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对于一桩冤案来说，认定它是冤案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或者说，认定冤案是相对简单的，如何平反冤案更难。如果说认定冤案需要高超的智慧，那么平反冤案就需要刮骨疗伤的勇气。众多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的官员，要受到处理；那些没有参与审讯，但按照程序应该履行复核责任的官员，要受到处理；沈葆桢、洪汝奎等负有领导责任的高官，也要受到处理。这无异于让官僚集团，拿着刀子向自己动手。怎么办？
这个难题，最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来处理。刘坤一和洪汝奎，都和湘军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洪汝奎前途一片光明，对于刘坤一来说，也是脸上有关的事情。退一步来说，就算刘坤一要拿洪汝奎开刀，打断骨头连着筋，难免伤及自己。怎么办呢？
洪汝奎是两淮盐运使，驻扎在扬州。刘坤一思考后，写了一封信，非常客气的信，说现在有新情况牵涉到光绪三年的旧案，如果洪大人公事不是太忙的话，请移步到江宁来，我们一起把案子斟酌办理。刘坤一在信的末尾特别提到，洪大人当年在报告中有建议另派官员复核，以成信谳的话。刘坤一这是在暗示，洪汝奎在此案中有认真履行责任，就算要处分，也可以从轻发落。
在三牌楼案当中，洪汝奎也许是最纠结的人。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洪汝奎当然知道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冤案必须平反！但是，如果这桩冤案是自己参与制造的，那么，还要平反吗？我想，所有人站在洪汝奎的立场上，都会很纠结、很犹豫。
洪汝奎比一般的人更纠结。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刘坤一所说的，洪汝奎在四年前的审案过程中，其实是认真履行复核责任的。他不仅亲自勘察了现场，审问了方小庚，还把曲学如安排在亲兵中让方小庚辨认。应该说，洪汝奎比大多数官员，都要负责。问题的根源，在于胡金传逼供、教唆，同时欺瞒上司。洪汝奎没有识破胡金传制造的冤情，没有认真推断案件的疑点。不过，当时沈葆桢身体不好，洪汝奎帮着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他工作很忙，也的确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对经手的每一件事情都做深入的推断和详细的审核。现在，因为多年前自己百密一疏的一个失误，就要承担天大的责任，洪汝奎难免会觉得很委屈、很难受。
第二，洪汝奎正全力向更高的官职冲击，胜利在望，突然发现美好的前途可能因为四年前的一桩政务化为乌有。他怎么能不懊恼、不跺脚。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洪汝奎是非常能干的人，政绩显著。他原本就在财政领域有杰出的才能，自从担任两淮盐运使后，继续推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裁冗费、建义仓、疏浚扬州城的护城河。他当时五十岁出头，年富力强、经验和资历都刚刚好，正是一个政治人物大展拳脚的时候。《清史稿》就明确说洪汝奎“方欲大有为”，朝廷对他也有很高的期望。
要知道，洪汝奎能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他出身贫寒，而且没有进士功名，自从道光年间考中举人后，多次会试名落孙山。洪汝奎一心一意要当官，就考取了教职，也就是去官办学校里当老师。教书一定年限后，朝廷会选拔部分老师担任低级官职。洪汝奎就是这么获得的候补知县职位。他真正发家，就是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加入了湘军。从此，洪汝奎日夜奔波，为湘军筹款筹粮，供应军需，得到曾国藩等人的赏识，才有了升迁的可能。之后，洪汝奎继续靠着埋头苦干，才有了今天的身份和地位。这三十年，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只有洪汝奎自己知道。
现在，眼前的一切都要化为乌有了。而且，严格依法办事，洪汝奎还有可能以命偿命，性命都有可能不保。你说，洪汝奎接到刘坤一的来信后，会从扬州赶往江宁，接受调查吗？
洪汝奎的对策是，按兵不动。从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冤案被揭开面纱开始，之后的三四个月内，洪汝奎没有对此事发表过任何言论，更没有赶往江宁，他不配合调查。同时，洪汝奎也没有动用自己的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阻碍案情的调查和平反工作。他佯装自己是个毫不相关的旁观者，坐等事情的自然发展。
洪汝奎拒不配合，应该说给三牌楼案的平反，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刘坤一对洪汝奎的这种态度，意见很大。他动不了洪汝奎，就决定先动其中涉案官员，从另外的角度推动案件的平反。这个新角度，就是胡金传。
胡金传是四年前侦破案子的候补参将，全程参与了审讯。根据方小庚、张克友等人的供述，胡金传涉嫌教唆供词、严刑逼供，硬生生地制造了一起冤案。同时，胡金传涉嫌欺骗上司，是三牌楼冤案的始作俑者。四年过去了，胡金传还是候补参将，没有转正担任实职，继续在江宁候补。刘坤一对付胡金传，方便得多了。他直接参奏了一本，将胡金传革职，接受调查。
胡金传非常狡猾，他到案后，坚决不承认刑讯教供的事实。重审的专案组官员先后审问了他27次，胡金传不是理直气壮地否认，就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供词。胡金传为什么这么强硬呢？他有什么法宝呢？
胡金传的法宝是朝廷的司法制度。这真是一个讽刺！四年前，三牌楼案之所以成为一起冤案，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违背了多处司法程序。现在，胡金传搬出了朝廷制度来了。他说，第一，自己只是一名军官，军官没有司法权。自己只是奉命缉捕嫌疑犯而已，没有权力审案，也没有参与审讯；第二，此案的审讯和结案，是严堃等文官主持的，自己并没有问案，自然谈不上教唆犯罪、刑讯逼供了；第三，四年前三牌楼案卷上的会审官员，有谁谁谁，就是没有胡金传。既然当年的案卷上没有他的签名，凭什么说他制造了冤案？
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审讯胡金传。胡金传坚持说，自己凭借眼线，缉获绍宗之后，就奉差外出办事了，不知道案情审讯的详情。现在案子有冤枉，责任全在会审的诸位官员，与自己无关。
可见，胡金传很了解清朝的司法制度，关键时刻抓住朝廷的规章制度和流程自保。不仅如此，他还充分利用这套制度，派出妻子和部下，到各个衙门和高官那里呈递状纸喊冤，要求把四年前参与审讯的所有官员提解到案，大家对质。胡金传这个要求，又给刘坤一出了一个难题。把当年所有官员都叫过来接受调查，操作的难度很大，而且一旦操作起来，得闹多大的动静啊！案子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四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初，眼看着此案重启即将满四个月了。刘坤一觉得老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干脆一狠心，会同江苏巡抚上奏，请求刑讯已革参将胡金传，并申请将四年前涉案的所有官员传讯到江宁，听候查办。十一月初十，圣旨同意了刘坤一的请求，命令刘坤一严刑审讯此案，务必水落石出，把这起冤案做成铁案。圣旨要求所有涉案官员一律卸任，听候查办。这些官员包括：两淮盐运使洪汝奎，淮安府知府孙云锦，沭阳县知县严堃，清河县知县丁仁泽、候补同知单之珩等。
三牌楼案顿时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仅凭这一道圣旨，就能把案子审讯得水落石出，那么我们就把清朝政治想得太简单了！三牌楼案情曲折、涉案官员众多、舆论高度关注。这是多么好的政治斗争的素材啊，怎么能浪费呢？在晚清，一桩案子如果不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是称不上一起大案的。三牌楼案就没有逃过一些人的眼睛。
十一月初，河南道监察御史李郁华首先就三牌楼案发难。他上奏，以“问官滥杀无辜，督臣意存袒护”的大帽子开头，请求严讯此案。李郁华把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他说，四年前冤杀无辜的曲学如、绍宗，都是洪汝奎造成的。现在此案重审，拖延了四个月之久，总督刘坤一想把罪责推卸给胡金传一个人，来偏袒洪汝奎。可见，李郁华攻击的真正矛头，对准的是迅速崛起的政治明星洪汝奎。
李郁华的奏折，触动了慈禧太后敏感的权力神经。慈禧太后对此案是不是冤案，也不感兴趣，对绍宗、曲学如等草民的生死，并不感兴趣。她真正关心的是，此案体现出来的地方官员违背正常司法程序，总督司法权力膨胀，擅自就地正法。总之，地方权力扩张，朝廷权力就萎缩。慈禧太后绝对不能允许这一点。晚清时期，权力下移是一个大趋势。朝廷权威削弱，封疆大吏势力越来越大。慈禧太后刚好可以利用三牌楼案，敲打一下以刘坤一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所以，朝廷下圣旨斥责刘坤一，要求查清楚洪汝奎、胡金传等人在此案中的责任。
当时，刘坤一已经确认去职了，朝廷调左宗棠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正在办理交接手续。但是，舆论的力量太强大了。李郁华又有弹劾，刘坤一不能置身事外。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坤一上奏，说明了三牌楼的进展。在奏折中，刘坤一说明三牌楼案由洪汝奎承办，查明案情后具禀前两江总督沈葆桢，声称案情重大，请派大员覆讯，以成信谳。洪汝奎并没有定拟罪名。沈葆桢在二十三日批示，认为案情无疑，将曲学如、绍宗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割耳递解原籍。这些情况，不仅有案卷可查，而且是沈葆桢亲笔批示，大家都可以辨认。刘坤一基本上是在为洪汝奎开脱。
十二月初六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也上奏议论三牌楼案。陈宝琛的奏折，比李郁华的奏折，更有内容，还透露出了不少背景信息。
首先，陈宝琛说，七月周五、沈鲍洪落网，人们重新关注三牌楼案。但是八九月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就出现了匿名书信，痛骂洪汝奎，并提到三牌楼案。有人把书信投递给许多京城官员，这明显是带有政治目的的。陈宝琛就怀疑是洪汝奎的仇家所为。因为洪汝奎担任盐运使之后，严格依法办事，损害了奸商的利益，导致部分盐商的不满和毁谤。所谓的三牌楼冤案，不排除有盐商势力在背后操纵、鼓噪的可能。
其次，陈宝琛说，光绪六年，刘坤一参劾高淳县知县唐葆元“巡防疏忽，听断糊涂”。唐葆元遭到革职处分。唐葆元不服，跑到北京都察院呈诉冤情，要求传讯相关的官员洪汝奎、孙元锦到京，和自己对质。恰好洪汝奎、孙云锦都牵涉到三牌楼案，陈宝琛就怀疑此事背后可能有唐葆元的影子。唐葆元借此案来发泄革职的不满，同时拉洪汝奎等人下水。至于刘坤一，陈宝琛认为，刘坤一既然将胡金传革职调查，查明了胡金传罪无可赦，势必要牵连洪汝奎。所以，不能断定刘坤一袒护洪汝奎。
陈宝琛是个很认真的人，他把三牌楼案前后的案卷和人犯供词，一一对比、分析后，就案情本身提出了六大疑点。
第一，前案中，死者发辫无存。后案中，周五用篾刀将朱彪发辫砍落，那么辫子应该掉在地上，而非无存。后案的辫子到哪里去了？
第二，前案中，尸体旁留有表芯纸、石灰包、篾刀和草鞋。后案中，多了火钵和小尖刀。周五、沈鲍洪杀死朱彪后，把表芯纸、石灰包、篾刀和草鞋都扔了，为什么要带着一个火钵逃走呢？小尖刀又在哪里？
第三，前案中，案发地上并无血迹及践踏情形。陈宝琛认为应该是移尸，命案第一现场不在三牌楼竹园旁。后案中，既然说朱彪会拳脚、功夫了得，那么即使辫子被人拉住，也可以用力抵抗，况且还带着尖刀，为什么任由周五、沈鲍洪砍杀，没有反抗呢？况且雪地行凶，肯定会留下践踏痕迹。朱彪被砍死，地上肯定会有血迹。为什么地上既无痕迹，也无血迹？
第四，周五、沈鲍洪招供杀害朱彪的当天，向缪瘸子借了个金戒箍，拿去当钱。但是查对当铺记录发现，当金戒箍是在十二日，不是案发的初九日。再次提审时，两人又说，时间久了，记不清楚。陈宝琛觉得这也是一个疑点。
第五，案发后，江宁城在缉拿凶犯，周、沈二人为什么不但不逃匿，反而还若无其事地出入街坊，先是公然嫁卖刘王氏，数日之后又从容典当金戒箍？另外，朱彪虽然把刘王氏的藏身之处告诉了周五、沈鲍洪，但并没有和他们两个人一同去过缪瘸子家交代。周沈杀死朱彪后，突然来到缪瘸子家，将刘王氏嫁卖，缪瘸子为什么不但不怀疑，还帮忙数钱？
第六，陈宝琛认为此案的动机也有问题。周五因为朱彪诱拐了刘王氏而起杀心，沈鲍洪怕被朱彪看破奸情而起杀心，两个人都想杀朱彪。为什么他们在江宁遇到朱彪后还很高兴，还商量好入伙行窃？准备行窃的时候，为什么又乘朱彪离开时，突然密谋将他杀害？况且，朱彪把刘王氏的藏身之所告诉了周五，周五马上就能找回刘王氏，仇恨应该消解才对。
除了针对案情本身的疑问外，陈宝琛觉得案子复审过程中，也有三个疑点：其一，告发真凶的李大凤并不是朱彪的近亲，而证实和州并没有薛春芳其人的曲学和、曲惠春叔侄，以及指控胡金传严刑逼供的张克友却是该案的利害相关人。他们的供词，就百分之百可信吗？李大凤要为亲戚申冤，为何不在案发当时，而是行窃被捕后才说？曲学和要为兄弟申冤，为什么四年前不站出来？
其二，许嘉福认定杀人的篾刀是他的。可是，篾刀是民间寻常物品，江南人家谁没有？他怎么就认定那是自己的刀？
其三，关键证人方小庚，只是个市井游民，四年前可以被胡金传威逼利诱，胡乱供述，今日也可能被其他人威逼利诱，反过来指控胡金传。复审的人证、物证是否可靠？
综合上面的种种疑问，陈宝琛认为，朱彪被杀一案，究竟是不是四年多前的三牌楼命案，还有待详细、认真的审理。可是，刘坤一即将卸任，又刚刚被李郁华弹劾，新任总督左宗棠到任还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案件拖延太久，恐怕节外生枝；如果案件让江苏省官员重审，又难免会受到原审势力的影响，不能还原事实真相。所以，陈宝琛奏请朝廷，派遣精通司法刑狱的钦差大臣，前往江南，重新审理光绪三年和光绪七年的这两件案子，详细梳理人证、卷宗，查明真相。
应该说，陈宝琛的奏折，说了一些有利于洪汝奎、刘坤一的话，但总体上是比较客观中立的，严格从案子本身出发，呼吁由相对超脱、独立的钦差大臣接手调查真相。慈禧太后对他的奏折也很重视，第三天，也就是十二月初八日，朝廷就命令理藩院尚书麟书、刑部侍郎薛允升为钦差大臣，火速前往江宁查办三牌楼案。
麟书、薛允升两个人不敢怠慢，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十八日就抵达江宁，开始履行职责。当时，三牌楼案已经闹得朝野皆知，东南一带更是众说纷纭。麟书、薛允升充分知道此案的敏感性，不敢掉以轻心。沿途概不见客，谢绝一切酒席礼物，并对属员严加约束。抵达江南之后，两个钦差大臣迅速建立钦差行辕，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九日，就不顾旅途劳顿，调取三牌楼全案的卷宗开始研究；第三天，正月二十日，洪汝奎、孙云锦、单之珩、严堃等人投案；从二十一日开始，钦差大臣提讯全案人犯。审讯的时候，行辕里面站堂、执行的人，都是直接从刑部带来的书吏和差役。江宁本地的差役只在外面伺候，没有一个人进入大堂。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受当地势力的影响。期间，除了新任两江总督左宗棠，来到钦差行辕进行礼节性拜访，麟书、薛允升二人和左宗棠寒暄了几句，其他官员，包括巡抚、将军、总兵，钦差行辕一概挡驾。可见，两位钦差大臣，做事相当谨慎。
光绪八年二月初九日，经过二十天紧张的工作，两位钦差向朝廷呈递了结案报告。报告认定，薛春芳就是朱彪、朱彪就是薛春芳，两起三牌楼案是同一起案子。钦差大臣肯定了刘坤一的接任，认定这是一起胡金传主导、蒙蔽洪汝奎，制造的冤案。报告还逐一回答了陈宝琛提出的六大疑点。
第一，关于死者辫子的问题。周五供认，他杀死朱彪后，看到被割断的辫子，就解下上面的辫线，接在自己辫子上，把散发丢弃在了水沟里。许嘉福、刘高氏也都证明，周五从当晚回来时，头上添了一条辫线。
第二，关于后案比前案多火钵和小尖刀的问题。周五、沈鲍洪杀死朱彪杀后，因为天气寒冷，就带上火钵烤手，随后丢弃。沈鲍洪供认，他从朱彪的裹腿布里抽出两把小尖刀，戳死朱彪后，沈鲍洪把刀藏在身上，后被刘王氏看到。刘王氏证明，她在缪瘸子家，看到沈鲍洪的袜子里藏有朱彪的小尖刀。赵高氏供认，朱彪在裹腿布里藏有尖刀，和刘王氏看到的一致。沈鲍洪担心事情败露，就把两把尖刀扔到河里去了。
第三，朱彪功夫了得，为什么任人砍杀？雪地上为什么没有践踏痕迹和血迹？沈鲍洪说，他趁朱彪不备，用力抓住他的辫子，拉倒在地上，周五迅速上前，连砍数刀。朱彪当时就不动了，沈鲍洪又拔出朱彪的小尖刀乱戳，确保朱彪毙命。所以，朱彪应该是来不及反抗，就被杀死了。同时，官府验尸之前，现场已经被围观的百姓破坏，难以确认践踏痕迹。而原验仵作供称，当日验尸时，地上是有血迹的，是他为了规避处分，没有报告。
第四，关于典当金戒箍的事。周五、沈鲍洪前后招供的日期不同，是因为时间太久了，两人记忆不清。
第五，朱彪不在，周、沈二人怎么就能嫁卖刘王氏？嫁卖之后，为什么还要借当金戒箍？原来，朱彪把刘王氏送往缪瘸子家时，就说这是周五的妻子，所以周五才能托缪瘸子把刘王氏嫁卖掉。因为有“丈夫”在场，缪瘸子又有利可图，也就不加怀疑。事后，周五因为担心事情败露，急于回家，立了婚书、没有收到银子就先借了金戒箍去典当，筹钱回家。
第六，动机问题。周五恨朱彪把刘王氏拐跑，动了杀机。沈鲍洪因为与赵高氏通奸，害怕朱彪知道后对自己不利，答应帮周五杀人。谋杀起意于周五，成于沈鲍洪。杀人的计划，也是两个人商定的。
钦差的报告还回答了其他疑点。第一，钦差曾拿来三把篾刀，让许嘉福当堂辨认，许嘉福迅速认出了凶器。许嘉福认定凶器就是自己的篾刀，是因为从祖父开始，许家祖孙三代都是用左手削篾，因此刀口手面在右。同时，他的刀是在东台县定做的，和市场面一般的篾刀不一样。篾刀用了多年，有缺口，所以能够认清楚。同时，赵高氏证明，事后许嘉福向沈鲍洪索要篾刀，沈鲍洪赔钱了事。
第二，关于方小庚有没有受到威逼利诱的问题。钦差报告认为，后案传讯方小庚是在周五等人认罪之后，而且由江苏省级官员审讯，没有威逼利诱方小庚的可能。
第三，李大凤和曲学和为什么数年之后才申冤？这是因为李大凤也是最近才得知朱彪被周五等人杀害，此前并不知道朱彪被杀，被捕后为了赎罪而主动交代；曲学和等人也是因为真凶落网，才确定曲学如是冤枉的，这才申诉的。总之，钦差报告认为光绪三年的三牌楼是冤案无疑。
朝廷认可了钦差的报告，于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公布了对三牌楼案的处理结论：周五是杀人首犯，斩立决；沈鲍洪参与杀人，绞立决。候补参将胡金传冤杀两命，情节严重，斩立决。三人都立即执行死刑。三月十四日，胡金传、周五、沈鲍洪三人被押赴刑场正法。做伪证的方小庚，虽然是受到胡金传的威逼利诱，但也应该受到惩处，因为死在了狱中，免于惩处。
当年负责此案的两淮盐运使洪汝奎，对胡金传教供、逼供等事毫无觉察；候补知县严堃，承审此案，坐视胡金传逼供、诱供，情同附和。洪汝奎、严堃，均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会审此案的候补同知单之珩、候补知县丁仁泽，交部分别议处。前两江总督沈葆桢，草率办案，对冤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已经病逝，免于惩罚。其他官员，免于处罚。应该说，朝廷对官员的处罚并不重。套用后来的话来说，朝廷对惩罚涉案官员不是目的，维护朝廷的权威才是目的。通过高调重审三牌楼案、惩处洪汝奎，朝廷已经起到了敲打地方的目的。事后，朝廷专门颁发圣旨，申戒各省慎重刑狱，并严禁武官今后参与地方司法，目的是限制地方的司法权。
洪汝奎是此案中最可惜的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因此结束，被押解新疆效力。洪汝奎到流放地后，郁郁寡欢，身体彻底垮了。不久遇赦回乡，很快就病逝了。宣统年间，两江总督端方，上奏陈述洪汝奎德政绩和功劳。朝廷也觉得洪汝奎挺可惜，追复了他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