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重臣李鸿章在评论晚晴政局时，说过一句话：“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从清末往前数三千年是商代。李鸿章的意思是：我们遇见了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新局面。其实何止是中国，近代的工业革命是全世界人类都没有遇见过的新局面，它彻底改变了全人类，从国家形态到个人的生活方式，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讲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工业革命影响传统中国史”。所以我们得先离开中国来到欧洲，从欧洲的工业革命讲起。
我要回答一个问题：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它为什么先出现在欧洲，没有出现在亚洲呢？首先，这可能和欧洲的地理环境有关。在农业时代，经商的最大困难是交通不便，唯一高效的运输方式是水运。中国虽然濒临大海，但是航海条件恶劣，沿海运输难度较大。除了海运外，中国内陆还有很多大运河，但是运河开凿成本巨大，有时还会干涸堵塞。而且相对于广阔的中国内陆，这些运河覆盖的面积仍旧有限。总体来说，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交通不便的内陆，大宗货物运输起来十分不划算。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上，除了大运河沿线（比如杭州、开封）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维持着自产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从事大规模商业的交通条件。欧洲不同，欧洲有一个面积广大的地中海，地中海水面相对比较平静，易于航行。在很早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就出现了很多商业城市。欧洲虽然和中国一样，也有大片的内陆地区，但是经济重心是不一样的。在农业时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偏内陆。在交通不便的内陆有大片的农田。但是欧洲一离开地中海沿岸，气候就没那么好了，地中海往北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草地和森林，只有地中海沿岸那一圈适合耕种。所以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是内陆，古代欧洲的经济中心是地中海沿岸。所以商业对古代中国的经济就相对没那么重要，对于古代欧洲就很重要。
前面说的是地理上的区别。除了地理因素，还有政治因素。中国古代以中央直接统辖地方的郡县制度为主，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朝廷可以对地方任意征收，很多王朝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长期分裂，每个国家的内部又实行分封制，国王和领主控制的领地很小，他们需要的很多物资就不能靠强行征收，只能依靠购买，所以必须依赖商人的存在。就算统治者厌恶商人，也不能完全消灭掉他们。
由于这些原因，古代欧洲相比古代中国，拥有了更发达的商业活动。商人们为了赚钱，什么事都愿意干。刚开始，欧洲商人靠着从东方运货，赚了很多钱。可是后来，阿拉伯国家在中亚崛起，阻断了商路。欧洲商人被迫驾船出海去寻找通往亚洲的新商路，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着地理大发现，航海家们发现了很多新土地。航海家惊喜地发现，这些新土地的原住民十分落后，他们人面对欧洲的长枪火炮毫无抵抗之力。于是，航海家们在这些新土地上拼命掠夺，他们抢劫、挖矿、开办种植园、把土著变成他们的奴隶。一时之间，大洋上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商船，运输着各种各样的商品。这些商船把殖民地的矿藏、香料和奴隶运到欧洲，又把欧洲的武器、工艺品运到殖民地。每一趟贸易都让他们大发其财。繁荣的贸易也刺激了欧洲的工厂——借助在全球往来的商船，欧洲的产品可以销往全世界，销路几乎变得无限大。只要工厂能生产出质优价廉的商品，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赚钱没有上限。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商业竞争也变得空前激烈，欧洲的商人们拼命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商人们拿出很多钱去资助科学家研究新的生产设备。比如英国的纺织业竞争特别激烈，于是很多纺织商人都投入资金改进设备，结果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各种新型的纺纱机层出不穷，技术的进步速度和农业时代相比有天壤之别。
其中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是蒸汽机的发明。蒸汽机的价值可不仅仅是“我们又多了一台新机器”这么简单。还记得我们最早在讲原始人类的时候，讲过能量的问题吗？我们说，原始人类从使用火焰到蓄养家畜、种植食物，这种种进步背后的本质，都是能量利用率的提高。我们每个人能支配的能量越多，个人的生活质量就越高，社会就越发达。在农业时代，无论生产技术怎么提高，生产的主要能源都来自于人力和畜力。古人虽然也烧柴烧煤，但是只限于烹煮取暖，所产生的价值极为有限。风车和水车在生产中的价值也很低——说白了，农业时代主要靠人的胳膊、靠牛马的双腿来创造财富，其中又以人力占大头。人类和牲畜要靠食物来获得能量，所以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大小，从根本上又是由田地的产出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土地总量是有限的，除了宋朝引入占城稻、明末清初引入南美作物那种偶然的技术进步外，土地上农作物的产量也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生产总值也有一个难以突破的上限。所以农业社会经过上千年的发展，经济总量的进步非常有限。蒸汽机的价值在于打破了这一极限。蒸汽机为人类生产引入了新的、储量惊人的能量来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后来，人类又发明了电动机，所能利用的能源又扩展到由煤炭、水坝发出的电能，再后来又有了核能。这意味着一个人所能生产、占有的财富可以远超过他的体力上限。无论是国家的经济总量，还是个人的生活质量，都因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前两本书里，我们讲过很多农业时代的政治规律，什么农业的重要性啊，什么人口的波动规律啊，什么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战争啊，到了工业时代全都不算数了。除了基本的人性不变，政治、经济规律几乎全部洗牌重来。
这是货真价实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我们简单说说到底都有哪些变化。
二
首先，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标准变了。在农业时代，生产所依赖的主要能源是人力，人口的上限又由农田的大小决定。所以农业时代的国家，人口是衡量国力大小的关键指标，农田面积是这个指标的上限。好比我们在讲三国的时候，说蜀国弱于魏国，主要依据就是蜀国的人口比魏国少，可耕种的田地面积也比魏国小。到了工业时代，生产所需的主要能源不是人力了，而是煤矿、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能源，所以煤矿、石油等能源的产量成了衡量国力的主要指标。自然能源还不能直接为人类效力，还需要通过机器把它们变成产品。机器是由钢铁制造的，所以钢铁产量也是衡量工业时代国力的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大小的标准从农田、人口变成了煤矿、钢铁产量，这也就意味着在工业时代，国家最重要的产业是工业，而不是农业。
当然，一个国家绝对离不开农业生产，人不可能不吃粮食。可是随着工业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工业生产出来的化肥、农药和机械，这些工业产品对农业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往往一个国家农业生产力有多高，主要就看工业化的水平有多高。因此国家富强的关键最后还是在工业的身上。因为衡量国力的标准从人口田地变成了煤矿钢铁，国家的强弱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很多小国土地少，人口少，在农业时代只可能是弱国。但是到了工业时代，因为它们占领了煤矿、铁矿，或者处于长途贸易的关键位置，摇身一变就成了世界强国。比如中东大部分地区都是贫瘠的沙漠，不适合农业耕种。但是因为发现了石油，今天中东已经成为世界最富的地方。再比如传统中国这种庞大的农业国家，在农业时代常年是世界最强国，但是到了近代，虽然富含矿藏却没有能力利用，结果成了谁都能欺凌的头号弱国。
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在古代史里说过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关系，到了工业时代也完全不成立了。在农业时代，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中间有一条降水线来分割。农业文明国力强而军力弱，游牧文明虽然国力弱，却因为有强大的骑兵而具有局部的军事优势。但是在工业时代，国力大小看的是工厂多少，和国家的农业模式是种田还是游牧没有关系。军队的强弱看的也不是骑兵的多少，而是坦克大炮。实际上，连“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这两个概念都不存在了。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都已经成了工业社会的附属品，区别已经不大了。
三
工业时代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革新。具体说，是铁路和电报的发明。对于商业来说，这两项革新极大地降低了经商的成本，商业的利润大大提高，长途做买卖不再是不划算的事了。更重要的是，交通技术还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结构。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内陆地区采取的都是“小农经济”，或者叫“自然经济”。也就是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都尽量自己生产。比如古代中国的农户要自己种田、自己织布、自己养牲畜，尽量不从外面买东西，因为运输成本太高，外面来的商品太贵，不划算。有了工业化生产和便利的交通，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我们今天到家门口的市场上，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全国各地生产的水果、蔬菜，因为这些物产依靠火车和高速公路，千里迢迢地运来也花不了几个钱。这样一来，一个地区也就不需要什么东西都生产了，只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就行。这个地区适合生产衣服，所有人就都去生产衣服。适合种地，就都去种地。然后再靠便利的交通互通有无，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这种地区性的分工生产，使得每一个地区都不能自给自足，都依赖和其他地区的商业联系。这就减少了地区独立的可能。比如在中国古代，一个省关上门，只要能挡得住外面的中央军，直接就能独立，没有顾虑。但到了工业时代，一个省要想独立，就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工业体系够不够完善，能不能生产钢铁？能不能生产煤矿？甚至连老百姓平时用的锅碗瓢盆你都要想好了缺不缺。否则你独立后中央一搞贸易禁运，可能人家还没打呢，你自己就先经济崩溃了。再者，交通的便利使得中央军可以很快地投放到局部地区，地方独立的军事优势也很小了。比如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全球都有它的殖民地，很多殖民地和英国本土远隔万里重洋，总督在当地军政大权一人掌握，活脱脱就是天宝年间的安禄山，可是这些总督却很少有人想到独立。古代的欧洲采用的是分封制度，王室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很差，地方上都是各自为政的小领主。但是到了工业时代，这些国家很快都变成内部统一的民族国家，分封制逐渐消失了。
工业革命还改变了社会结构。在农业时代，因为每个人能生产的能量太小，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只能限制在极低的水平上。中国古代史上所谓的“汉唐盛世”、“康乾盛世”，它们指的都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富强体现在国家的总人口多了，而不是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绝大多数百姓还是在极有限的食物、繁重的劳动和几乎为零的医疗条件下日复一日地苦熬。因为人均生活水平太差，也不可能实现全民教育。全民参政议政等现代政治的概念，在当时也就难以实现。在农业时代，富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必然要以大量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为代价。知识分子要花费很多时间读书，必然极少从事劳动生产，他们必须依靠役使劳动者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同意奴役和压迫。古希腊讲民主，但拥有民主权力的只限于男性“公民”，公民家里的奴隶是没这权力的。古代中国不少农民军队号称“均田地”、宣传人人平等，那也是老百姓你们自己跟自己平等，我们这些首领得“更平等”。得了势后，这些首领还是有仆人有丫环，还是要占有大片土地，还是得讲三纲五常。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人人平等”、“人文关怀”这些很普遍的道德观念，在农业时代是很难实现的。到了工业时代就不一样了，人们可以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却不需要剥削其他人的劳动。比如古代的富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必须得雇个丫环给他成天洗衣服——我们现在用的是电力驱动的洗衣机；雇个厨师给他做饭——我们现在可以买电力驱动的流水线上生产出的快餐和速食品；他腻歪了想消遣，还要雇几个人吹拉弹唱——我们现在有电力驱动的手机可以自动播放无数节目；他要出门，还需要雇人拉车抬轿子——我们现在有用石油和电力驱动的汽车和地铁，可以毫不费力气地满世界跑。也就是说，因为工业技术提供了更多的能源，我们今天可以过上舒适生活却不用役使他人。工业革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们更有尊严，人人平等在理论上可以实现了。
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大肆利用能量的基础上。今天人类的生活质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均消耗的能源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一但现有的能量耗尽，人类马上就会进入农业时代那种每天辛苦干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却未必能果腹的日子里。
所以教室没人的时候顺手关上灯，是在为全人类的幸福做贡献。
四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一切——从物质生活到文化思想——全都拜工业革命所赐。工业革命好处这么大，那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的第一反应恐怕是科学技术：没有蒸汽机哪来那么强大的工业？没有炼钢技术，又哪来的工厂和机器？科学技术的确很重要，但不是产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商业的发达。这是因为科学研究是个高投入、高风险的买卖。科研需要花费大笔的金钱，投入之后可能几年、几十年都没有成果，甚至很多科学家耗尽心力奋斗几十年，最后发现一开始的研究方向根本就是错的。这么大的一笔钱，谁来买单呢？在商业不发达的时代，买单的人只可能是政府或者大贵族、大地主。这虽然也能催生出科技成果，但是效率太低了。因为这些大贵族、大地主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好，家世好，和他们的能力没有多大的关系。换句话说，社会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掌握在一群笨蛋的手里，他们对哪个科学技术值得投资缺少分辨能力。而且这些人的财产既然是继承而来，自然缺乏进取的必要和勇气。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变，这世界越是一成不变他们越是开心。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财富里会有多少能用来研究科学技术呢？极少数肯投资的贵族，他们凭的也是一时的兴趣，他们缺乏动力去研究某项科技的前景和可行性，多半是因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好感而掏钱。这样一来，本就有限的投资里，又有多少打了水漂呢？那些虽有技术却笨嘴笨舌，不会吹牛皮、不会取悦贵族的科学家，他们又有谁来资助呢？在商业时代，最有钱的人从贵族变成了商人。商人投资科学的目的很简单，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在前几本书里我们说过，商业竞争有个极大的好处，叫做资源的高效分配。它能通过市场竞争，自动把资源投放到生产效率最高的行业里。在科学研究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只有那些能创造出经济效益的项目才能得到持续不断的投资。为了避免损失，商人有极大的积极性去研究各种科研项目的前景，努力分辨到底哪一个能为自己赚到更多的钱（也就意味着为人类创造出更多的福祉），哪些项目没有出路；哪些科学家真才实干，哪些人是在吹牛皮。这样一来，金钱在科学上的投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源源不断的金钱从商人的口袋里流向了最有前途的科学项目中。经济奖励又刺激了更多的人去从事科学研究，刺激更多的大学开办科学课程，最终成就了现代科技的一日千里。所以说，工业时代的伟大成就、现代的幸福生活表面上看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其实是由发达的商业造就的。
可是，想拥有发达的商业，就需要国家创造一个完善的商业制度。什么样的商业制度叫做完善呢？最重要的是公平，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权阶层。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对财产的拥有权是平等的，我通过劳动得到的财产就是我的，就算是皇帝老子也不能随便拿。因为获得财富是人们参加商业活动的根本动力，不保护财产权，就不可能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假如在一个社会里，当官的一道命令就可以把商人的财富据为己有，那谁还会好好经商呢？商人但凡有点钱，就会想办法捐个功名当官去了。
另外，公平还意味着在商业竞争的时候，每个人都不能有特权，能不能赚钱只靠你自己的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优胜劣汰，资源才能自动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否则人们都会努力获取特权，而不是好好改进生产技术了。
要做到这点，就要求司法廉洁，官员不能徇私枉法。可是自私是人的本性，无论是谁当官都有偏袒徇私的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官员的行为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无论是官员的任免还是罢黜，不能只凭上级官员的一句话，必须要由大多数百姓说了算。
然而，传统的君主制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在君主制下，没有人人平等。贵族比平民有更多的特权，国王有最大的特权。官员的任免全由皇帝和上级官员决定，不需要人民的监督。这个制度非常不公平，但是在农业时代，王公贵族占有的财富最多，就算有人不满意这种制度也没有用。到了工业时代，随着商业的高速发展，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财富——也就是力量——逐渐集中到了商人的手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提高了平民百姓的教育水平，增加了他们的业余时间，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平权的思想，有能力参与社会活动。最终，中下层人民的力量超过了君王贵族的力量，人们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又一场革命，君主制度被推翻，国家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交到了人民的手里。具体来讲，就是由人民投票选出一些政治精英（如议员），这些精英再去用商量和投票的方法来制定法律、决定国家大事。从君王贵族到普通民众都必须服从法律，任何人都不能拥有特权。这种制度称为“议会制”，如果这个国家仍旧保留了君王（但是权力很小），那么还可以称为“君主立宪制”。
在康熙二十七年，大清帝国正抬腿迈入“康乾盛世”的时候，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发生了推翻君主制度的“光荣革命”，国家的权力被交到了议会的手里。权力机构从昔日威严肃穆的皇宫变成了熙熙攘攘、吵闹不停的议会大厅。清政府在将亡之际，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群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