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对手是英国？或者说，如果中国在近代史上一定要和外国发生冲突，为什么第一个发生全面冲突的是英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因为英国是当时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一些书本习惯把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到处扩张势力、侵占殖民地的西方国家统称为“帝国主义者”，好像那些人都是一伙的。其实，那些西方国家互相之间也打得很厉害，每个国家之间几乎都有世仇。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各个国家为了抢占殖民地更是打得不可开交。后来拿破仑甚至差点把整个欧洲都统一了。这种乱打一锅粥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这时欧洲各国的内斗才告一段落，当时最大的赢家是英国，它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全天里任何一个时候太阳都会照射在自己的殖民地上，因此号称“日不落帝国”。
英国凭什么能获得胜利呢？这和它独特的扩张政策分不开。试想一下这个问题：当我们以绝对优势占领一片土地的时候，如何才能最大化我国的利益？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抢”。反正我是占领者了，这块土地上什么好我就拿什么，拿什么都不给钱，这不才是最划算的吗？一开始的西方殖民者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占领一块殖民地后就是生抢。他们抢黄金，抢矿场，都不够抢了干脆抢人口。比如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金矿和银矿。他们就从非洲抢来奴隶，逼迫他们开采金矿银矿，因此发了大财。
英国人刚开始也这么干，可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金矿银矿可抢呢？靠在殖民地役使奴隶开垦土地虽然也能赚钱，但这属于农业生产，能赚的钱有限。多亏这时英国出现了一个叫做亚当·斯密的人，他提出了一个天才的经济学理论：不要总想着压榨、奴役，而是应该给殖民地很大的权力，帮助殖民发展经济，让殖民地的百姓也有钱赚，这样做对英国的好处更大。为什么呢？这么做的结果是，在市场经济的运转下，殖民地会自动发展本地最擅长的行业，生产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英国人可以在殖民地买到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产品，那么英国消费者的利益就增加了。
另一方面，殖民地百姓的手里有钱了，英国自己生产的拳头产品也有了更大的市场，英国商人的利益也增加了。与此同时，殖民经济繁荣，殖民地政府能收到的税收也增加了。等于大家皆大欢喜。而且抢劫会导致可抢的东西越来越少，而贸易则是越发展越有钱，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也就是说，英国发现了一个富强的秘密：把尽可能多的殖民地都拉到同一个开放的市场里，这个市场里的生产者越多、生产技术越先进，英国就会越富强。
这个秘密的力量太大了，使得英国从一个贫瘠的小岛国，在短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帝国。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威力。
二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殖民地。其中亚洲最大的殖民地是“东印度公司”。早在明朝末年，英国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一开始是正经八百的商业公司，有董事，有持股人，就是一门心思在印度发展商业贸易。但是作为殖民地公司，它离不开大量的军队，既要用来压迫印度人民，也要用来同其他欧洲国家争夺利益。时间一长，东印度公司就成了殖民政府了。人的贪欲是无限的，尤其是市场竞争会最大化刺激人的贪欲。英国的商人们不满足在印度经商，他们以印度为基地，到处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其中一些人就找到了大清帝国。结果，他们碰了一鼻子灰。
蒋廷黼先生评价鸦片战争有一句名言：“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准确，在鸦片战争之前，完全可以用“忍辱负重”来形容那些同大清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对于这些年来欧洲的巨变懵然不知，他们心中的世界观还是我们在上本书里讲过的，延续几千年的旧观念：整个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中国最文明，越是远离中国的地区越落后。对于周边国家，只要肯承认中国是你的宗主国，我就允许你定期带着礼物来给我进贡。我会还给你丰厚的礼物，同时允许随行的商人做买卖，保证你能大赚一笔。这种外交模式，称为“朝贡体系”，也就是各代君王都梦想的“万国来朝”。这种外交模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外国的资金和商品，而是要把周边国家都纳入到儒家“礼”的体系中，让这些国家通过朝贡礼仪来表示臣服。所以那时负责外交事务的政府部门“理藩院”属于礼部。因为对当时的朝廷来说，外交本质上是个礼仪问题。
对于那时来中国做买卖的欧洲人，大清政府也用“朝贡体系”的思维来对待他们。尤其是像英国这种国家，在哪儿都不知道（鸦片战争开打近两年，临近结束的时候，道光皇帝才想起来问身边的人：英国面积有多大？跟中国有没有陆路可通？），这英国在我们的朝贡体系里都没挂上号，那肯定是超级蛮荒的国家了，同意你做买卖就是给了你天大的脸面，你还要平等和尊严？这闻所未闻啊。当时大清朝实行的是乾隆定下的锁国政策。明朝末年为了经济利益和打击倭寇，沿海对外贸易已经开放了。但是以乾隆为代表的清政府政府极为保守。贸易会让外国商人、传教士带来异端思想，这是清政府绝对不允许的。乾隆又认为我“天朝上国，无所不备”，我们根本没有和外国做生意的必要（瞧瞧人亚当·斯密，这见识可谓相差巨大），于是从乾隆开始，清政府施行的是“一口通商”政策。“口”是“港口”、“口岸”的意思。“一口通商”，就是全国只有一个沿海港口允许和外国人通商，这个港口就是广州，外国人要做买卖只能去广州。而且清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和政府经营的商业机构“广州十三行”做买卖，不能和其他中国商人、中国百姓接触。
前面说过，商业社会最需要的是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而这时的大清帝国，恰恰是最不自由、最不开放的市场。“广州十三行”的设置用现代的概念说，就是官府垄断经商。官府经商的结果必然是经手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好处。洋人不给官员行重贿，就不可能在中国做买卖。之前欧洲爆发了好几场革命，死了那么多人，为的不就是争取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么？而这个“一口通商”政策，生生给外国商人来了个迎头痛击，是每一个在华外商都恨不得立刻除掉的障碍。
另外，这里还有个尊严问题。“种族歧视是错误的”这个观念，是在一百多年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在鸦片战争的年代，欧洲人充满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物质文明飞速进步。大清国虽然国家有钱，但是科技落后，百姓贫困，缺少教育，官员目光狭窄，对现代文明毫无所知。白人见了打心眼里瞧不起，很多人都歧视中国人。这边清政府也半斤八两。在清政府看来，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低人一等的“夷”，连儒家礼教都不懂，野蛮得都没法儿要了，跟你们多说两句话都嫌丢人。清政府给外商制定了种种严格的规定，比如外国人只能在固定的几个月份里在广州上岸，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进入广州城，更不可能随意见到地方官员。要想办点什么事，需要先办理繁琐的手续，提交文字恭敬谦卑的申请书，批准不批准还得看官员心情。此时的中英双方都极端地瞧不起对方。这就好像两个都觉得自己很牛的壮汉，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好久了。情势到了这个份儿上，这仗打不起来还真就说不过去了。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爆发6年前，中英已经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
三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最早，英国的对华贸易是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的。具体办法是由公司领导带着手下一群商人去和中国人交易。后来有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英国人意识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发现打破垄断，放任人们去自由经营能得到更大的利润。于是在国内自由贸易者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后来就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允许民间商人随意和大清国交易。当时清政府负责对外贸易的是两广总督（同时管理广东省和广西省的地方官），在他看来，情况是这样的：
在和我们做生意的众多蛮夷中，有个叫做英吉利的小蛮夷，他们国家的商人好多都不懂我大清的规矩好讨厌。不过好在呢，英吉利派了一个大臣来统领一切商业事务，这交涉起来才方便嘛。结果有一天，英吉利告诉我们说，这个大臣即将卸任，以后英国民间的商人可以同我们自由交易，这不是太麻烦了吗？于是两广总督就给英国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再派一个“头领”过来管理商人。英国人接到这封信后，一看中国政府这不是主动要求增进官方交流吗？增进交流有助于打破贸易壁垒，这是好事啊，于是派遣了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一个叫做“律劳卑”的人。所谓“商务总监”，其实就英国政府派去和中方交涉的外交官员。临行前，英国政府嘱咐律劳卑不要跟清政府产生冲突——因为贸易第一嘛，能不打仗就不打仗，能和和平平地做买卖那多好。但是在不冲突的前提下，你还要想办法打开大清国的市场，让大清国扩大跟我们的贸易额，这才有利于帝国的经济利益。然而，这任务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当时的大清国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根本不在乎那点贸易利润。开放通商、让外国人随意贸易会影响社会稳定，又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底线。所以在“不和清政府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扩大对华贸易”的。律劳卑在出发之前，就面临着一个必输的结局。
而且这个律劳卑身为英国贵族，颇有白人的自负，觉得自己是堂堂大英帝国的官员，决不能丢了帝国的脸面。两国之间的交流，当然应该是平等往来，于是按照正常的外交惯例，一到中国就进了广州城，把一份外交文书交给了两广总督。然而，他这个举动违反了一大堆清政府的规定。清政府当时规定，没经过清政府的允许，外国人——管你什么外交官——根本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城。外国人递交给大清国的文书——管你什么外交文件——不能直接交到清政府的手里，必须经过“广州十三行”的中转。这既是因为大清看轻外夷，也是因为皇帝担心官员和外国人勾结。而且律劳卑的外交文书上用的是平等的口气，这也是大不敬，按照清朝的规矩，必须用下属对上国的谦卑语气才行。两广总督这边一看就很生气，觉得这个新派来的蛮夷小官太没规矩，比以前那些英国官员差远了。不过谅他是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没关系，可以教嘛。于是两广总督就宽宏大量地给律劳卑写了一封回信，耐心教导说小朋友你这么做不对啊，你应该这么这么办事儿啊。咱这次就既往不咎了，下次可不能再犯错误了呀。律劳卑一接到回信就怒了，觉得我大英帝国武力超过你一百倍，咱两国平等外交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怎么能这么自大？两边你来我往谁也不肯让步，双方的火都越攒越大。“律劳卑”这个名字的英文，按照现在的习惯一般翻译成“内皮尔”。当时清政府官方讨厌这人，一生气就给翻译成“律劳卑”，几个字都不是好词儿。结果律劳卑通过翻译得知了这件事，更是怒不可遏。（然而今天我们所有的中文出版物还是把他称为“律劳卑”。近百年来叫了也得有几十万遍了。这哥们儿要是知道肯定气死了。）总之，在随后的一系列外交冲突中，双方谁也不让步，都认为自己这边的军队天下无敌，一开打定叫你灰飞烟灭。
那就打呗。
因为军事实力上的绝对优势，英军两艘军舰如入无人之境，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毁掉了清政府60余座炮台。英国这边只有3人死亡，5人轻伤。两广总督大惊之后很快冷静下来，他改强攻为包围，在英国军舰进入内河后，在英军后方自沉了十几艘大船，堵住了英舰的退路。律劳卑这边也是高估了自己。这场军事冲突并不是蓄谋已久的远征，他手下只有两艘军舰，虽然无坚不摧，但是架不住中方仗着人多围而不攻。而且他是在没经过英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战（人家都明确嘱咐了“不能和清政府发生冲突”），这场战斗既无后援也拖沓不得。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在华英商分成了两部分人，一部分和他一样主张对华强硬，用大炮逼迫清政府低头。但还有不少商人只想继续赚钱做买卖。冲突一开，清方就终止了对外贸易，并且承诺一旦律劳卑离开中国，立刻恢复贸易。好多英国商人——在律劳卑看来是毫无民族立场、自私自利的“英奸”——立马用各种手段给律劳卑施压，让他停战。律劳卑一看打也打不赢，背后还一群“民族败类”在拆台，只得撤兵，随后凄凄惨惨地病死在澳门，广州贸易又恢复正常。
律劳卑事件说明两件事：第一，中英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不是鸦片贸易。即便没有鸦片贸易，双方因为贸易和尊严问题也会打起来。第二，相比尊严，贸易问题更重要。因为英国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议会的手里，议员们又大都从商业交易中获利，所以英国商人能通过议会来影响国家的政策。律劳卑是政府特派员，是“官面儿上的人”，但说话还没有在华英商好使。而商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贸易利益。当开战阻碍贸易的时候，英国商人可以让律劳卑被迫撤兵。那换句话说，当开战有利于贸易的时候，他们同样可以促使英国开战。
这就是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
四
相比贸易利益的冲突，鸦片问题只能算是导火索了。鸦片是用罂粟的果实制成。罂粟在唐宋时就已传入中国，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名贵的药物。到了明代，开始有外国人把罂粟制作成鸦片卖入中国。刚开始，鸦片主要被当成可以缓解疼痛的特效药物，没有被广泛吸食。
吸食鸦片真正流行是在清代。和土豆、玉米一样，烟草也是南美洲的特产，在明朝末年传入中国。烟草的传入使得中国人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后来人们发现，用鸦片汁浸泡过的烟叶抽起来感觉更好，鸦片这时才被当成毒品吸食。人类对新生事物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就像香烟刚出现的时候被医学界认为“有益健康”一样，鸦片刚流行的时候，也被中国人认为是一种有品位的、高雅、奢侈的享受。当时很多富人习惯在酒足饭饱之后，由侍者伺候着，举着由名贵原料制造的烟具，躺在床上慢慢享受一袋鸦片烟。抽鸦片成了上层社会炫耀财富的手段。等到清朝中后期，朝廷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开始下令禁止的时候，鸦片已经泛滥得不可收拾了。
毒品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人体对于它的依赖性远远超过了理性可控的范畴。上瘾者为了多吸一口毒品愿意放弃生活中的一切。用经济学的话说，对于上瘾者，毒品是一种“刚性需求”，无论代价多高都愿意购买。因此销售毒品能获得极高的利润，正是这个利润拯救了在华的英国商人。
鸦片在中国流行之前，英国商人在中国过得很郁闷。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产品在欧洲特别受欢迎。英国商人每年都要从中国购买大量商品。英国商人原本也有好东西能买给中国：因为有了工业化生产，英国的各种轻工业产品，也就是中国人俗称的“洋布”、“洋火”之类，质优价廉，绝对能打败中国本地的产品。可是由于“一口通商”的限制，清政府不愿意大规模采购英国产品（“天朝上国，无所不备”嘛），结果就变成了英国人只能从中国人手里买东西，不能卖东西。为了支付货款，英国人每年都要向中国支付大量的白银。中国和欧洲的银矿都很少，当时全球的白银主要来自于南美洲。西方人先通过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得到白银，再把白银运到中国，从中国购买货物。但是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几十年前，南美洲爆发独立运动，导致全球白银减产了一半左右。结果英国商人获得白银的成本暴涨，意味着在中国购买商品的价格也暴涨了。利润就是商人的命呀，日益紧俏的白银让在华英商十分苦恼，要是能通过中国海关的层层封锁，卖给中国人点什么东西，把流失的白银赚回来就好了。于是英国人想到了鸦片。
在法律上，清政府禁止鸦片进口。可是毒品的利润太大了，在利润的诱惑下，大批清朝的士兵、水手、商人都参与到鸦片贸易中。甚至很多清朝官员都热衷于鸦片走私，有的水师将领和外国商人约好，外国人每走私一万箱鸦片，就送给他几百箱鸦片用来邀功。结果这个水师将领反倒因为“缉毒有功”得到提拔。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艘英国商船在中国海域上受尽了清方刁难，因为它没有携带鸦片，也就无法给清朝官员提供额外的贿赂。
毒品的利润超大，有了鸦片走私，中英贸易形势立刻扭转，中国从白银流入改为了白银流出。英国的鸦片商人发了大财，大英帝国获得了大量硬通货。英国政府虽然表面上觉得鸦片走私不光彩，实际上却很满意，对鸦片走私基本上采取默许的态度。有了鸦片贸易的存在，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对英国商人来说，也就没那么难以忍受了。假如把中英矛盾比作一个快要爆炸的高压锅，那么鸦片贸易就是这个高压锅的出气阀，暂时缓解了双方的矛盾。
到了道光年间，清政府要关上这道阀门了。
五
在讲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我们曾说过，中国古代有一些历朝历代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人口暴涨、土地兼并、贪污腐化——朝廷的执政时间越长，这些问题积累得就越严重。道光时的清朝也是这样。在经历了之前的康乾盛世后，清朝人口暴涨、官员全面腐化，另外再加上南美的白银危机，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表现在表面上，就是各地暴乱不断，军队疲于镇压，花了大笔军费却战绩不佳，国库的收入还一天比一天少。总而言之，政务搞得是一团糟。
道光皇帝当然很恼火，但是以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学知识，他和百官都看不出经济危机背后的本质原因。当道光皇帝向群臣追问国家为什么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大臣们只找到了表面原因，报告说：这都是鸦片走私的错。当然，鸦片的确危害巨大，鸦片让白银白白流失，鸦片让农民不种田、士兵不打仗、官员不好好工作。于是道光也相信了这个解释，他认为只要把鸦片禁掉，国家各种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于是，解决鸦片一时间成了大清国的首要任务。
为此，道光皇帝专门举行了御前会议，商量这事该怎么办。清朝官员并不都是糊涂蛋，其中有不少大臣的意见还是很靠谱的。有人头脑简单，建议用极端手段禁止鸦片，不但要惩罚种植、贩卖鸦片的人，还要把吸食鸦片的人就地正法，杀了再说。此时就有人反驳说：那你怎么能分辨吸食鸦片的人呢？因为吸食鸦片缺乏证据，这个政策的结果，只能导致地方官员借机随意勒索百姓。有的大臣正确地认识到清朝贪腐的严重和政府效率的低下，承认单方面地查禁鸦片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建议道光不如承认鸦片合法化，这样鸦片就不会养肥了走私者，还会把大笔的关税交到朝廷的手里。还有人干脆建议，不如我们官方自己种植鸦片，这就能让外国人无钱可赚。但是讨论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结论。
这不是因为清朝官员太笨，而是因为毒品是个世界难题。今天发达如美国仍旧解决不好毒品问题，当年那个技术落后、贪腐成性的清政府就更解决不了这事了。但清政府也有有利条件。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好处是容易管理。毒品贸易利润巨大，鸦片一旦进入中国市场就没法控制了，但是鸦片进入中国这一步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外国商人不允许随便进入中国领土，所有人包括鸦片商人都只能在广州和澳门待着，姓字名谁在广州政府那里都有登记。甚至早在开始禁烟之前，清政府就已经掌握了鸦片商人的名单。所以在道光皇帝看来，禁烟不是不可能，大不了把所有的外国商人都赶出去嘛。
清政府的另一个软肋是吏治不行。低效、贪腐、喜欢空谈是中国古代官场一贯的特征。但是道光皇帝这次却意外地用人得当，当时负责对外事务的两广总督邓廷桢（zhēn），以及他派去的钦差林则徐都是少有的既廉洁又能干的官员，尤其是林则徐。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清朝末年和外国人交涉的那些清政府官员通常暴露的都是自大、无知的一面。仗着自己是“天朝上国”，把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根本不屑于了解外国人。这种官员是有不少，但林则徐是个例外。林则徐不仅是个难得的清官，而且办事能力很强。他认识到鸦片对吸食者有巨大的吸引力，把吸食者一刀杀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提出开设戒烟馆，把吸食者强制送到戒烟馆里，以一年为期，如果不能戒烟就施行死刑。这实际上是对吸食者采取帮助和威胁并行的方法，以今天的经验来看，也算是一种很科学的建议。林则徐还正确地认识到，贩卖鸦片的大本营在广州，而且源头是外国走私者。必须在广州同时打击国内和国外的走私者（以往大多只打击国内走私者），才能彻底剿灭鸦片。道光皇帝对林则徐非常赏识，给了林则徐包括兵权在内的极大权力，让林则徐赶快到广州办好禁烟这件事。
其实到目前为止，清朝高层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这在明君昏君参半的中国历史上，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可惜的是，时代的大趋势让所有的正确选择都变得毫无意义。林则徐和道光早就被绑在了历史车轮上，无论他们进行多么正确的选择，被碾压都是唯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