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时候，清政府的统治者一定幻想过：要是没有这些从天上掉下来的洋人，那历史将会是怎样的呢？——假如没有外国人，那历史就会按照中国古代的兴衰规律，清朝会因为人口过多、土地兼并、贪污腐化等无法克服的问题走向灭亡。而且这个时间点并不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晚多少。
追本溯源，根源在康熙制定的税赋政策那里。农业社会，决定生产力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人口和土地。中国古代社会的税收也围绕着人口和土地：一种税是人头税，所有的青壮年男子都要交税，形式为交钱和参加徭役。还有一种税是按照土地来收，就是土地税。
人头税有不少缺点：一个是不公平。同样两个人，一个是大地主，占有几万亩土地，富得流油。一个是无产百姓，没有土地，穷得吃不上饭。结果按照人头税，两个人要交的税是一样多的，这显然太不公平了。一个是不安全。人口容易流动、藏匿。古代很多地方大户都会藏匿百姓，让百姓脱离国家的户籍。这样原本应该交给国家的人头税就流到了地方豪强的手里，白白让地方做大。在吃不上饭的年代，很多百姓为了逃避人头税，还会选择当流民，到处乱跑，这既不利于生产也容易形成农民军。
因为这些原因，从明朝就开始尝试取消人头税，只收土地税。清政府政府也看到了这个政策的好处，到了康熙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如果某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了，那么增加的这部分人口不再加收人头税。到了雍正的时候，又有“摊丁入亩”，就是彻底取消人头税，把人头税都摊到土地税上来收。这意味着从此百姓以后多生孩子也不用承担赋税，于是大大刺激了人口增长。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人口增加意味着国力增强，是个大好事。但他们不知道，当人口增加到一定极限以后，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粮食开始减少，最终会导致经济崩溃。
到了乾隆后期，人口暴涨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大量百姓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很多人沦为流民、匪徒，这些人都成了潜在的造反者。从乾隆晚年开始，中国各地百姓反抗不断。清政府疲于镇压，年年都要支付巨额军费，但是年年都有造反。按照这样的趋势，即使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最后也会亡于经济崩溃之中。
第一次鸦片战争花光了道光的国库，战后还有赔款，这些负担最终都压在了百姓的身上。再加上中国各地又发生了多次自然灾害，这些苦难加在一起，把很多百姓逼到了绝境。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说，无论有没有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都会爆发。这场运动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遵守相同的规律。
二
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洪秀全从小十分自负，认为自己一定能出人头地。在那个时代，出人头地指的就是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可是洪秀全长大后，前后参加了四次考试都没有考上，这意味着他出人头地的希望基本破灭了，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当个穷酸的教书先生落魄一辈子。
在屡试不第的绝望中，洪秀全生了一场大病。病好后，他自称在生病时梦见了一个金光闪闪的老人。老人告诉洪秀全，说你身负上天之命，要来人间斩妖除魔。正好当时广州有西方传教士印刷了很多宣传基督教的中文小册子。洪秀全到广州赶考的时候顺手拿过一本，了解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粗浅知识。洪秀全便把从小册子中学来的知识和梦境结合在一起，认为梦中的老人就是上帝，自己是上帝之子，担负着杀“清妖”、在人间建立天国的神圣任务。
洪秀全从此放弃了科举考试，以上帝之子自居，开始在广东、广西一代传教，建立了“拜上帝教”。因为晚清经济危机，当时很多百姓和地方政府、地主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他们看到拜上帝教能够让自己免受地主和土匪的欺压，便踊跃加入。
随着拜上帝教的规模不断扩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7年多以后，洪秀全在广西宣布建立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同清政府公开对抗。为了表示和清政府的彻底区别，太平天国要求所有的成员都剪掉辫子，披散头发，因此被清军和普通百姓称为“长毛”。洪秀全在广西公开造反，清廷连忙数次调集军队镇压。甚至连林则徐也被派往广西平乱，只是走到半路就因病去世了。
可是如前文所述，清军承平日久、贪污严重，战斗力退化严重。大多数清军当兵是为了混饭吃，拜上帝教造反却是为了活命。用“怕死”去打“不要命”，清军的那点装备和训练优势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一些清军将领跟在鸦片战争里一样，玩起了推诿拖延的战术，带着军队跟在太平军屁股后面总保持一段距离。你说他追了么，他也追了，可每次都差上那么一点追不上。
与之相对的，是太平军所到之处队伍不断壮大。中国历史上由饥民引起的大规模战争，大多采用“运动作战”和“裹挟”的办法。具体的做法是，农民军打下一个地方后并不长久占领，而是把物资全都抢走，把愿意加入队伍的饥民全都带走，全体搬家，一起去进攻下一个地区。
这么做第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当饥民踊跃造反的时候，肯定已经出现大规模饥荒了。打仗变不出粮食来，农民军要生存下去，唯一办法是靠抢，去抢富户、去抢官府的库房。一个地方的存粮吃光了，就得转移到其他地方，再去抢新的。第二个原因是军事上的。普通百姓缺乏训练、组织涣散，面对职业军队的围剿常处于劣势。因此农民军必须发挥机动的优势——就像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民族时的优势一样——边打边走，避开官军主力，哪个郡县防守薄弱就打哪个。农民军自己没有防守的问题，官府却要分出大量的军队布防在各处关隘城镇，官军的实力因此被大大削弱了。运动作战还解决了农民军的兵源问题。农民军的主要兵源是饥民，可是古代通信和交通不便，饥民没有办法千里迢迢地投奔外地的农民军。农民军边打边走，每到一地都可以收编大量饥民。因此在王朝末年的朝廷看来，农民军非常讨厌：你分兵把守关隘、四处围追堵截，战斗节节胜利，看上去马上就要赢了，可只要给农民军留下一个口子，让它脱离了包围圈去了一个新的地区，他们马上就能恢复起来，士兵数量也恢复了，粮草物资也充盈了。官府还得重新调动军队，重新布置包围圈，又要花费大笔的军费。因此，统治者才常称农民军为“流寇”。
太平天国早期的打法也是这样，太平军在广西起事，这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之后一路向东北方向进军，打下一个地方，把当地的钱粮和百姓一裹，城池一烧，根本不去防守，全体再去打下一个城市。清军调集重兵，数次几乎要消灭掉太平军，都被太平军突围后重新壮大起来。
而且太平军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太平军每到一地不仅抢劫官府和富户，还要烧尽百姓的房屋，勒令百姓全都剃发加入队伍。这一招太狠，按照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的说法：“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房子被烧了，百姓不参加太平军就没法活下去了。那些因为房子被烧而加入太平军的百姓见了其他的百姓，出于我家已经被烧，“伊辈何独安处”的特别心理，又去主动焚烧别人的房屋，裹挟更多的百姓入伍。农民军的弱点是缺乏纪律和训练，战斗力差又难以约束。太平军便借用《周礼》中的军队模式来管理百姓。对包括妇孺在内的所有成员采用军事化管理，把儿童、老人、女性也编入到军队中。太平军的纪律非常严格，对违规者常动用重刑或处死，这虽然残忍，却是在不提高成员教育水平的前提下提高军纪最有效的办法。因此太平军杜绝了清军中常见的吸食鸦片、赌博、强奸等恶习，逃兵也少，再加上又有宗教信仰允诺牺牲者可以上天堂，战斗力反倒比清军更高。
因为以上这些优势，太平军从广西一路移动作战，一直打到了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了重镇南京。洪秀全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在这里定都。随后太平军开始向南京四周进攻，这次再打下城市就占下不走了，终于扩大了一些地盘，这才有了一个政权的样子。
三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时候，对战清政府的赢面非常大。此时天下已经是遍地叛乱，造反的不仅仅有太平天国，还有捻军、天地会（包括小刀会、红钱会、三合会、三点会）等组织。按照后人的分析，当时太平军最好的策略是全力北上攻打北京，把清政府一波推下来。次好的策略是在南方割据。南方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又有海关的收入，经济实力要比北方更强。太平军在南方割据的时间越长，相对于北方清廷的优势就越大。
然而太平天国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北上决战和巩固南方这两件事它想同时干。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同时派出了两支队伍，一支北伐攻打北京，一支西征去占领长江流域的城市。因为力量分散，结果两支部队都没有达到战略目标。
北伐的军队开始非常顺利，一路收编北方饥民和各地的捻军，最远打到了距离天津五公里的地方，直逼北京。此时的情形让人们联想到明朝末年的李自成，仿佛闯王进京、崇祯上吊的历史就要再演。当时北京城里很多大臣、富户都逃出京城，北京的商业区一片荒凉，车马费用翻了几倍。但是此时的南京正被清军大军包围，无力援助北伐军队。结果这支北伐军一直是孤军作战，在清军的重重围剿之下，到了天津时已经是强弩之末，最终没能突破清军防线，反倒因为缺乏后援而失败。最终北伐军全军覆没，两名优秀的将领被押到北京处决。另一支西征部队也不顺利，占领了一些地盘，但是没能彻底消灭清军主力，还有时刻被反攻的危险。
因为这两支部队都没有达到战略目标，太平天国失去了前期最好的机会。不过就算这样，天国也足以和清廷长期对峙。真正让天国覆灭的，是另外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领导者洪秀全太过无能。洪秀全这人传教、搞政治斗争之类的小本事还可以，一到军国大事上，才干实在平庸。举个小例子。南京统治期间洪秀全长期不问政事，却把大量时间放在了文化改革上。因为太平天国靠宗教起家，搞的是政教合一的模式。这种政权的特点是在文化上有排他性，你是我的臣民，就必须信我的宗教，其他的文化全是歪魔邪道。
从维护统治的角度讲，建立一套新文化也算是正事，可是洪秀全根本没有创造新文化的能力，最后只能进行粗鄙无聊的改进。就像王莽一样，洪秀全热衷于给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重新起名。他强行规定了一大堆古怪难记的称呼。比如某某级别官员的妻子要称为“贵娰（sì）”，某某官员的妻子要称为“贵姬”，将军的妻子称为“贵嫱（qiáng）”等等，规定了一大堆，正常人谁也记不住。他还特别喜欢规定哪些字应该避讳。我们说过，“避讳”是古代的一种文字迷信，最常见避讳的字是父辈和皇帝的名字。平时写字的时候遇到这些字都不能写，要空出来，或者找同音字代替，或者少写几个笔画。避讳是个挺烦人的事，所以有些皇帝干脆在登基以后改名，故意把名字中的常见字改成一个生僻字，为的是帮老百姓省事。最常这么干的是宋代的皇帝，清代的嘉庆和道光登基后也改了生僻字，有可能也是为了方便百姓。
对于避讳这事，很多皇帝宁可自己名字都换了，也不愿意麻烦人，结果洪秀全反其道而行之，规定了大量毫无必要的避讳，把很多他认为不好的字强行改成吉祥话。比如“战败”不能说“战败”，得说“战胜”；“丧事”不能说“丧事”得说成“喜事”；还把“魂”、“魄”等字中的“鬼”字旁一律改成“人”字旁，等等。
除了乱改文字，他还要制订自己的历法——“天历”。可是他没有任何天文学知识，只能胡乱修改，结果越改误差越大，老百姓根本没法用。因为“天历”和传统农历有误差，所以“天历”的新年和传统新年不是一天。结果他禁止老百姓过传统新年，谁违反谁就叫作“私过妖年”，要受到处罚。正经事不干，一天到晚在这些无聊的事务上寻找存在感，这像是个合格统治者的样子吗？
当然，假如太平天国的领导个个都像他这么没用，那么太平军刚一起事就会被清政府灭掉，根本不会有后面的故事。可是偏偏洪秀全手下有几个非常有能力的将领，这些将领帮助他打下了太平天国的江山，也因此埋下了天国覆灭的隐患。
四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白手起家建立一番功业的领袖，无不是领导能力极强，对属下有绝对的权威。道理很简单：在所有的政治结构中，强者独裁的效率是最高的。领导者的任何命令都可以被下属无条件的执行，不需要把力量浪费在内耗中。
太平天国的问题是，最上面的领导洪秀全能力很弱，他下面的高级将领能力却很强。在独裁制度下，这种上弱下强的管理结构是极端不平衡的，很容易导致内部夺权。假如统治者超级弱，那也好办，就像项羽灭掉他的领导楚怀王那样，下属轻而易举地把权夺了，这对政权倒也没什么损失。可洪秀全偏偏是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奇葩型人才，统治政权的本事没有，内部斗争的技术倒大过天去，结果太平天国也就劫数难逃了。
以今天的心理学来诊断，洪秀全这个人患有严重的“认知失调”。就是说，这个人内心所想的东西和客观世界严重不对应。洪秀全内心认定自己一定能出人头地，结果屡试不中，就产生了认知和客观世界的失调。认知失调会带来内心巨大的焦虑（你要是自认为是天才，结果回回考年级最后一名，你肯定也焦虑）。人的内心会自动用各种办法消除这些焦虑，比如自认为天才却考最后一名的人，他可能会给自己找理由：“学校的考试都是给笨蛋考的，考不出真正的水平”“我只是没努力，只要努力轻轻松松拿第一”之类，这样认知失调就被纠正了。洪秀全找到的办法呢，就是病中的那个梦和他拿到的基督教小册子。他自认为是上帝之子，幻想自己有巨大的使命，这样他的认知和现实才能调整过来——我现在落魄、吃苦，那是因为我注定要完成伟大的使命呀！
基督教对于洪秀全来说，其实只是个纠正认知失调的借口，他并不是真的信仰基督教，也不具备足够的基督教知识。洪秀全在妄想的时候所用的都是自己过去的知识储备，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自述在梦中的上帝是个“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留着长长胡须的老人。这哪里是《圣经》里的上帝？分明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天帝形象。后来发展拜上帝教的时候，洪秀全也没有多少基督教的知识可用，他所用的知识大都来自于中国的民间信仰。
中国老百姓都信什么呢？老百姓的信仰世界和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们在书本里谈论佛教、道教的时候，说的是一套完整的宗教理论、神灵谱系，乃至于各种玄妙的哲理。但是朴实的农民百姓才不管什么宗教理论，他们信仰一切“灵验”、一切能立刻给他们回报的东西。菩萨也信、玉皇大帝也信、关公也信、土地公公也信，乃至于狐仙、扶乩（jī）、相面、跳大神、喝香灰治病等，凡是亲朋邻里说“灵”的东西，他们都来者不拒。
所有扎根于中国民间的教门都有类似的元素。比如在清朝末年十分兴盛的白莲教，表面上看是佛教的一支，也信仰弥勒等佛教的神祇，但其实它的组织结构、宣传方式、祭拜仪式都有大量民间巫术的成分。洪秀全建立的“拜上帝教”也是一样。表面上他号称是基督教，实际上基督教只是一张外皮，骨子里全是从中国民间巫术吸取的营养。洪秀全并没有真正的神奇法术，他要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上帝之子”，一是靠写各种宣传歌谣，告诉百姓加入“拜上帝会”可以消灾避难，不加入就会有蛇咬虎伤。二是靠公开砸毁各种庙宇。那时百姓迷信，相信触怒神灵会遭各种恶报。洪秀全高调砸庙、咒骂神灵，过后毫发无伤，有些百姓就相信他真的有神力。
这些招数是挺管用的。问题是，这些把戏你能做，别人为什么就不能做？而且别人的花样比你还多。
在“拜上帝教”草创的阶段，有一次教会遇到巨大危机，洪秀全本人却远在广州。教会中一个叫做杨秀清的人抓住这个机会，玩起了“降神”的把戏。降神是中国民间巫术常用的骗人招数：施术者先召集众人，手舞足蹈一番，随后模仿神灵的举止口吻说一堆话，再大叫一声装作昏厥过去，醒来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把戏技术含量很低，却容易蒙人，所以在中国民间十分普遍，直到解放前还很常见。作家赵树理写于1943年的小说《小二黑结婚》里就描写了一位擅长降神的“仙姑”，她的段子叫做“米烂了”：说有一次她降神给村里大爷看病，胡言乱语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起来锅里还煮着米，于是趁大爷上厕所的时候，赶紧跟女儿说：“米烂了！”结果让回来的大爷听见了，从此沦为笑柄。
杨秀清是个普通的烧炭工人，他不像洪秀全那样还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还能写歌谣，杨秀清连字都不认识，所以他只能选择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降神。他第一次降神的过程十分粗鄙可笑：当着教众的面，手中拿着粗制滥造的宝剑对着空气胡乱比划，好像在大战隐形的敌人、口中还念念有词：“（妖魔）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又喊：“红眼睛，是好汉就过来，朕看你能变什么怪！”然后对身边的人说，我已经打败了清妖，你们不用再担心啦。我们看着很可笑，可是这种没文化的词语和骗术，对于底层百姓的效果反倒更好。他的降神表演震慑住一干教众，阻止了拜上帝会的分裂。
等洪秀全回到教会后，大多数教众都相信杨秀清的附体，这让洪秀全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洪秀全自己又没有真正的法力，他的威信全靠骗人的把戏得来。假如现在要拆穿杨秀清的骗术，那杨秀清自然也可以指责你是假的，大家岂不都得玩完？没有办法，洪秀全只好顺坡下驴，承认杨秀清的降神是真实的。于是，杨秀清从一名拜上帝教的普通成员，一跃成为高层人物。
此例一开，后面就麻烦了，几个月后，杨秀清的密友萧朝贵也降神了。
杨秀清是个很有野心的人，洪秀全自称是“天父（即上帝）”的二儿子，杨秀清在降神时便老实不客气地声称自己是“天父”附体，当起了洪秀全他“爹”。萧朝贵也想当个辈分高的，可该当什么才能压过洪秀全呢？“天爷”还是“天叔”？《圣经》里也没说上帝还有兄弟长辈啊。没关系，洪秀全不是说自己是“天父”的二儿子嘛，那大哥的位置还空着呀，咱让“天父”的大儿子附体不就行了！可问题是，洪秀全之所以说自己是二子而非长子，是因为《圣经》里说上帝的儿子是耶稣，洪秀全总不能说自己是耶稣吧，他得给耶稣留个位置出来。可是洪秀全千算万算，没算出自己这帮苦兄弟能多没有底线——他萧朝贵还就真声称自己是耶稣附体了！要知道，《圣经》里的《新约》中最重要的一个预言是千年后耶稣再次降临，到时候所有故去的人都会复活，天国降临人间，这个预言是基督徒最大的期盼。结果萧朝贵萧大哥在短短的3年内，就扮演了120次耶稣下凡！这要让西方虔诚的基督徒听见了，直接就吓疯了啊。萧朝贵也是个普通的烧炭工，他降神时所说的内容更加荒谬，甚至说观世音菩萨也在“天父”身边，“天父”还要耶稣和洪秀全称她为姐姐。
换句话说，拜上帝教心目中的“上帝”并非是基督教里的上帝，而是古代中国底层百姓想象中的神灵。就像相声里说老百姓想象皇帝的生活就是“葱油饼随便吃”一样，拜上帝教也把中国百姓的世界搬到了天庭里。在一次次降神的胡言乱语中，“天父”的大家庭越来越庞大。不久，“天父”的三子、四子、五子、七子、六女、女婿都在拜上帝教里现身了。甚至他们还给“天父”上帝找了个“天妈”，给“天兄”耶稣找了“天嫂”，“天兄”和“天嫂”还有五个孩子。正在罗马教堂虔诚祈祷的教皇哪能想得到，此时在地球另一端的广西偏僻小山村里，有一伙中国农民给上帝凑出了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全都下凡过起小日子来了。
五
到目前为止，拜上帝教的问题还仅仅是混乱。但想不到的是，杨秀清还是个军事和政治天才，统帅能力一流，太平军的胜利很多都要归功于杨秀清。占领了南京以后，洪秀全贪图享乐，在他的“天王府”（相当于皇宫）里常年闭门不出，国事都委托给杨秀清。再加上杨秀清还拥有“降神”的便利，这导致杨秀清成为了太平天国的真正统治者。这也就形成了前文所说“领导无能，下属很有能力”的超不稳定结构。不久，杨秀清就不再满足于久居人下，他要干掉洪秀全，自己取而代之了。
占领南京城不到一年，杨秀清就利用天父下凡的名义，斥责洪秀全苛刻对待宫女，列举洪秀全命令宫女挖水池、把怀孕的宫女踢流产等恶行，要求洪秀全宫中的四名宫女搬到自己的府中，还要打洪秀全40大板。洪秀全跪在地上忍受责骂，经过众人苦劝，最后才免于被打。这是杨秀清对洪秀全的一次示威和试探。一则向天国的高级官员们证明自己的权威，二则试探满朝文武里有多少人支持自己，有多少人支持洪秀全。此后，杨秀清多次利用“天父下凡”责骂洪秀全、整治洪秀全一派的将领。过了不到一年，杨秀清又借“天父”之口，要杨秀清在洪秀全之后“继治天下”，明确宣布要当接班人。
在占领南京三年多后，杨秀清领导太平天国获得一次辉煌的军事胜利，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自从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一直躲在宫中闭门不出。但这次杨秀清用天父下凡的名义，要洪秀全亲自来到东王府，封杨秀清及其子为“万岁主”。洪秀全也屈辱地答应了。洪秀全虽然贪图享乐，不问政事，但是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他一面对杨秀清的所有要求都顺从答应，一面秘密联络几名不顺从于杨秀清的天国将领。杨秀清亏在得意忘形又太过残酷。他居功自傲，对其他高级将领残酷无情，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当时萧朝贵已经战死，除了杨秀清外，天国最有实力的将领还有韦昌辉和石达开，其次还有秦日纲。这三个人都常年受到杨秀清的欺压。曾因为一点小事，韦昌辉的哥哥被杨秀清五马分尸。韦昌辉本人、石达开的岳父和秦日纲也都因为各种小事，被杨秀清打了数百板子。
为了便于自己控制南京，杨秀清把这三个将领都派往前线，南京城中驻扎着杨秀清的亲信兵将两万人。杨秀清本以为万事稳妥，谁知道南京城中的洪秀全悄悄给在前线的三名将领下了密诏，命他们带兵勤王。三个人里，韦昌辉和秦日纲先到，二人带领三千士兵在半夜偷偷潜入南京城，趁着夜色包围了杨秀清的府邸，随即对杨府进行大屠杀。杨府中的所有人，无论是杨秀清本人、还是他的家人、仆人、侍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屠杀干净。随后军队大肆劫掠杨府。此时南京城中还有若干忠于杨秀清的部队。为此，洪秀全和韦、秦想了个阴毒的计策。洪秀全公开下旨斥责韦、秦二人杀人太多，要在天王府的门前公开责打二人，还宣布不会株连杨秀清的党羽，要他们来观看韦、秦二人被打。
二人被打那天，果然有很多杨秀清的党羽前来观看。韦、秦二人假装被狠狠责打，围观的杨秀清党羽见了，都相信了洪秀全的诚意。这些党羽原本除了束手就擒和以死相拼外，没有别的选择。既然相信自己不会被诛杀，也就主动放下了武器，任凭关押。结果在他们全被关起来后，突然遭到了事先埋伏好的屠杀，伏兵用火枪和炸药攻击他们，所有人被诛杀殆尽。接着是全城的大搜捕，大批被认为是杨秀清一党的人，无论妇孺，都被抓住杀死，甚至连在杨府中吃过饭的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幸免。在持续几个星期的屠杀中，有数万人被杀，大量的尸体顺着江水漂出。这时石达开才赶回南京，看到南京的惨状，他责怪韦昌辉杀戮太重。已经杀红眼的韦昌辉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把石达开也杀掉。就在进入南京城的当天，石达开得到朋友的警告，立刻连夜逃跑。当时城门已经关闭，石达开翻过城墙，缒城而出。这边韦昌辉已经包围了石达开的府邸，发现石达开已经逃跑，于是杀了石达开全家和仆人泄愤，又派秦日纲去追杀石达开。
石达开跑出城去找到自己的部队，同时听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立刻带领军队回扑南京，要求洪秀全杀掉韦昌辉。韦昌辉匆忙组织军队，准备据守南京城。南京城附近有一座明代建造的“大报恩寺塔”，通体用五彩琉璃砖瓦制成，极为华丽，被当时的外国人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韦昌辉因为担心石达开的部队会从这座塔上炮击南京城，因此将这座稀世珍宝用炸药炸毁。
可是无论再怎么准备，韦昌辉的部队都难敌石达开。此时洪秀全既忌惮石达开的大军，又担心韦昌辉反噬自己，于是打算除掉韦昌辉。韦昌辉一不做二不休，带兵围攻天王府，打算先下手为强。据传说，在最危急的时刻，洪秀全让天王府里的妇女穿上男人的军服，拿着武器，举着石达开的旗子冲出天王府。韦昌辉以为石达开背着他埋伏在天王府里，大惊失色，全军溃逃。经过残酷的火并，洪秀全最终杀掉韦昌辉，进而诛杀整个韦氏宗族。洪秀全还命人把韦昌辉的尸体割成二寸见方的方块，在城中各处悬挂展览。随后，洪秀全又把秦日纲抓回来杀掉，这才安抚住石达开，暂时保持了局势的和平。以上这一大段乱七八糟的互杀事件，被后人称为“天京事变”。由于太平天国对南京的控制很严密，有关“天京事变”的第三方文献材料较少，现存各史料之间的矛盾极大，因此事变的具体细节今天还有很多争议。这里所写的只是其中一种说法，几乎每个细节史学界都有不同的看法。就大的分歧而言，有人认为并未发生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杨秀清不想谋反，是洪秀全主动要除掉杨秀清。也有人认为，除掉杨秀清、诱杀杨秀清余党都是韦昌辉的私人行为，洪秀全并不知情。也有人认为韦昌辉才是背黑锅的那个等。
无论细节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太平天国的高层之间存在严重的权力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洪秀全作为天国的最高领袖，他想要除掉杨秀清和韦昌辉，正常的做法是通过行政手段下一道命令就把问题解决了。可是两场诛杀都是通过激烈的军事冲突完成，事后又有大规模的搜捕和诛杀，又有石达开的带兵逼宫，这都说明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力结构极为不稳定，已经到了不火并就无法解决问题的地步。
“天京事变”后，天国唯一剩下的得力将领是石达开，但是经过两次血战，洪秀全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更不用说石达开还有带兵逼宫的历史问题。因此洪秀全把政务委任给他的两个无能的哥哥，让他们来压制石达开。与此同时，大血洗让石达开也没法信任洪秀全，再加上被处处怀疑压制，最终导致石达开领兵出走，他带走了自己麾下的太平天国精锐部队，向西边进军。一路辗转征战七年，最终兵败被杀。后期洪秀全一度重用弟弟洪仁玕（gān），洪仁玕跟随外国传教士学习多年，接受了西方现代化的思想。他在太平天国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中提出了同外国平等外交、发展交通、兴办邮政、开办银行等现代化措施，眼光远超同时代的中国人。然而，个别人的眼光无法改变一个时代。洪仁玕受到上层的排挤，很快就被赶出权力中心，《资政新篇》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空想。洪仁玕因为其远见卓识在近代史上常占有自己的篇幅，然而他更像是历史大河在岸边偶尔泛起的浪花，美则美矣，却和太平天国的主流背道而驰，无法左右太平天国的未来。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及衰的转折点。这场事变让天国失去了全部的高层将领，阵亡了数万将士，其中有很多人都是从广西就开始入伙的精锐部队。更可怕的是，“天京事变”引起了巨大的信任危机。洪秀全从此以后不再信任任何异姓将领，他任用的两个哥哥才能平庸至极。而那些有才干的将领，都受到不小的打压和制约。对于天国的上层领导，他们经过如此惨烈的大清洗，开始对洪秀全保持警惕，不少人寒了心。对于下层将士，他们见到原本高高在上的诸王互相火并、成了叛逆，免不了要对洪秀全的神性产生质疑——你总说自己有无上法力，为什么还能任由叛逆坐上高位？你们都号称是天父之子，是天上的兄弟姐妹，怎么还互相打打杀杀？好好的政权，因为你们内部互斗，惨死了数万将士、妇孺，这还算是什么统治者？很多人因此心灰意冷，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从此太平天国一蹶不振，幸亏后来又出现了两位天才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又遇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廷自顾不暇，天国这才勉强继续支撑了八年，最终被清军剿灭。
四
除了权力不稳外，太平天国失败的另一层原因是政策上的异想天开。洪秀全患有妄想症，他以为自己拥有改天换地的神奇能力，因此在事变之初，洪秀全就打算要建立一个和以往社会完全不同的“人间天国”。太平军所到之处，有着和整个“旧世界”划清界限的气势。他们拼命毁掉一切传统文化：烧毁佛寺、道观、孔庙，捣毁孔子牌位，焚烧《四书五经》，两部保存在江南的《四库全书》也因此被毁。进入南京后，太平天国更是掀起了大规模的禁书、毁书运动，不仅把搜刮到的图书全部销毁，而且还大杀书商和读书人，所谓“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这毁书气势真是赛过秦始皇，不让乾隆爷。
洪秀全要把现存的一切旧的知识全部抹去，建立一个新世界。可是洪秀全是人不是神，他要建立新世界不可能凭空变出来，还是要向他自己的知识储备——儒家书本——里寻找答案。于是，一个脱胎于《周礼》的《天朝田亩制度》出炉了。了解过王莽的我们都很熟悉《周礼》的社会规划：建立一个极为原始的自然经济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发达的商业，每家都有相同大小的田地，相同数量的牲畜。
我们今天知道，这种设计是完全不现实的。且不说在工业革命的大时代下，禁止商品经济是一条死路。就算在古代中国这个设计也是妄想，早在王莽改制的时候就已经证明过了。而且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比《周礼》更加极端，它禁止一切私人财物，要求留下每家必备的生活用品后，所有的财物都上交国库，又禁止一切私人交易，这更违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了。
幸好从始至终，《天朝田亩制度》都只是一个纸面上的计划，根本没有实现。只是在天国的首都南京做到了常年禁止商业活动（在城门处可进行有限的交易），但这已经对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一位到访过南京的英国人记录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八年之久，却没有见到重建的迹象，其对百姓收取的赋税比清廷高三倍，“只靠抢劫来维持生存”。有人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实现，是因为太平天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下，无暇顾及社会改革。然而我认为，就算没有战争的干扰，这个制度还是实行不下去。
因为太平天国不可能靠军事力量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太平天国以为自己烧掉了儒家的书籍，推倒了孔子的牌位，整个世界就进入新时代了，其实并没有。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们说过，所谓“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最大意义是什么？是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社会制度。古代欧洲之所以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分封制状态，原因之一是那时的经济条件有限，养不了那么多的官僚。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百姓，统治者应该照顾他们每个人的吃穿、调解民事纠纷、保护人身安全，这么大的工作量古代的欧洲政府根本完成不了，只能交给地方领主自己去管理。古代中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中国面积更大，这些事政府更完成不了。古代中国的政府职能一般最低只能到达县一级，再往下的乡村就无力管理了[7]。负责管理乡村的，是本地的地主、宗族，他们负责仲裁百姓纠纷、出资修桥补路、救济贫苦，在动乱年代还要组织乡勇保护地方。他们担负起了基层政府的职能。这本来不干太平天国什么事——面对改朝换代，地主和宗族的原则一向是：上面你爱谁统治谁统治，只要你不来抢我的粮、杀我的人，保我一方平安我就愿意同你合作。
可是在唐代出现科举考试以后，这些地主、宗族的身份出现了一点点变化：他们不单单是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地主，他们还都是受过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科举考试造成了大量的官员流动，每年都有很多官员因为退休、罢官、辞职回到家乡。这些人倚仗着过去的权势，很容易就能成为称霸家乡的大地主。另一个原因是在科举时代，读书、考试当官是个人最稳妥的出路。古代中国不讲“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官员可以利用各种特权豪夺地主的财产。所以稍有家产的人家，都拼命让孩子读书考试。久而久之，地主和知识阶层也就合二为一了。这种既有知识，又在地方上称霸一方的阶层，被称为“乡绅”。在清末，乡村的基层秩序都是由乡绅来维持的。
乡绅都是信奉儒家道德的读书人，他们的权势都来自于科举功名，现在太平天国宣布儒家都是邪教，要把这些人曾经信仰的一切价值观一夜之间毁掉，把这些人学了一辈子的知识全都清零，这些人能答应吗？这些乡绅本身也是在用儒家道德来维持基层的秩序，现在说这些道德都是胡说八道，他们还怎么维持地方秩序？如果没有他们配合太平天国的运转，那么平时维护地方秩序的琐碎工作都由谁来做？
太平天国可以在表面上给自己脱下儒服、删掉《四书五经》、天天背诵圣歌，但这些表面功夫无法改变中国以乡绅和儒家道德管理乡村的基本模式。实际上不止太平天国，后来无论是清朝维新变法还是军阀和民国政府，他们也都无力去重建中国的基层秩序。所以蒋介石虽然个人信仰基督教，但他本人还是穿着长袍马褂，还是在用“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信条去教育民众。真正能改变这一切的是中国共产党：踏踏实实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做基层工作，通过“打倒土豪劣绅”来消灭乡绅阶级，通过在每一个农村建立党组织、民兵、妇救会、工作组、农村诊所、共青团、少先队等一整套维持百姓民生的社会组织，来代替乡绅。直到这个时候，中国基层的社会制度才真正发生改变。
而洪秀全，则要因为自己不切实际的狂想付出代价：禁止儒学让他得罪了清朝的全体知识分子，失去了大量潜在的中层官员，让各地乡绅对天国的抵抗更加强烈。常年无法振兴经济，让他失去了底层百姓的支持。最后，他还失去了一个原本最有可能支持他的盟友：西方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