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开始，西方人对于太平天国很感兴趣，甚至抱有一点好感。你想，假如今天你突然听说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人起兵造反，准备一路打到华盛顿，要在美国建立一个以孔子为偶像，人人都诵读《四书五经》的儒家王朝，你在瞠目结舌之余，肯定也会对它有一点好感。更何况太平天国控制的长江流域是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地区，对外国在华利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很多西方国家都想和太平天国取得联系，探探口风，把这个新政权先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等将来天国推翻了清政府，自己国家的在华利益不就可以最大化了吗？
这些老外太天真了。我们说过，洪秀全并不是真的信仰基督教，他的主要思想还是来自于曾经读过的那些儒家书籍。因此不妨说，洪秀全的意识形态是“耶表儒里”，他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儒家的帝王。儒家瞧不起“夷狄”，洪秀全一样瞧不起外国人。在对外关系上，他其实就是翻版的清政府，他和清政府一样认为我堂堂中华乃天朝上国，外国人全都是低我一等的蛮夷。而且，他还不知道怕——他有妄想症呀！
所以西方人在洪秀全那里碰的钉子比在清廷碰到的还狠。洪秀全面对外国人采用的是居高临下的口气：恩准你们这些番邦来朝贡——我允许你们给我进贡，就这还是我“恩准”的咧！甚至太平天国将领还对外国人说，你们不是都信奉基督教吗，那我们的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所以他是“万国真主”，你们这些国家都必须服从他、帮助他。你说外国人能答应么？
退一步说，西方的政治家、商人都是见利忘义之辈，咱就不说他们了，你说西方的传教士会不会看在信仰相同的份上，对这些东方兄弟多一些好感？当然没有。在西方传教士看来，太平天国那一套上帝二儿子三嫂六妹夫之类的玩意，全是异端邪说。和外国传教士辩论教义时，杨秀清曾得意洋洋地质问外国人：你们知道上帝多高吗？肚子多大？长什么颜色的胡子？胡子多长？戴什么帽子？有几个孙子？几个孙女？耶稣原配是谁？生了几个儿子？几个女儿？都多大？外国人哪里想到这还带给上帝家查户口的啊，直接被问崩溃了。
因为信仰问题，太平天国同西方人的冲突远多于合作。太平军在攻占的城市里抓到外国教徒，都要求他们按照太平天国的仪式进行礼拜，如果外国教徒拒绝，就会受到苦役等惩罚。随着太平天国在外国人面前不断显出“天朝上国”的姿态，西方人意识到，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相比更不容易驯服。清政府已经和西方人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假如让太平天国推翻了清政府，就冲太平天国那意思，这些条约他们肯定不能继续履行。因此西方开始在这场战斗中偏向于清政府。
其中最有名的是由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自从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开放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除了军人、商人和传教士外，还有很多没有正经工作，想到东方冒险，寻找机会发财的投机客。华尔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期，太平军逼近上海。前面说了，凡是太平天国占领的地方，都要收缴一切个人财产、禁止经商、捕杀社会的中上层。因此，听到太平军要来，上海的中国商人都非常恐慌。那时西方还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保持中立，华尔却看到了机会，他向上海的中国商人建议建立一支雇佣军保护自己。中国商人被他说服，出了一大笔钱，由华尔出面招募雇佣军。
那时的西方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胆小、懦弱、自私、没有纪律，不可能成为好士兵。一开始，华尔也不相信中国人善于打仗，他招募的都是外国人——水手、逃兵之类。结果这支军队战绩并不理想，最惨的时候被太平军击溃，丢下了火炮、炮舰和一列装满了补给的火车，华尔本人也身负重伤。英国海军司令还以华尔违反了西方的中立立场为由，把他逮捕囚禁起来。后来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立场逐渐转为敌对，当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再次逼近上海的时候，英法联军决定放弃中立原则，协助清军抵挡太平天国。
华尔被放了出来，他改变原来策略，改成招募外国人当军官和教官，招募中国人当士兵，让这些中国人使用西式装备，接受西式方法训练。结果效果出奇的好，这些中国士兵的战斗力非常强，给了太平军重创。华尔在西方人中的名声并不好——前不久他还被英国海军司令逮捕来着。作为一个投机者，他既然受到清廷的高度赞扬，于是干脆放弃了美国国籍，变成清政府的臣民，穿起了清政府的服饰，还同中国富商的女儿结了婚。清政府简直如获至宝：那厢是花了无数钱财却屡战屡败的官军，这厢却有送上门来的洋人将领和洋枪部队。朝廷对华尔大加褒赏，封他为三品大员，又赏赐了大笔钱财，还把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
就在华尔如日中天，谋划更大战功的时候，他在一场战斗中被子弹击中毙命。华尔死后，常胜军由清政府和列强共同指挥。这时战争已经到了后期，清方负责管理常胜军的是李鸿章，李鸿章对常胜军既需要又忌惮，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人在经过西方军事训练后的强大战斗力。在太平天国灭亡后，李鸿章想办法遣散了常胜军，又把精锐士兵和武器装备吸收到自己的部队中，为将来训练新式军队打下基础。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二
除了内部互斗、政策失误、失去西方人支持等大问题外，太平天国的灭亡还有个次要原因：一些太平军领袖的个人品行令人难以恭维。太平天国规定所有成员不许有个人财产，必须把一切财物上交。看上去好像是个“天下为公”的公平社会，然而统治者自己的生活却十分奢靡。早在太平军刚起步的时候，刚刚打下第一个县城永安，洪秀全就迫不及待地住进了府衙，把府衙改造成门禁森严的“皇宫”，又招纳数十个女子为后妃。在南京立足后，洪秀全更是大兴土木，修建宏伟壮丽的天王府。建成后，他常年躲到天王府里闭门不出，沉浸在享乐生活里。据说他有88名嫔妃，宫女更是上千人。天国的其他上层官员如杨秀清等人的情况也是类似。
太平天国在南京城内实行绝对的财产控制，要求百姓把全部的财产上交，每月的饮食统一发放。这对于吃不上饭的百姓是一个好消息，然而发放物资的多寡和地位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官衔越高享受的物资越多，高级官员拥有的物资更是无可计数，而普通的百姓只有能勉强糊口的口粮。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里，女性一直是男人的附庸和财产。太平军对待女性的方式不太相同，一切家庭加入太平军后都要被拆开，按照性别被安排在不同的军营里，连夫妻都不能随便相会。在这种制度下，太平天国的女性不再受到家庭的管束，过上了以军营为单位的集体生活。
从表面上看，太平天国的女性地位似乎比男尊女卑的时代要高一些。然而太平天国如此安排的动机恐怕不是为了尊重女性，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榨取生产力。在天国的军营里，女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管理，有技艺的可以去缝纫织布，没有技术的必须参加挖土、伐木、运输等劳动。这些强体力劳动并非女性可以胜任，据清方的记载（当然免不了夸张和污蔑）“役使工作磨折以死者不可胜计”。天国甚至还直接驱使女性参加战争。以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提高女性地位的途径之一就是允许女性参与和男性相同的工作。但是参加劳动应该以自愿为前提，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强制劳役，性质就不同了。后期天国为了平息基层怨言，禁止婚配的规定有所松动。但是官员和平民存在等级差别，官员等级越高，拥有的女性数量就越多。平民只能拥有一个，而且谁和谁结婚是由官员指定的。古代中国女性的婚配听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当然是极大的不平等，但是好歹媒妁之言还要考虑一下“门当户对”，有的父母还能听取子女的意见。而在太平天国，完全变成了官府指定，这其实是女性地位的倒退。更不用说最高级别的权贵者不受制度的限制，可以随意搜捕女性。因为对妇女的需求量很大，太平军攻陷一地后常会掳掠女性，甚至在《百姓条例》里明文规定“所有少妇闺女俱备天王选用”，因此又带来了妇女大规模自杀，相关的记录很多，不再一一详述。
洪秀全骨子里是个传统儒生，他向往的是妻妾成群的帝王生活。他在太平天国的教育读本《幼学诗》中写道：“妻道在三从”“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讲的还是儒家的那套三从四德。对于后宫妻妾，洪秀全无比专横，动辄打骂。他为后宫女子编写了“十该打”的规定，所禁止的并非偷盗、欺骗之类的大错，而是些什么“起眼看丈夫”“问王不虔诚”“躁气不纯静”“讲话极大声”“有唤不应声”“面情不喜欢”“眼左望右”“讲话不悠然”之类的小事。甚至连茶杯、痰桶端不正都要受惩罚——“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更有甚者，“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换句话说，只要他洪秀全看着不顺眼，就可以把女子活活打死。相比之下，清廷宫女的生活也很悲惨，但是紫禁城中尚有规矩，打宫女不可以打脸。而且每个宫里还有一个负责执行家法的老太监，允许宫女去诉苦。洪秀全待宫女，真是比清廷还不如。
我们曾说过，统治者的私德和他的政治成就不能完全挂钩。天国上层贪图安逸并不是导致其覆灭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偌大江山只打下了一小半，首都常年受到清军围逼的情况下还如此热衷于享乐，这终究不是一个正常统治者应该做的。
三
大哥别笑二哥。太平天国屡屡自毁长城，清政府这边一样不好过。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道光皇帝已经去世，继位的咸丰皇帝就像他爸一样，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面对太平军所能做的不过是不断地拨钱派兵，不断撤换将领，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太平天国席卷大半个中国，清廷拿不出足够的军队同太平军处处作战。有限的部队只能做到防止太平军进攻北京，以及对南京城持续施加军事压力。对于其他地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咸丰已经无力管理，只能把防守的责任推给“团练”。所谓“团练”就是地方民兵。前面说过，古代中国的基层是由地主、宗族来维持统治秩序。当他们受到盗贼、流寇威胁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出钱招募男丁组成民兵。显然，团练属于业余武装，也就能抓几个盗贼、打打土匪，根本不可能和太平天国那样的正规军队作战。咸丰把这些地区扔给团练，其实就是撒手不管了，你们自己顶住，朝廷只能在精神上支持一下你们了。
没想到在这些团练之中，竟然出现了帝国的救星。曾国藩是个标准的儒家大臣。按照中国古代的孝道传统，官员的父母去世后，官员要暂时辞官回家三年，称为“丁忧”。咸丰要求各地大办团练的时候，曾国藩正因为丁忧，待在湖南的家里赋闲，被咸丰选中当上了40多个“团练大臣”中的一个。曾国藩是个很能动脑子的人，他清楚清廷的种种弊病，知道现有的清军已经腐烂到骨子里。要想建立强大的军队必须另起炉灶，所有的人员、训练、装备都要重新来。清军士气低，是因为士兵是终身制，军饷又低。说白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给钱还少，那谁还好好干呢？曾国藩的军队采用雇佣制，他任命自己的湖南亲友、学生为将领，再让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从贫苦农民中挑选士兵，每名士兵的薪水是普通家仆的十倍。清朝末年人口过剩，很多百姓没饭吃，曾国藩拿出重金立刻就招募到了大批肯拼命作战的士兵。这些士兵主要来自于湖南，湖南的简称是“湘”，所以这支部队就被称为“湘军”。
在组织上，曾国藩模仿了明朝末年的戚继光，用戚家军的方式组织和训练军队。又用儒家的孔孟礼教增加士兵的军纪和使命感。每个军官手下的士兵都是自己招募来的同乡，这保证了服从性和士气。曾国藩还采用优胜略汰的方式，规定哪一支部队打输了仗，这个部队就地解散。哪支部队打赢了仗，就给该部队军官更多的钱，让他招募更多的士兵。用这种办法，湘军仗打得越多，战斗力就越高。曾国藩还从西方人手里购买了一些新式枪炮，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所有这一切都挺好，唯一的问题是，打仗需要的大笔军费从哪里来？反正朝廷拿不出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把国库打得差不多了，现在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叛乱，经济负担更是史无前例。咸丰皇帝比他爸爸大方得多，国库花光了，咸丰就动用皇室的私人财产。到最后皇室财产都不够花了，咸丰命人翻检仓库，把乾隆年间铸造的金钟翻出来熔了做成金条，把皇宫中的铜器也收集起来化了做成铜钱。可是到最后钱还是不够用。到了战争后期，咸丰实在没有能力下拨军费，只能要求地方将领自己筹措资金。各地大员一看朝廷撒手不管，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开始截留税款，从原本该上交给朝廷的钱里扣下一部分当军费。
对于团练，朝廷更不可能出钱。曾国藩筹款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找支持自己的地方大员出钱，二是在各地开辟新税种。清朝原本没有商业税，曾国藩在其势力范围内设立很多关卡，对路过的商品抽税。通过这些办法，解决了军费问题。
如果你足够敏感，应该已经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头了：湘军的军费是曾国藩自己筹措的，士兵是自己招募的，将领是自己选拔的，队伍是自己训练的。那这样一支军队，不就成了曾国藩的私人军队，这曾国藩不就是历代王朝末年的军阀么？没错，湘军就是曾国藩的私人军队，曾国藩就是军阀。
尤其是曾国藩还是个汉人，汉人带重兵，这对于清政府更是危险中的危险。所以朝廷十分不信任曾国藩，咸丰一度想要解除曾国藩的军职。可是正规清军的战绩太烂，当时的局势已经到了除了湘军，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抗衡太平天国的地步。湘军除了曾国藩外，别人又指挥不动。在太平天国又获得一次大胜后，咸丰只能先顾眼前，重重提拔曾国藩，让他统领数省军务。手中有了权，曾国藩立刻大展手脚，湘军实力大增，连续数次击败太平军主力，最终以绝对优势包围了南京。
曾国藩号称善于“打呆仗”。他不像一些军事天才那样动不动转战千里，而是喜欢在战略要地安营扎寨，长期防守，等太平军主动进攻，用防守来换取军事优势，以此减少自己的伤亡。南京城城墙高大，湘军包围南京城后并不着急进攻，而是将南京城团团包围起来，用饥饿来困住太平军。包围持续了半年多，不仅城中饿殍遍野，最后连洪秀全自己都吃不上饭。洪秀全这时已经陷入妄想中不能自拔，他命令宫女在天王府中拔野草做成草团，声称这是《圣经》里记录的“甜露”，吃了可以益寿延年，自己带头食用。洪秀全因为相信自己是神灵，有病从来不看，也不吃药，此时身上已经有了重病。饥饿加上重病，让他在清军入城前就病死了。他的14岁的儿子继位成为“幼天王”。
洪秀全病死一个多月后，清军炸开了南京的城墙，攻入城中，开始疯狂地屠杀和劫掠，连普通百姓也成了被屠杀的对象，南京再次陷入到血海中。城破时，一些太平军开始在城中点火，攻入城中的清军也纷纷放火。尤其是耗费巨资修建的天王府被清军一把火烧为平地，据说是因为清军统帅曾国荃（曾国藩之弟）贪图天王府中的财宝，劫掠后故意焚烧毁灭证据。
混乱中，幼天王在将领和亲兵的保护下，换上事先准备好的清军衣服混出城外，投奔了洪仁玕率领的另一支太平军。随后这支部队也被清军击溃，幼天王从乱军中逃出，独自流浪数日，最终被擒。幼天王从4岁开始就生活在天王府里，没离开过天王府一步，极度缺乏生活常识。他天真地祈求清廷放他一条生路，说他打算将来考个秀才，还作诗说“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当然不可能了，几天以后，幼天王就被极为残忍地凌迟处死，太平天国除了还有一点余部外，算是灭亡了。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是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他手下有十几万私家军队，战斗力远远高过其他清军。他的军队控制着南方数省，掌握着这些省份的财政大权。清朝末年人口暴涨，但是所录用的官员并不多，因此有很多读书人考不上科举赋闲在家。再加上太平天国又仇视儒生，因此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参谋投入到曾国藩的麾下。剿灭太平天国又让曾国藩的声望达到顶点。换句话说，现在的曾国藩要地盘有地盘，要军队有军队，要人才有人才。他身为汉人，只要打出“驱除满人”的旗号，推翻清政府自己做皇帝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实际上，从天国降将到部属亲友，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劝他造反。
然而曾国藩深受儒学教育，他的理想是当个儒家体系里的道德模范。如果是在明末清初，儒家的政治正确是“汉夷之分”，是复兴明朝驱除清政府。但是清朝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儒化，而且搞得非常成功，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儒家道德的正统继承人，变成了“君为臣纲”里的那个“君”。在这个思想下，曾国藩恪守君臣之道才是儒家道德下的正确做法，造反是乱臣贼子的行为，这超过了曾国藩的道德底线。
其实就算曾国藩不造反，他也大可以拥兵自重，要挟朝廷封他个王爵在南方割据。这样既可以保名节，又可以当一辈子土皇帝。然而曾国藩对权力毫不留恋。在攻克南京仅仅17天后，他就决定逐步解散湘军，随后只用了9天时间，就把围攻南京城的主力部队解散了一半。因为湘军还要负担剿灭太平军余部、维持地方治安、镇压捻军等职责，还不能立刻全部撤编。后来又用了4年的时间，把湘军全部遣散完毕。
对清廷来说，曾国藩的功劳太大了。曾国藩起兵时极为不容易。他筹办湘军时正丁忧在家，身上没有官职，也就没有实权。所练的“团练”是民兵，没有编制和地位。他是在没有权力、没有名分、没有军费、没有朝廷任何支援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生生建设出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队伍。他在一线冒死奋战，数次绝望差点自杀，可身后的朝廷里还不断有人攻击他的湘军不合法，时不时在后面拆台、削弱他的力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消灭强敌，挽大厦于将倾之即，又亲自毁掉自己的基业，把到手的权力还给朝廷。曾国藩对于晚清是有再造之功的大恩人。
然而，曾国藩虽然肯激流勇退，不等于清廷能夺回对南方各省的控制权。湘军为了扩张迅速，指挥高效，采用的是分级管理的制度。就是说，曾国藩只能管理营一级的将领，营以下的官兵都是由营级将领自己招募、训练，曾国藩不管。所以湘军既是曾国藩的私人军队，这些营也都是各自将领的私人军队。湘军的营大都以家乡为单位，士兵解散后回到家乡，士兵之间，士兵和军官之间，还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湘军的军饷数倍于普通人的收入，其中还有很多人原本在军中当官。这些人回到家乡后，不少人不再安于劳动生产，他们把手中的积蓄花光后，开始寻衅滋事，很多人加入了“哥老会”等民间帮会，后来部分人甚至起兵造反。曾国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尽了手段，但是晚清的经济危机不是曾国藩一个人能解决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朝着军阀割据的深渊滑落。
四
在这篇的最后，我们多说一句，讲一个中国历史的普遍规律：到了王朝末年，当朝廷能力越来越弱，面临经济崩溃的时候，会出现权力下移的现象。
具体的过程是这样子的：随着中央政府收入降低、能力下降，中央已经无力再维持一些地区的基层秩序。这时，就会有地方上的其他力量（比如民间帮会）来自动填补政府职能的缺失，替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百姓。这些力量既然接管了政府职能，政府在基层的一些权力也就转移到它们身上。
说白了就是：谁能维持社会秩序，权力就在谁的手里。你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说一定会有地方力量接替政府职能呢？要是这个地区原本没有基层组织，那又会怎么样呢？那一定也会有老百姓站出来自动组织成一个类似的团体。其中的道理在于，维持秩序是人类社会的本能。所有人类，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为了生存，在没人维护秩序的时候，一定会自发地组织起来，自己动手维持秩序。
举个例子。外国有些黑社会靠向商家收保护费为生。从表面上看，收保护费是勒索行为：黑社会威胁商家，说你不交钱我就砸店。然而如果黑社会是长期稳定地收取保护费，那么这个保护费的本质其实商家让黑社会来维持秩序的服务费。比如外国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黑社会找商家讨要保护费，要到之后就说：“以后你这个店就是我罩着了，再有人找你的麻烦，就提我的名字。”这就是说，当地政府没有能力阻止流氓骚扰店家，没能履行维护治安的职责，黑社会来把这个工作给做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黑社会就不能只勒索钱，而不去保护商家吗？逻辑是这样子的：当政府不去维护一个地区的秩序时，这个地区就变成了无政府状态，成了谁拳头大谁就能抢到钱、混混流氓之间乱打乱杀的世界。就像原始社会里的个人为了自保，会结成部落一样，流氓们为了能在打打杀杀的世界里活下去，他们也会自发建立各种组织。这些组织之间经过互相打杀后，或者是由一家统一，或者是各家都打怕了不得不和平共处，总之早晚会稳定下来。
大家不打仗了，那干吗呢？组织首领要个人享受，底下那么多成员要每月开薪水，组织之间的互相倾轧还需要储备人手和武器，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流氓们又不愿意辛苦劳动，钱从哪来呢？抢其他劳动者，譬如抢劫商户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如果一次性把商户都抢光了，或者把人家都吓跑了，那接下来该抢谁呢？黑社会又不是农民军，不能攻城略地走哪抢哪，它们为了维持生存必须要保护本地商户的生产，然后才能持续不断地获得保护费。因此黑社会在收取保护费后，会阻止其他流氓骚扰商家、破坏生产，甚至还会主动维持商业秩序，惩治惹事的客人，帮助商家扩大经营，以便他们能收取更多的保护费。所以在收保护费的同时去维持社会秩序其实是黑社会的最优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黑社会有多好。黑社会没有制度上的制约，既不稳定又缺乏底线，被它们统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假如说政府职能扩大，有能力维持秩序了呢？那黑社会就会自动退出正当行业。因为黑社会要是再找商家收保护费，商家报警就行了。黑社会只能改去维持那些非法行业的秩序，比如色情、赌博、走私等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没法要求政府保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黑社会。
王朝末年的情况类似。当王朝经济崩溃时，压力最先压向基层：朝廷会不断增加税收；出现战乱、盗贼和灾荒时朝廷又无力保护地方，任由地方自生自灭，就像咸丰要求地方大练“团练”一样。
前面说过，古代中国的底层主要有两个阶层，乡绅和普通百姓。当经济崩溃的压力压下来时，最先承受不住的是百姓。这是因为乡绅虽然是在用儒家道德来维持乡村秩序，可是“儒表法里”，乡绅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之下还有一层私心。乡绅们当然愿意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变得更有钱、生活更舒适。在经济富足的年代，乡绅们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维持乡村的基本秩序，在灾年拯救贫苦百姓、让最穷最苦的人有饭吃不至于打砸抢烧，这样才能维持乡村的农业生产，乡绅们也能尽量多收地租。
但是在经济崩溃的年代，贫苦百姓已经没有饭吃了，上面朝廷税赋还在层层加码地压下来，乡绅们又该怎么办呢？掏出自己的存粮救济百姓，应付官府？偶尔一年两年可以，能永远填补下去吗？整个国家都入不敷出，一个地主家里的粮食能填得满吗？不去救百姓，那乡绅又该怎么办呢？振臂一呼，带领百姓反抗朝廷？也不现实。在百姓全面暴动之前，乡绅家里还有吃有喝，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身上的“功名”还是朝廷给的，为什么要放弃社会地位和家里的土地去造反呢？
所以大部分乡绅的反应，只能是坐视饥民哀嚎，自己勉力维持。可是这就意味着乡绅已经不能保证老百姓吃饱穿暖了。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提供不了，那还算什么地方秩序的维护者？老百姓只能寻找其他能保护自己的人，也就是前面说的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民间会社。这些民间会社大多充满江湖气息，成员互相称兄道弟，一家有难四方支援。挨饿生病大家凑钱帮你渡过难关，和别人有纠纷了大伙一起为你争利益。在乱世里，这样的组织老百姓怎么可能拒绝呢？
另外，有些乡绅对待乡民过于严酷，有些乡绅能力不足，无法处理当地纠纷，也会催生民间会社。太平天国的诞生就是类似的情况。最早“拜上帝会”在广西传教的时候，主要的成员是“客家人”。这些客家人是因为清廷的垦荒政策从外地搬到这里的。他们和当地人之间有激烈的矛盾，乡绅和官府偏袒当地人，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于是这些客家人就加入了“拜上帝会”寻求保护。后来那些被遣散的湘军加入“哥老会”也是类似的情况，那些官兵没吃没喝，又没法融入正常生活，乡绅也不可能白养他们，这些人就只能求助于民间自发的组织。
我们继续刚才的假设。刚才说到，假如朝廷和乡绅管理不利，那么基层就会出现各种民间会社，老百姓自己保护自己。假设社会秩序进一步恶化呢，社会压力持续不断地压向老百姓，压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会铤而走险，就会出现暴力行为。也就是流民集体抢劫富户、民间会社暴力抗税、甚至是盗贼占山为王。到了这个时候，危机就开始蔓延到乡绅阶层了。假如这时政府还是没能力维持基层秩序，那么乡绅为了自保，就要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建筑堡垒、训练民兵，这就是各式各样的乡勇、团练。这些人壮大以后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方豪强”。
假如秩序再一步恶化，已经出现太平天国、李自成那样大规模的农民军了，这些军队所到之处还伴有严重的破坏和劫掠，朝廷还是管不了。这时，如果地方上有人能自己筹钱，自己组织军队把农民军打跑，恢复社会秩序，那这些恢复秩序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军阀”。地方豪强和军阀只要能自己站得住脚，维持了自己这一块的社会秩序，那么他们就拥有了统治这个地区的权力。换句话说，军阀为什么能割据一方呢？那是因为在战乱中，政府没有能力维持地方秩序，你没尽到统治者的责任，你也就失去了统治地方的合法性。军阀能驱赶农民军，恢复地方秩序，他也就因此得到了统治该地的合法性。所以，遍地而起的军阀最容易出现在“出现席卷全国的带有劫掠性质的战争——朝廷无力抵抗——地方有效抵抗”的情况下。这就是东汉末年和唐朝末年的情况。东汉是席卷全国的“黄巾之乱”被地方势力扫平，唐末是“安史之乱”被地方扫平，随后都出现了大范围的军阀割据。
明代的李自成也席卷了半个中国，也是伴随大规模劫掠，最后也被人灭掉。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军阀，是因为灭掉李自成的不是地方势力而是清政府。清政府所到之处没有劫掠，而是力图恢复地方秩序，所以最后是清政府拥有了统治中国北方的合法权。他们在中国北方受到的反抗要比南方小很多。
清朝末年属于汉唐这一类型，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朝廷拿不出军费，让各地督抚自己去搞钱，自己去组织军队。朝廷把财政权和军权下放到省一级，也就减少了各省对朝廷的依赖。最后，北方的太平军被朝廷军扑灭，朝廷重新掌握了对北方的控制权。但是南方的太平军靠的是地方团练和督抚打败的，所以战后南方省份也就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
在太平天国覆灭以后，中国南方好几个省份的督抚可以在省内自己筹钱、自己办军队。正常情况下，国家所有的官员，直到最下面的县一级，都应该由朝廷委派。而太平天国覆灭后，很多省份中层以下官员的任命权已经到了督抚的手里。一些有实力的督抚甚至可以影响朝廷的政策，或者对朝廷命令阳奉阴违。这为清政府的覆灭埋下了最大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