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假设有一天半夜，你睡眼惺忪地起床上厕所。正揉眼睛呢，突然眼前晃过一个黑影，再定睛一瞧，黑影不见了，家里一切正常。这时候你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是咆哮“啊啊啊这世上果然有鬼存在鬼这个东西没法用物理学解释这说明物理学都是错误的牛顿全都是胡说八道我还是不要上物理课了因为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啊”，还是说“呃……我刚才一定是眼花了”呢？肯定是后者对吧。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个严重违背常识的孤立事件，我们的正常反应是在已有的知识框架下去解释这个事件，而不是把过去所有的知识全都一股脑推翻。
对于清政府来说，“中原文明远超周边文明”、“儒家道德是历史的最优解”，这些都是有史以来从没有错过的常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则是一次孤立的事件。作为正常反应，清廷并不因为这一次战败就认为整个儒家制度都不行了。清廷的反应是，这次失败只是一次偶然事件，是因为一些技术性失误导致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法基本是这样的：在开打前，前后方的官员按照过去的世界观，都认为英夷不堪一击，朝廷大军一到，夷人立马化为齑粉。等到开打以后，前线的官员先傻了，发现根本打不过。但是之前的奏折里，对皇帝的大话已经说出去了，都说英夷弱不禁风，尤其不善于陆战，你现在被英国人攻陷了炮台和城池，这你该怎么解释？聪明的官员们找到一个很合适的替罪羊：“汉奸”。我们打不过洋人的军舰，是因为有士兵和洋人约好，放一声空炮就能得一大笔钱。我们守不住城池，是因为带头攻城的不是英军而是汉奸部队。我们反攻失败，那是因为有汉奸给夷人报信。皇帝你看，原来不是我们守城不力，都是汉奸坏事！
当然败了还是败了，皇帝还是很生气。在皇帝这边看来，问题的关键是用人不当。这前线官员连区区蛮夷和汉奸都搞不定，说明他是废物啊。那我换个更厉害的大臣不就把事解决了吗？
于是皇帝撤掉前线大员，从内地和朝中选择猛将调到前线。后方大臣不知道前线的情况啊，他们出发的时候跟皇帝胸脯拍得山响：放心吧这点事儿下官我一去就搞定了。大话说完，走到前线打了几个回合……皇上！有汉奸！所以在清廷看来，打败仗就是因为两个原因，“汉奸”和“用人不当”。前线的问题是有汉奸帮助英夷。官场的问题是打仗的武将无能，和谈的文官卖国。皇帝的问题是用人不当。
这些战败原因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夷人的军队不堪一击；朝廷只要能用好官、用清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至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清政府的脑子压根没往那个方向想。
刚打完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美方给道光皇帝准备了一批礼物，包括航海地图、地球仪、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手枪、火枪、蒸汽轮船模型、蒸汽挖掘机模型，还有大量军事、地理、化学著作，甚至还有全套的《美国百科全书》。这是清方快速了解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最好机会。结果，这批珍贵的礼物被清朝官员当做“奇技淫巧”而拒绝了。一年后，俄国政府因为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800余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工艺、地理等。另有天文、地理仪器。清政府倒是收下了，但只翻译出了书名就束之高阁，没人愿意去看。
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了，但是清政府根本没有认清现实，根本没打算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和列强之间的差距。所以清廷和列强之间的矛盾其实没有解决，双方的冲突早晚还会发生。
二
道光皇帝年轻时也是个机敏果敢的人。在他31岁尚为皇子的时候，一天，有一群天理教徒手持兵刃冲入紫禁城，杀了很多太监守卫。危急时刻，道光用火枪连续打死两名试图翻墙的教徒，吓退了敌兵，避免了一场血洗皇室的惨案。为此，道光的爸爸嘉靖皇帝对他很是欣赏。但是，清朝皇帝非人的童年教育和超重的工作压力，把年轻人的锐气全都磨没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道光已经60岁了，在皇位上也干了20多年。想当年他刚登基的时候，清朝已经是遍地镇压不完的民间叛乱，他兢兢业业地维持这份家业，辛辛苦苦干了20年，结果最后跟一群听没都听说过的夷人打仗都能打到割地赔款，这破工作干得还有什么意思！
第一次鸦片战争落败后，道光对“夷务”有了逃避心理。战后有大臣给他进献西方先进的燧发枪。道光当年可是用火枪打过贼兵的人，一见这枪就爱不释手。那个大臣趁机提出仿造，道光却回答说：“卿之仿造一事，朕知必成望洋之叹也。”他想到仿造武器的麻烦，连试试都不愿意试试。可你是皇帝啊，仿造不过就是你动一下嘴皮子就行了，就这么点事，他也不愿意做。只要事情不火烧眉毛，得过且过就行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8年后，道光皇帝去世，20岁的咸丰继位。咸丰年轻，心气高，恨不得立刻就能重新夺回帝国的尊严。更何况之前打不过英夷的原因仅仅是因为用人不当，那不太简单了吗，只要皇帝能重用有才干又勇敢的大臣，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嘛！
有两件事加深了咸丰心中的这个印象。第一件事是前面说过的三元里事件。对于英方来说，三元里是一次极微不足道的冲突，事出偶然，损失不大，对于整个战争也没什么意义，英国人甚至没有给这个事件起个名字。但是这件事对于清方有重大意义。清朝官员在奏折中的思路是没有胜仗也得编出几场胜仗，烧了一艘商船就得写成干掉几艘战舰，轰走一队侦察兵那叫挫败一次强攻，而这三元里是货真价实地杀了英军，英国人还落荒而逃，怎么能不大书特书一番呢？而且从开战以来，清政府一直高额悬赏英国人的性命，那些参与了三元里战斗的乡勇巴不得夸大战绩，换取赏金。于是在上下一心的努力下，三元里的战绩被不断夸大，歼灭英军的数量从数人上升到数十、数百，其中还增加了两位有名有姓的英军将领。就这样，一场中方并没有占便宜的小规模冲突，到了清廷那里，变成了一场百姓群情激奋，给英夷造成重创的巨大胜利。这件事加重了清廷对局势的误判，让咸丰等人更加相信英夷不可怕，只要充分利用百姓的力量，打败英国人是轻轻松松的事。
第二件事是“广州入城事件”。按照《南京条约》，中国“五口通商”的五个口岸都要对外国人开放，允许外国人自由居住。条约签订后，其他四个口岸都按时开放了，只有广州出现了问题。清政府答应开放，可是广州的百姓不答应。其他几个口岸在战争前没接触过外国人，还算好。广州可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都跟外国人贸易，而且一直把外国人当成二等公民。那时候外国商人在广州行事小心翼翼，经常靠行贿送礼讨好中国人。现在夷商一夜间变成了有了领事裁判权的洋大人，广州百姓的心理落差太大了。而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曾围攻广州城，以攻城为威胁，勒索了600万元的赎城费。鸦片战争后，又因为开放了五个口岸，让广州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贸易额下降，广州商人的利益受到打击，这件事也怨到了英国人的头上。
更可恨的是英国人的暴行。相比习惯沿途劫掠的太平军，其实英军的军纪还算可以。在战争中，英方曾经处死过一些抢劫的军人，也主动维护过统治区的秩序。但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军纪本来就普遍差，再加上英国人对亚非民族的歧视心理，导致英军在中国的劣行非常多。只看英国人自己的记录就数不胜数：英军有时会割掉俘虏的辫子或者把一群人的辫子绑在一起游街。还有频繁的抢劫、殴打、强奸（但英方的记录总说强奸是印度士兵干的）、毁坏寺庙等暴行，至于抢劫百姓食物用以补给更是常态。在厦门为了报复船员被百姓殴打，英军曾焚烧了两个村庄。更不用说还发生了三元里这样引起极大民愤的事件。
鸦片战争结束后，还有一些品行恶劣的外国人仗着自己有领事裁判权的保护，在中国欺压良善。有一次，一名素来以暴虐称著的英国商人同广州小贩发生争吵，英国商人殴打了小贩，并把他拖进外国的洋行。附近的中国百姓不干了，一大群人围在洋行门口要求放人，结果外国商人开枪，打死了三名中国商人。这件事酿成了中英外交危机，最终交涉的结果是那名英国商人赔钱了事。显然，这对于习惯“杀人偿命”的中国人看来，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这种种矛盾，广州百姓对英国人有极大的民愤。道光时的两广总督曾经想履行《南京条约》的承诺，开放广州城。结果这位两广总督受到百姓的围攻，被百姓烧了衙门。总督不得不改变决定，禁止外国人入城。
于是英国人就因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和清政府僵上了。双方一致僵持了好几年，最后英国人考虑到民愤太大，就算住进广州城也太危险，于是和广州商定暂不入城，以此换来清方保证不将舟山群岛割让给除英国外的其他国家的承诺（当时盛传法国由此图谋）。在清方看来，英国人最后答应不进入广州城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证明了英国人的确怕中国的民愤。这让咸丰皇帝更加相信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激发百姓的爱国之心，消灭英国人不是问题。
三
然而，咸丰想错了。且不说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抗衡专业军队，就是咸丰相信的那个普遍的爱国之心，其实都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都知道我属于中华民族，我是中国人，我应该爱自己的祖国。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民族和国籍不是一个人天生就带来的属性吗？不是的。在古代，很多底层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民族，是哪国人。原因很简单，没有人告诉他。你要让一个人爱国，爱本民族，你先得告诉他国是什么，民族是什么。你光拿张地图指给他看，说“这是中国”，“你是中国人”这还不管用。你还得告诉他国家和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国家值得你去爱。
换句话说，爱国主义是教育出来的。中国古代可没有这样的普及教育。古代的普通百姓接受的是儒家的道德教育，传统儒家道德不讲“爱国主义”，只讲“三纲五常”，只要求百姓听父辈、族长和官府的话。而且对于普通百姓，你就算跟他讲“你要忠于朝廷，忠于皇帝”这种话也没有用，因为朝廷和皇帝离他太远了，他在生活里根本接触不到，也就不可能产生感情。他们只对自己的村落、宗族、家庭产生感情。
说白了，传统农村的底层百姓只爱自己村子，只爱自己的家。改朝换代的时候，只要没人来杀人抢劫、过度收税，底层百姓并不在乎谁是统治者，并不会觉得自己成了亡国奴。正因为这个原因，在清末的列强入侵中，我们能看到大量中国百姓和侵略者合作的例子：他们同侵略者交易，为侵略者提供食水、担负物资、指引道路。因为在这些百姓看来，只要外国人没有伤害他和他的家族，他们和外国人就没有什么仇恨，大家什么交易都可以做。外国人只要给钱，就是主顾嘛。这幅场景，正是所谓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以今天的立场看，这些人是十足的“汉奸”，当时的清政府官员也确实怒斥他们是汉奸。但是对于没有受过爱国教育的他们来说，这责任应当由清政府来负才对。
近代史上所谓的“民愤”，只有在外敌侵犯了百姓家乡、亲人的时候，才会被激起。三元里之战和广州入城事件都属于这种情况。假如英国人没有手欠去翻棺材，也没有犯下强奸的暴行，那么三元里百姓的反应恐怕会像英国人在其他地区记录的那样：在离战场很近的村庄里，村民“神情麻木地端着饭碗，吃着米饭……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正在和自己的同胞打仗。”或者像是鲁迅先生所描写的“麻木的中国人”：一群中国人事不关己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侵略者砍头。
另一个佐证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阶段的“镇江之战”。在这场战斗里，英军陆军近7000人攻打镇江，清军只有约1600人，英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最终的结果是城市被英军占领，英军39人阵亡，130人受伤，2人失踪。清军200多人阵亡，200多人受伤，70人失踪。
从数字上说，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仗。根据茅海建老师的分析，英军损失较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英军轻敌，在攻城前海军没有对城市进行炮击。而在之前的战斗里，大部分清军是在海军的炮击中逃跑的。第二个原因是，清军中有1000多人是“驻防旗兵”，他们作战极为英勇，不像其他战争中轻易溃退的清军，很多士兵战斗到最后一刻，哪怕自杀也不投降。
这是为什么呢？清政府入关以后，为了能以少数满洲士兵统治多数汉人，产生了“驻防兵”制度。就是在重要的城市里面划出一块地来，建造城墙，围成一个独立的区域，称为“满城”。在“满城”中长期驻扎一定数量的旗兵，称为“驻防旗兵”。这些旗兵起到监视汉人、威慑地方的作用。驻防旗兵大多和家属一起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时间一长，他们驻扎的城市也就成了自己的家。当时中国民间盛传英军的种种暴行，说英军一旦攻陷城市后就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因此在镇江之战中这1000多驻防旗兵才要誓死抗争，他们不是在为国战斗，而是在保护自己的家。他们完全没有退路，只剩下以死相拼这一条路。相比之下，同样在镇江之战中，那些外省来的清军一触即溃，很快就撤离了战场，基本没受到什么损失。
这就是说，晚清时普通的中国百姓和很多士兵并不会为国家去牺牲，他们只有在自己的家乡被荼毒的时候才会以死相拼。而这种保护家乡的精神只有对付像三元里那样的小规模敌人时才有用，在面对大部队劫掠的时候毫无用处，因为各个乡村之间拧不成一股绳。中国历史上大军所到之处随意劫掠屠杀的例子太多了，抢了也就抢了，屠了也就屠了，你再恨我又能怎么样？无所谓。而且列强在近代历次入侵中国的战争中，都比较注意“民心”问题，他们会入乡随俗贴出中文的“安民告示”，也会适当约束军纪、维持当地治安，甚至还帮助当地百姓剿匪。类似三元里这种激起大规模民愤的事件在侵华史上并不多见。
当然，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爱国主义，但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知识分子学的儒家道德要比普通百姓更深一层，他们被教育要“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了这个层面的读书人，才会对国家有忧患意识，才会因为国家被外敌欺凌而产生羞耻感。咸丰等清政府统治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是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精英，已经把“忠君爱国”当成理所当然的事。结果他们以己度人，以为普通百姓有和自己一样的情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咸丰将要为这个错误付出巨大的代价。
四
就在清廷为成功阻止英国人进入广州城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另一场战争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了。
人类的贪婪没有止境。签订了《南京条约》后，英国对华的鸦片出口数量翻了一倍，但是其他商品的出口量增长并不显著。英方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希望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把通商口岸从五口扩展到全中国，还想要清政府进一步降低关税、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特权。所以英国人很想重新修订《南京条约》。原本《南京条约》里没有修约的规定，但是后来清方和美国、法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12年后可以修约。英国人援引最惠国待遇，也获得了这个特权，因此在签订《南京条约》12年后，也就是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1年后，英国向清政府提出要修约。因为美法两国也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修约可以扩大他们的利益，所以修约的要求得到了美法的支持。
因为清朝过去只有广州一口通商，所以清廷规定一切外交事务都由两广总督负责。英国人就向两广总督叶名琛（chēn）提出修约要求。但是英方负责此事的驻华公使认为清方反复无常、不可信任，只有先按照合约解决入城问题，和清方的和谈才有意义，否则就算修约成功，清方下次又找个什么理由拒绝执行，这不就白折腾了吗？所以入城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英国公使多次提出要进入广州城谈判。可是对于叶名琛来说，允许英国公使进城广州城内的汹汹民意和朝廷都不会饶了他。叶名琛建议双方在广州城外的炮台或者英国军舰上谈判。对于清方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妥协和让步——你想谈咱就谈呗，这不是尽量给你创造谈判的机会了么？具体在哪谈有这么重要么？可是入城对于英方来说，是用来检验清政府是否有诚意履行合约的关键。不允许入城，英方就不打算谈判，最后两边就没能谈拢。
随后，英国人北上到其他港口，一路从福州到上海再到天津，想找这些地方的清廷官员交涉。然而清政府规定官员未经许可不能私自会见外国人，所以英国人在这些城市也没能得到回复。这些遭遇让英国人意识到，清政府压根就没打算好好履行条约。谈修约什么的毫无意义，首先还得再给清政府一个“教训”，才能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此时英国人已经有了杀心，再加上后来和叶名琛又有了其他摩擦，英国议会最终决定同清朝再次开战。法国方面也宣布参战，直接原因是不久前有一个法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传教，被当地官员处死。为此法国多次要求叶名琛代表清方道歉、赔偿，叶名琛却不加理会。
于是英法两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在英国提出修约申请两年后，也是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4个月后，英法两国完成了军事调动，大举进攻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从未反省过的清军自然还是不堪一击，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广州城，进入了这座曾经阻拦了他们多年的城市。城池陷落时，清朝官兵四散奔逃，叶名琛却独自留在总督府里，拒不逃走。于是英国人俘虏了叶名琛，对他羞辱一番，把他押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囚禁起来。一年后，叶名琛死于该地。
上一场鸦片战争打了足足两年，之所以打得这么慢，是因为一开始英军以商业国家的经验，以为封锁中国几个港口的海上贸易就会给清廷施加足够的压力。结果没想到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只要不切断南北之间的漕运，外国人攻陷多少城市朝廷都不痛不痒。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有了经验，他们在攻陷广州后决定直接北上威胁北京，让清朝的皇帝彻底清醒清醒。
北京在海上的门户是位于东南方向的大沽口，大沽口炮台扼守着海河的入海口。从大沽口进入海河，沿河而上就能来到天津。占领了天津再从陆路走不远，就能到达北京。大沽口炮台是首都的门户，是清方重点布防地区，炮台林立、防守严密。而且沿岸的水深很浅，大型舰船无法通过，因此清廷认为此处固若金汤。然而他们想不到，“夷人”的科技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军已经使用了蒸汽军舰。蒸汽船吃水量浅，可以自己行驶或者拖拽大型军舰进入清军不设防的浅水区，也能随意在内河游弋。假如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稍有反思，就能意识到“夷人”已经掌握了这种神奇的新型军舰。哪怕你没能力仿制，最起码也知道以后得在浅水区设防了吧。结果清廷就没人想过这件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蒸汽船还是一种新鲜玩意，英军只有少数几艘。等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蒸汽战船已经在舰队中占了大多数，中外之间的装备差距更大了。英法联军轻易地占领了大沽炮台，随后又沿河而上占领了天津，清廷一下子就震惊了。
咸丰皇帝没想到夷人一言不合就开打，一打就立刻打到了家门口。五年前，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兵锋直指天津，当时吓得北京城人心惶惶。现在旧景重现，而且夷人比太平军来得更快、更猛。咸丰连忙派了一名叫做“桂良”的满洲贵族，代表自己去和英法联军谈判。咸丰给桂良的指示是要他把敌军劝退，但是英法联军的大部分要求都不能答应（有伤国体嘛），做不到就提头来见。这不是扯呢么？英法联军花了那么多钱千里迢迢打过来，当然不是来跟你逗闷子的。英法联军对桂良的回复是：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必须满足，不满足分分钟就攻入北京。
这可苦了夹在中间的桂良。他的处境就相当于跟了一个特别弱的老板，可是老板自己弱鸡还不承认，还派他去跟敌人“刚”正面，刚不住了还要被砍头。这简直是天下最倒霉的差事！73岁的桂良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最后竟然向侵略者哀求，祈求对方能退一步，不然会要了他的老命。当然，侵略者并不让步。最后桂良选了一个唯一能保住性命的办法。他给咸丰皇帝献上一条“妙计”，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他说，您让我跟联军先签了合约，等敌人退兵以后，您再把我治罪，这合约就不算数了。这等于是在国际事务中耍流氓，咸丰还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因为在当时清廷的心目中，中外关系不是平等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是文明与野蛮人之间的关系。骗野蛮人有什么不对的呢，你拿个假香蕉哄骗猩猩你也没有负罪感不是？
在这种“签了也可以随时耍赖”的心态下，清廷和英法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赔款；增开沿海8个通商口岸和长江中下游的3个口岸（此时尚在太平天国的控制范围内，等到平定太平天国后开放）；持有“执照”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该执照必须由清朝地方官盖印；降低关税；公使进驻北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节。
五
在《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中，对国家利益损害最大的是赔款和降低关税，因为这是对国家主权的直接侵犯。至于开放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游历、公使进京等要求在今天看来，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行为，并不算损害国家利益。然而咸丰的看法和我们今天完全相反，赔款他不在乎，算是我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恩赏”嘛。降低关税也没关系，反正我大清以农业为本，关税多少那都是细枝末节。多开放几个口岸也无所谓，开五个也是开，开八个也是开——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在咸丰看来，最不能答应的一条竟然是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其次两条是外国人进入内地经商、游历，以及在长江沿岸通商。
公使进京怎么了？对于咸丰来说，公使进京最大的问题是，从此公使可以面见皇帝了，而且《条约》里还明确说要用“西式礼节”，也就是不跪拜——这！还！了！得！想当年马戛尔尼那么大的使团给乾隆爷祝寿，就是因为在跪拜这件事上争执不下，最后双方不欢而散。乾隆爷都没让步，到了咱咸丰朝这事怎么能答应？不可以！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咸丰的想法幼稚得令人匪夷所思。跪不跪的，不就是个面子问题吗？堂堂一国君主，怎么能把毫无意义的面子看得比国家的利益还重要呢？然而，这不是咸丰一个人的看法，而是整个清政府朝廷的看法。当听到洋人要求“公使驻京”等条件时，朝野上下一片大哗，大伙都认为这个条款万万不能答应。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清人的世界观里，中国通过上千年的动荡与和平，用了无数生命和血泪反反复复证明了一点：儒家道德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唯一手段，它一旦被破坏，朝廷就无法维持社会秩序，中国就会陷入混乱和灾难。咸丰为什么不反对开放沿海口岸，但是反对开放长江中下游的港口，反对外国人到内地游历、传教呢？因为那就意味着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而是可以深入到中国内地，向内地百姓传播异国思想。如此日积月累，破坏了儒家礼教，这不等于损害国家的根基吗？
再看“公使驻京”的问题。公使是否跪见皇帝，这在古代不光是个面子问题，还是个“礼”的问题。我们说过，儒家之所以有助于古代王朝的统治，关键在于儒家的“礼教”。中国古代社会能够从上到下保持长幼尊卑的稳定秩序，是因为人们在一遍一遍地给爹磕头、给当官磕头、给祖宗牌位磕头中固化下来的。因此，公使跪皇帝这件事，这不是面子，这是在确定“番夷”和“天朝”之间的尊卑关系，是个极为重要的外交手续。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跪拜”对于清廷，就如同“合约”对于英国人一样重要。英国是商业国家，商业活动最重视的是签订和履行契约，整个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契约文书上。甚至连国家制度都是如此——闻名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就说，社会是由人和人之间的契约组成的。按照这种思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契约：个人同意遵守法律，国家则要给个人提供安全、秩序等服务，双方都要遵守这个契约，国家才能成立。而不是像传统中国认为的那样，君君臣臣的关系是天经地义，万世不易的。所以英国在同清朝的外交中，最重视的是合约怎么写，每个字每个字都要仔细抠。人家觉得签好了这纸合同是最重要的。
但清政府完全不同，对于大清，礼教才是维持秩序的根本。所以清政府不重视合约的具体条款（在签订《南京条约》中，英国人记录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和语法，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反倒重视文件措辞、格式是否谦卑恭敬，重视互相见面到底是鞠躬还是下跪。也就是说，中英双方对跪拜、合约的不同理解，不能单纯看成是愚昧和进步的差别，本质上其实来自于两个国家秩序结构的天壤之别。
除了跪拜的问题外，清方抗拒“公使驻京”，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国际习惯，不知道“公使驻京”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公使进驻北京时会带着大量士兵（实际不能）。在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中，“番夷”只有定期朝贡的义务，绝没有带兵进驻京城的道理。按照中国过去的历史惯例，番夷带兵进京等于是在用武力监视皇宫、干涉朝政。这意味着朝廷对内丧失主权，对外失去朝贡体系的天朝地位。丧失主权云云自然是清廷无知的想象，但朝贡体系的崩溃却是真的。假如让“番夷”进驻北京，你让那些持同样世界观的亚洲国家怎么看？朝鲜、日本等周边属国还怎么臣服于你？周边地区的国家利益还怎么维持？以此种立场来看，清廷的反应其实很正常。
在听到即将“公使驻京”的消息时，很多大臣上书，痛陈“公使驻京”的危害，其中固然有担心洋人建造高楼，窥探皇宫；暗藏火炮，危害京师；“洋楼要是乱盖我们拦不住”之类的可笑猜测，但也提到了“设馆传教，去我衣冠礼乐”、“朝鲜、琉球等国，由此滋生轻慢之心”的要害问题。
至于《天津条约》里的赔款和海关税，虽然肉痛，但是没有破坏以儒家治国的根基，没有破坏朝贡体系。在清廷看来，也就成了可以首先牺牲的利益了。清廷和英法联军签订《天津条约》后，联军如约退兵，双方接下来还要到上海详细谈判海关关税到底设置多少的问题。
按照正常的顺序是，前面《条约》已经签完了，到上海是把一些条款的细则再定一下。结果咸丰皇帝这时候想起了“签完字咱还可以耍赖”这茬儿，指示参加上海谈判的大臣，非要他们重新讨论已经签订好的《天津条约》，尽全力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和长江通商等条款，甚至不惜以放弃一切海关关税，允许鸦片合法输入为代价。——听明白了么？咸丰的意思是咱以后大清宁可不收关税了，一切进口商品免税，外国货物随便冲击国内市场，放弃和外国打贸易战的最强大武器，而且毒品也随便卖，谁爱吸毒谁就吸我也不管了。这一切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你离我远点儿我不想见到你”——这是何等的胸怀！
古往今来，还从没有见过一国在谈判中主动出让如此大的利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就是当年负责谈判的桂良等大臣都觉得这个命令太疯狂了，数次上奏，强烈要求皇帝不要这么干。远的不说，单说此时的关税收入就已经占了清朝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且此时还正跟太平天国拼命打仗呢，免了海关关税，这不是要了大清国的命吗？经过好几轮激烈的争论，咸丰皇帝终于答应不提免税的事，但前提是桂良必须把“公使驻京”的条款搞定，否则“桂良等自问当得何罪！”。
于是在上海的谈判桌上，英国人见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清方大臣对商定关税、鸦片合法化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满口答应（英国人做梦都想不到，清方皇帝所指示的底线，竟然比英方提出来的还要低），却对公使驻京这最不重要的一条疯狂争取，死不松口。最后英国人一看最重要的利益都到手了，又考虑到公使常驻北京恐怕也有危险，于是同意了清方的要求。只是要求清政府把对外交涉的城市从广州改到了上海，将来各国公使也常驻上海。清廷又签了一份奉送国家利益的条约，还以为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外交胜利。
可是事情还没完。